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事情办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总算尝到了钢铁带来的一丝甘甜。
汉冶萍后来的情况确如盛宣怀估计的那样，情况一天天好转：汉阳铁厂出铁从原来的每年二三万吨，上升为十万吨以上，钢产量从一万吨左右上升为六万吨；大冶矿石从十几万吨发展为四十万吨；萍乡煤矿从二十万吨发展为六十万吨，焦炭也相应地提高了产量。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1909年，汉冶萍接到的订单猛增，铁路、桥梁、轨件均来订货，且有应接不暇之势。
1909年的中国，距辛亥革命只有两年了。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差不多一年后才回国，汉冶萍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日本人趁中国之乱，想方设法涉足汉冶萍，加上重工业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汉冶萍——这盛宣怀亲手“抱大”的心肝宝贝，直到1916年他离开人世，依旧是一块无法痊愈的心病。
第四章 力挽中国（1）
人在商界而鞭辟中枢
1900年（庚子）是百年来中国最“热闹”的年头之一。
这一年盛宣怀正在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任上，还是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老板。一般情况下，晚清政坛上的事是轮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强要政”已经把他忙得够呛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乱”日起，把他费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电报、电话、铁路等设施，一阵旋风似地刮得乱七八糟了。在眼看大局愈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必须出来“突出”一下政治了。
这年春天他接到上谕，要他去北京与聂缉槼会同总税务司赫德，照会各国公使，着手修改税则事宜，争取能够通过增加进口物品税收的办法，来对付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
这年五月，北京城里已经有义和团活动的踪迹，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义和团的揭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义和团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烧教堂、杀二毛、拔电线杆、掀翻铁路……凡是有洋人和洋货的地方，大都遭了殃。各国不断向北京发出警告，部队正在集结、进发。
要命的问题是，朝廷内部对于“抚团”还是“剿团”的立场长时间不能确定，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慈禧太后忽左忽右，久无定论，督抚大员无法作为，就使得局面越来越乱。以慈禧太后身边的几个“载”字辈的满族亲贵（即载勋、载漪、载濂、载滢，后人称之为西太后身边的“四人帮”）为基干，还有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父子、甘军首领董福祥、前任山东巡抚毓贤等，都是力主“抚团灭洋”的“好汉”；而以兵部尚书、汉族大臣徐用仪、光禄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东南一带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则是主张“剿杀拳匪”，和平解决教案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力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师夷之长，加强“新政”，壮大自己。
在此性命交关的紧急关头，老奸巨猾的军机大臣、老佛爷的心腹之臣荣禄却“生病”了，闭门不出，也就不需表态。
这种复杂的局面，精明的盛宣怀在一旁洞若观火，尤其荣禄的态度不明，使他“轧出苗头”，预感到京城将出大乱，于是赶紧收拾行囊，携带家眷，向朝廷奏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匆匆赶回上海。
盛宣怀毕竟是清廷的忠臣，他家三代受恩于清廷，在此危难时刻，必然以“执政党”的利益为重。于是，他心急火燎地飞驰函电，请求中央赶紧抓住时机，加紧围剿，勿使事态滋蔓。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报情况：“拳匪二十九、初一将涿州至卢沟桥丰台铁路车站机厂全行焚毁……”又向朝廷建议：“必须临以纪律严明之大军，方易解散了结。否则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地方受害，何止铁路！”他又向荣禄等大帅建议：“凡聚众持械，即准格杀，以免统将误会，袖手失机”；津城市教堂三处被毁，聚众不散，病在不肯杀人！”
他甚至直接电奏皇上：“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他还劝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当尽快主动将“剿拳”、“护洋”的方针照会各国事务衙门，要让他们知道，朝廷已经在派兵剿匪了，并无姑息，以堵洋人的嘴。一旦外衅内乱相因而至，大清王朝危若累卵，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是说，盛宣怀在五月初九那天的电奏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八国联军登陆入京的一幕。
第四章 力挽中国（2）
