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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8）
他把他的研究心得汇编成几部政论性的著作。1969年第一部著作《对日本的忠告》问世，其中谈论的都是市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共由十个部分组成：独立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对于政治赞助费的疑问；结局是为了自己；错误的保守合同；损失最终带给了全日本国民；没有能够满足的幻想；断崖绝壁，一种隐身草；亚洲的建设；儿童是成人的镜子。1970年第二部著作问世，书名为《黄旗的弊害》，谈了日本经济的三大问题：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二、鱼鹰捕鱼的时代；三、日本经济是胃扩张。1972年出版的《从汉民族到大和民族》更是一部煌煌巨著，专谈中日关系，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受到各届知名人士的重视，签名推荐者竟达二十一位，包括高峰秀子、中曾根康弘、五岛升、吴清源、冈本太郎、松本清张、井深大、舟桥圣一、藤山爱一郎、梅原龙之郎等。1978年又出版了《新汉民族到大和民族》，更加透彻地阐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为中日邦交正常关系的发展而大声疾呼，书中讲了五个问题：盛家和我的足迹；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似又相异的中国与日本；亚洲中的日本；给日本人的忠告。1980年又出版了《中国五千年的生活的智慧》，共分八个部分：外交的智慧；政治的智慧；教养的智慧；交际的智慧；处世的智慧；商场的智慧；博弈的智慧；健康的智慧。
这个长长的政论性的书单，居然出于一个饭店老板之手，这就不得不令人对其刮目相看。这也使得他的留园饭店，具有了“留园外交”的特殊的意义。不知中国饭店的老板中，还有没有如此“突出政治”的人物。
于是，人们就纷纷找上门来了，把他当作“国士”来看，常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及报刊记者来采访他，他亦多次接受邀请，出席各地各社团的演讲会。这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放谈”，是他1976年春节，他与中曾根康弘在留园饭店举行的一次“春节放谈”。
这次“放谈”谈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主要着眼点仍是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日美关系，美、中、苏的关系以及日本的现状与对策等等。他的“放谈”真正是实说直说，无遮无拦，时而正襟危坐，时而谈笑风生，诙谐有趣。比如讲中日关系，他说现在好比穿上了衣服而把钮扣钮错了，必须慎重地重新一粒一粒地钮好。
讲到尼克松访华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您还记得吗？1970年您到留园来，我对您说，美国人要干了，美中要握手言和了，您恐怕是半信半疑吧？这中间，还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当时带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占压倒多数的。美国人大胆、鲜明地干了一般人预料之外的事。我对美国人干的事感到钦佩的有两点：一是在越南能中途撤兵，如果换了日本人的话，一定会干到底的吧！二是中美会谈，那样错综复杂的事，一下子就解决了，实在是相当惊险的技艺！……那以后基辛格又去了北京十多次，而日本外相大平只去了一次。”讲到石油涨价之后日本人还在浪费能源时说：“……连资源丰富的欧美都在拼命努力节约资源，但日本是怎么样呢？满不在乎地浸泡在温暖的洗澡水中，心情很舒畅。去高速公路看看就知道了。我周六、日去看赛马，去中山赛马场的高速公路上，十几公里汽车成串……大概在日本有成亿的石油就这样给浪费掉了。关于自动门的事，我写了好几次了，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店铺，只要人站到门口，门也就自动开放，其实用手推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嘛，自动门总要浪费不少电力吧……一边浪费，一边吃力地赚，就像竹篮子打水一样，利用率肯定是低的。根据日本经济计划，1980年度需要买进的石油是现在的二倍，五亿吨！……”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9）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些哪里是一个饭店老板讲的话？简直是个经济部长兼外交部长的人物！
果然，他的政治使命也随之而来了。
1975年，周思来总理指示，邀请盛毓度先生全家回国参观、探亲，由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出面邀请。这显然是一次政治性的“探亲”，中日友协派专人接待，廖会长与之就加强中日双方的交往诸问题，进行了愉快的晤谈。在京期间，盛氏一家参观了各大名胜古迹和新式建筑，又赴胜利油田参观了生产现场，后来回上海探亲。在上海，他第一个亲往拜访了当年教他日语，如今已卧病在床的费老师，又把远在福建的七姑妈请回上海见面，互诉离情。那时他住锦江饭店，包了一层楼，让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住下来。大家朝夕相处，好好聚聚。闻知他衣锦还乡的老朋友们纷纷前来探望，以致于他每人只能谈几分钟，有的到他离开上海，仍未轮到，其盛况可以想见。
1986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活动。同时为该校的创办人盛宣怀重铸铜像举行揭幕仪式，特邀盛毓度及其全家回沪参与活动。盛氏欣然应邀，于6月7日偕同夫人彭菊影、长女承情、长婿荣兆蕃、外孙盛乐辉等回沪。这一次又是肩负使命，而且是更加艰巨，因为行前，已是日本首相了的中曾根在官邸接见了他四十分钟，可能是面授机宜（《东京新闻》），而一般日本大臣来会晤只谈五六分钟，可见日本方面极为重视他这次回国。在6月8日上午的上海交大的庆典活动中，他得以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同志亲切晤谈，9日下午，又出席了上海市对外联谊会主办的冷餐会，与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市长*同志同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上海及南方的活动结束后，他们一行飞往北京，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会见并宴请了他和全家人。对于这次会谈的安排，他事先特别示意陪同人员，在离开东京的时候，中曾根曾约谈了四十分钟，而一般大臣，只谈五六分钟，暗示有重要的内容相告。这次与谷牧副总理见面，在场的人越少越好，少到什么程度，由你们领导决定。并说家属不要参加，因为要谈的内容与她们无关。所以当天晚上的会谈，就局限在了很小的范围之内，然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是非常醒目而简略地报道了会见的消息。
接着，中央*部、国务院侨办、国家安全部及著名*人士，均安排了宴请和会谈。
从那以后，盛毓度一家与国内的联系日见密切，他们向上海交大闵行分校捐献一座留园宾馆，在上海交大设立了留园教育基金，又向家乡捐献了一座小学，他的妻子彭菊影女士捐献了一座幼儿园……成为资助国内教育界的有功之臣。
1993年，盛毓度先生因病在东京逝世，*同志以个人名义发来了唁电。遵照其叶落归根的遗愿，归葬上海青浦“归园”华侨公墓，墓后为碑石，墓碑两侧为墓志铭，墓地左右两根石柱上，镌刻着盛毓度先生的遗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明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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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钓鱼岛之谜（1）
徐逸说：“钓鱼岛是我的！”
1972年，当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为中日敏感话题时，盛氏家族也鬼使神差地被卷了进去，这主要是由突然冒出了个自称是盛老四的女儿的“盛毓真”，并出示一张“慈禧手谕”而引起的。
这个“盛毓真”，自称是盛老四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与一个美国女人生的，后来过继给国民党前驻加拿大大使徐淑希为女儿，所以改名徐逸。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说：由于当年慈禧太后患有风湿症，各种医药无效，而盛宣怀经营的广仁堂所监制的风湿性特效药，医好了慈禧太后的风湿病，慈禧在高兴之余，就下诏把钓鱼岛等三个小岛赏给了盛宣怀，作为采药之用，因为钓鱼岛上盛产海芙蓉（又名石苁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风湿药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因此，徐逸对记者称，她对于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屿这三个小岛，拥有所有权。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争执发生之后，她请律师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备案，要求美国承认她对钓鱼岛的所有权，后来，又到了台湾，向台湾当局就她的所有权问题备案。
这张“慈禧手谕”一出现，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美国的中文报刊及港台地区的大小报刊，一时沸沸扬扬，连篇累牍地报道、转载，甚至到处“捕捉”盛家的后代，采访、追踪报道，几乎所有的盛家毓字辈子弟都被采访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当然热闹的中心是徐逸，因为她不仅出示了“慈禧手谕”，同时出示的还有钓鱼岛的地图，和所谓盛老四在1960年写给她的一封信。
那信中说：“台湾外海有三小岛，曰钓鱼台、黄尾屿、赤屿，皆无人荒岛，见于出使琉球使者赵文楷介山公之记述。此三小岛，虽属荒岛，然盛产药草，当年吾家盛时，在烟台、沪、常（州）三处，设有广仁堂，施诊给药，远近知名。皇上以此三岛，赐与汝宗，作为采药之用，诏书就在家中，是吾家物也。家中并有图说，兹寄汝，望汝能设法前往一看。”
徐逸出示的所谓其父寄给她的钓鱼台地理图说的原文是：
钓鱼台、黄尾屿、赤屿小岛，位于台湾基隆外海，孤悬海中，向无居民，为台湾北部渔民栖息之地，虽归我家，亦仅采药，而未知经营。清末我家曾就赵介山公之副使李鼎元公之使琉球录派人步测，有图稿藏于愚斋图书馆中，民国十六年忽认盛氏产业为逆产，上海租界外之财产，全遭查封，后虽获启封，经理人员，悉已散尽矣。愚斋图书馆存稿存书，余已全部捐赠国立交通大学，即先父手创之南洋公学也，此图亦为存件之一。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出示的内容是：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来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
“诏书”上还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御赏”两枚印章。