这期间，由于慈禧太后的怂恿姑息，北方的局势一发不可收。京津地区的电线杆全被拔起，电线全被拉断，北京与外界的通讯联络完全中断，琉璃河、长辛店、丰台一带的铁路也全被破坏……朝廷的圣旨只好依靠古老的“八百里快骑”往济南传送，再通过坐镇济南的袁世凯与各地联络。李鸿章这时身在广州，手段也不低，他派大儿子李经方前往济南，与袁世凯共济时艰，济南就成了临时的情报指挥中心。
北方的战火使上海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各地在上海转口的货物无法运出，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不及平时的一半，江海关的税行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已经把三艘军舰分别开到了汉口、南京和吴淞口，以防不测，还放出舆论，一旦形势需要时，英国将出兵占领江阴炮台、江南制造局以及整个吴淞地区。
盛宣怀再也坐不住了，他不断地致电长江沿线的总督大员张之洞、刘坤一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互通情报，献计献策，同时与宁、汉、沪东各国领事也频频接触，酝酿中东南地区实行“互保”，与朝廷的“抚团灭洋”政策来了个分庭抗礼。这就是说，你朝廷若弄得战火南下，对不起，我们南边要“格杀勿论”。你们要“灭洋”，由你们灭去，我们南边却要联合一起，实行“互为保护”。因为凭他的聪明，他知道清廷并无与洋人打到底的决心与实力，弄到最后，少不了又要与洋人讲和，说不定今天是“借团灭洋”，明天还会“借洋灭团”呢！后来的事实表明，盛宣怀不愧为一大战略家，他把后来的事情全预料到了。
南方的督抚思想基本统一了，可以实行“互保”，而北方的战火何时能灭？盛宣怀这时寄希望于他的老上级李鸿章。李鸿章自甲午战败后已经失势，此时在天涯海角当两广总督。他致电李鸿章，劝他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出来主持和局。而李老夫子却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他又去游说张之洞，对他说：“傅相（指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若调回北洋，内乱外衅，或可渐弥。”同一天他又致电刘坤一，希望张、刘二人以封疆重臣的资格，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回镇直隶，拯救万一。
盛宣怀这时还直接向握有兵权的荣禄直接进言，也是建议调李鸿章回京平乱：“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平心而论，荣禄对时局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对老佛爷的“抚团”政策虽不敢公开抗旨，但对于“灭洋”一条，却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东交民巷的间隙，他想法设法暗中接济外国使馆，送去西瓜、蔬菜和武器，不敢把事做绝，使得双方在谈谈打打中相持了五十多天而使馆始终未被攻下，而围攻使馆的甘军和义和团却死伤千余。当他的部下，中军分统张怀芝来到他的府邸请示，到底要不要听从端王的命令，向东交民巷里发起炮击时，他支吾其辞。张怀芝见此状更不敢自作主张了，便赖在荣府里不走，非等个准信不行。最后荣禄来个个春秋妙语：“横竖炮声一响，里边（指宫里边）也是听得见到。”张怀芝大悟，匆匆赶回城墙上，把进口的德国大炮，对准东交民巷使馆区后面的空地，重炮齐发……
第四章 力挽中国（3）
这说明在此危难之际，荣禄与盛宣怀也是英雄见英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于是同意了盛宣怀的建议，也力主调李鸿章回京。朝廷遂于7月8日，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全权大臣的资格与列强谈判。
盛宣怀赶紧电告还在广州的李鸿章：“洋兵到京尚需一月，顷商各领事，如各使尚存，除德国外，似可先议停战之法，或送中堂进大沽，或送外使到上海，彼此可商。事极急迫，务请师速到上海再筹进止。愈迟遇难，此正不待驾而行之时也！”
他仅仅一商界领袖而已，此时却在指挥李鸿章了。
“东南互保”中隔江灭火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终于发疯了，居然不顾后果，正式下诏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命各省督抚，召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在此之前还命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立即离京，否则就不负保护之责……
令下的当天，张之洞等就表示不服。李鸿章则致电盛宣怀：“乱命不可从之！”公然唱起了反调。盛宣怀则更有甚之，他驰电各地，称朝廷的这个命令是假的，因为朝廷已经被义和团所把持，要大家不要执行。同时又密呈各督抚，劝他们勿声张，勿执行，勿转发，否则酿成巨变。这时的盛宣怀真是斗胆包天，他竟敢指使各地官员抗拒朝廷的命令！
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北方已乱，现在必须保住江南的稳定。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取得了一致意见，成了串联“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洋幕僚福开森的帮助下，还草拟了与上海各国领事的“互保”条款八条。6月24日（即慈禧下令开战的第三天），张、刘二人接到了约款八条的电文，表示同意，并称赞他思虑周密。于是，才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命令上海道台余联沅，在此八条的基础上，紧急与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会商，从速订约。
于是，6月26日，长江南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北京城里火光冲天，杀气腾腾，而上海却是一派和谈景象：以上海道余联沅为首的中国方面代表团，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与列强各国驻沪的领事，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谈，签订了关于“东南互保”的条约（草约），地点在上海浙江北路的会审公堂，就是沪上老百姓讲的“新衙门”。盛宣怀以特殊身份——既非上海道，亦非长江各地督抚，更非朝廷特使，然而却是这个“东南互保”的幕后策划者，堂而皇之地也入座谈判桌旁。
经过商谈，当即通过了《东南保护条约》（即《中外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等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长江及苏杭各地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之洞允认切实加以保护，严拿匪徒……根据这一条约，又制定了《中西官议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添募巡捕，严拿流氓土棍；请各国银行照常支持钱庄业拆转输，以免钱庄倒闭，市面破坏；钞票照常使用，中外双方加以支持等等。
这些条款自然符合各国在华的利益，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而且事先都已经密议过来了，所以到了谈判桌上，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是还是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第四章 力挽中国（4）
据当天也参加会谈，并为此“互保”出过很大力气的赵凤昌（常州人，张之洞的幕僚，晚年居沪）在他的《惜阴堂笔记》中记载说，那天会谈为排座位的问题，也是颇费考虑的。会谈既然是以上海道牵头，自然由上海道余联沅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方面发言。而盛宣怀是幕后人，不属于签约人，按说位子是不便往前排的。但是，余联沅这位道台大人一向“拙于应付”，临时遇到“突发事件”是拿不出主意的。没办法，只好把盛宣怀以太常寺卿的名义硬安排在余联沅的身边，其次才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会前又与余联沅讲好，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可以及时与身边的盛宣怀商量后再作答复。
果然，会谈一开始，“突发事件”就来了。外国领事团中的领袖领事、美国人古纳率先发问：“今日各督抚与各国订立互保之约，倘若贵国大皇帝又下旨来杀洋人，你们遵办否？”的确，一周前朝廷已经下令与各国宣战了，你们南方各省难道不听吗？此语颇难应付。只见“余道即转盛踟蹰。盛告余：‘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奏明办理’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为已获谕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盛回来，深服予之先见，预与余道有约，幸渡危境。予亦极称其迅答四字之圆妙”（赵凤昌《惜阴堂笔记》）。如今看来，盛宣怀的确身手不凡，到了关键时候，该撒谎时就撒谎！
为了贯彻“东南互保”的精神，盛宣怀、张之洞和刘坤一又分别致电其他地方官员，说明这是一个委曲求全之策，要求他们务必顾全大局，一律照办。结果各地聪明的长官一致响应，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均表示全力支持，这么一来，“互保”的范围就从原来的长江一线，扩展到了苏、赣、鄂、粤、湘等十多个省。而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主和的五位大臣都被砍了头，他们是：前驻俄公使、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所谓旬日之间连诛五大臣，即是指此。
“若非汝等，安有今日！”
果然，北京的主战派“战”了没多久就打不下去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一败涂地。7月14日天津失守，一个月后北京城被攻破，慈禧太后没了咒念，方寸大乱，急忙挟天子赶紧逃命，同时一道道紧急命令发往广东，令李鸿章立马“入都议和”。
但是，洋人被砍了那么多人头，被烧了那么多洋楼，仇尚未报，气尚未消，怎么可能坐下来跟你讲和？清廷原先的牛气一时全无，只顾一道道“金牌”催李北上。李鸿章7月21日到达上海，与盛宣怀密议了两天，然后由盛宣怀电告张之洞和刘坤一，眼下只能在上海静观时局变化，北京一时还进不去。
8月24日，逃亡中的清廷生怕李鸿章搭架子不肯进京，大拍李鸿章马屁，在“全权大臣”之上又加了“便宜行事”的特权。此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已有十天，其“忿”已大泄，朝野“惩治祸首”的呼声正高，形势到了这个份上，盛宣怀乃安排李鸿章北上，认为和谈的时机差不多了。
而李鸿章要拉盛宣怀一起北上。老李毕竟年近八十，又是要面对十一国列强，他实在需要有盛宣怀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从中相助，何况与此同时，与李鸿章一起被委为“议和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专电奏调盛宣怀进京“襄办和约”。然而，南方的几员大将不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以盛宣怀“内与疆吏联络奏事，外与各领事传达意见，商量止兵，斡旋危机”，无出盛宣怀右者为由，驰电坚请“请毋北辕”。张之洞也来电：“北可无公，南不可无公！”，也反对盛宣怀北上，希望他仍留在南方暗中主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