对于此事表示格外关注的除了海外媒体外，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倒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早就把钓鱼台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起码在清朝末年时，钓鱼岛原本就已有归属了吗？既然如此，那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在什么话下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复印来复印去，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三章 钓鱼岛之谜（2）
我国的《参考消息》报鉴于海外沸沸扬扬的舆论，在1972年4月4日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题目是《台湾、盛宣怀和钓鱼台》。于是盛家的故事就与钓鱼岛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传奇意味。
专家说：“‘慈禧手谕’是假的！”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国际笑话！骗局所无法遮掩的种种漏洞，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是在1950年代初期，亲自把八百包“盛档”资料，从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界老前辈，是一生对“盛档”的整理和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的老专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原八百包“盛档”资料，经解放后的整理与合并，归为五百包。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由盛氏家人刊行为《愚斋存稿》，尚有大量未经面世的原始文电、奏稿和朋僚信函，据上海图书馆介绍，总量有十五万件），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
而且，他们从徐逸公布的“慈禧手谕”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们主要的依据是：该“手谕”注明的日期是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而对盛宣怀的称谓则是“太常寺正卿”，这就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盛宣怀是在1896年才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的，并非在1893年。也就是说，“手谕”上的时间，比盛宣怀实际被任命的时间早了三年，此为一。同时头衔也不对，他是“太常寺少卿”，而非“正卿”。这说明，此“手谕”的作伪者连盛宣怀的履历及他的官职的称呼还未弄清楚呢！这怎么能不露出“马脚”呢？怎么能“唬”得过研究有素的大陆学者呢？
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因为此事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客观上已扯到了一起，所以顾老和夏老当时就没有吭声，也没有对外发表这些看法。
大陆的学者不吭声，台湾的学者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当时那个时候早已不使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图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因而也认为那“手谕”是假的。
这么一来，就更忙坏了那些新闻记者，大家被真真假假弄得莫衷一是，于是更加起劲地“捕捉”各地的盛家后代，以探究竟。
毓邮说：“徐逸做假！”
1950年代初就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盛家毓字辈老大哥盛毓邮和二哥盛毓度，是当时盛家在世人员中年纪最大的了。当记者们找到他们时，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未听说盛家与钓鱼岛有什么关系，也从未听说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更没有听说过，他父亲还跟美国人生过孩子。对于这位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毓真妹妹”，他们是认也不好，不认也不好，拿毓邮的话来说就是：“弄得我好尴尬。”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沸沸扬扬，似已认定这个自称“毓真”的人，就是盛家的人了。然而盛家的人过去谁也没听说过此人，谁也没见过此人！ 。。
第十三章 钓鱼岛之谜（3）
尽管如此，善良的人还是暂且把她当作了盛家人相待。然而当这个“毓真妹妹”拿出所谓“爹爹给我的一封信时”，毓邮和毓度全明白了：这完全是假的！不仅字迹是假的，里面的称呼、内容、落款全都不对头！他们由此开始怀疑，持有这样一封假的“爹爹的来信”的人，能拿得出一份真的“慈禧手谕”吗？
既然盛家两位老大哥都不能证实“毓真”的身份，也不能证实钓鱼岛与盛家的关系，其他年轻一代，就更加无法证实这一切了。于是舆论界又一阵大哗。
2000年初夏笔者在东京，曾就钓鱼岛问题请教年已九十高龄的盛毓邮先生，情况就更明白了。毓老说：“我们谁都不认识她，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不过有一条，假如我家真有这么个‘慈禧手谕’的话，无论传到谁手上，也决不会传到她手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都是不瞒我的，我就从未听说有这么回事。关于那张‘慈禧手谕’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