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各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也充满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走进四合院，就像步入了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北京的四合院的建筑有其独特之处，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而建，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３正２耳共５间，东、西房各３间，南屋不算大门４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生动诙谐地体现了老北京居民四合院中的典型风景。
北京四合院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一般用砖木建筑，房架子的檩、柱、梁以及门窗等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梁柱门窗在房子建好后都要用油漆彩画。这样一来，北京四合院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缤纷。四合院的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北京四合院的建设不仅是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在古代还起到了方便生活的作用。北京地处我国北部，冬季非常寒冷，四合院内的居民在冬季均睡火炕，炕前一个陷入地下的煤炉，炉中生火。土炕内空，火进入炕洞，炕床便被烤热，人睡热炕上，顿觉暖融融的。四合院内生活用水的排泄多采用渗坑的形式，俗称“渗井”、“渗沟”。四合院内一般不设厕所，厕所多设于胡同之中，称“官茅房”。北京四合院，这种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出来的民居形式，伴随人们生活成百上千年，留给了我们极丰厚的历史遗产。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冲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现在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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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北京自元、明建都以来，已成为五方杂处之地。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传到北京，元大都中的蒙古人的婚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圣旨确定了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大都中蒙古人的婚俗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在男人所娶妻妾数量方面没有限制，蒙古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但是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通奸现象，不论女方是否成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记载说：“（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聚集了大量仕宦之家，这些家族相互攀比，婚事办得越来越奢华，不但聘金越来越高，而且酒席越摆越大，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元朝统治者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诏令，规定了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限额。一般根据财力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上等户的聘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下户依次递减。喜筵的规格为“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大都地区的汉族民众对结婚的礼俗也十分重视。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财，作为聘金。办喜事的前一天，新娘还要沐浴、剃面等，一切费用均由男方支付。成亲之日，双方还要大办筵席，广宴宾朋好友。
明代，北京地区的婚嫁礼仪更为隆重、繁杂。当时，北京人订亲要合礼，算男女年龄生肖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正式定亲，双方确定嫁娶的日子。到了正式娶亲前一天，男家向女方送席一张，公鸡二只，以及其他杂物，俗称“催妆礼”。在明代，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须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穿凤冠霞帔，一是图吉利，二是证明自己是嫡妻。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会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娘跨鞍而过，称作“平安”。进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娘家给女儿送衣服和食品，并且走访男方的亲戚，称作“三朝”。从明代北京婚俗看，较辽、金、元诸代有所不同，更多地吸收了南方地区婚嫁的因素，没有太多陈规陋俗，显得喜庆、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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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北京人过年，除一般年俗外，还有一个主要习俗，那就是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历史悠久，说白了，它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庙会作为民间市场，它具有全国各地的“赶集”性质。北京的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不仅有供给富贵人家的金玉绸缎、字画图书，还有老百姓可以购买的粗碗废铁、风味小吃。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风车、面人等土特产品。北京的庙会，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还是北京人的娱乐园，老北京的电影院、戏楼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等表演，无奇不有。有以精湛的武术为特长的，如少林、五虎、开路等；有以技巧高超取胜的，如高跷、中幡、太狮、少狮、杠子等；有以舞蹈俏丽而引人入胜的，如小车、旱船、秧歌、花钹、跨鼓等。民间艺人登场献艺，老百姓花一点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节目，让老百姓过足眼瘾。北京的庙会，在夜间还常常设灯市，让白天没有逛够的人们在晚上接着逛，明朝宰相张居正写诗《元夕行》描述灯市的盛况：“禁城迢迢通长衢，九门万户灯光里，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雾连风云起，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
庙会还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土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为了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增加了娱乐内容，如佛像出巡、杂技表演等等，引得老百姓争相观看，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庙会。
北京最早的定期庙会是都城隍庙的庙会，城隍庙在明代是一个著名的寺院，据明代的《燕都游览志》说：“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约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可见当时都城隍庙的庙会是十分盛大的。清代时每年五月十一还在这里举行祭祀城隍的活动。
清康熙六十一年护国寺重修开庙设市，很快就取代了城隍庙，成为京城最大的庙会之一。隆福寺是北京名刹之一，香火兴旺，其规模居京城庙会之首位。厂甸庙会也是北京历史上大规模庙会之一，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庙会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在民国初期是北京唯一的官设新节庙会，是老北京在过年期间游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北京的庙会经过千余年的延续，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那硕大的风车、三尺长的糖葫芦、精巧的面人，伴随着一声高似一声的吆喝声，把庙会渲染得独具老北京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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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戏园子
戏园子，又称戏台、戏楼，是专供戏剧等表演艺术使用的古代建筑。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现戏楼当在距今有近2000年的东汉。在元大都时期，戏园被称为“瓦舍勾栏”，此时的元杂剧演出就非常兴盛。戏楼一般分两层，第一层是戏台，前脸用青石砌就，十分规整；第二层是楼。戏楼是“一殿一皋”式，一殿一皋即两条屋脊，这种建筑从外观看，风格独特，非常壮观。戏楼又分前后台，前台就是戏台，后台是间很大的屋子，是演员化妆、休息、存放道具的地方。
老北京的戏楼大致可分为宫廷戏楼和民间戏楼。宫廷戏楼又可分为宫廷苑囿戏楼和王府私宅戏台。北京的宫廷戏楼和王府戏台主要建造于乾隆年间以及慈禧、光绪时期。北京现存戏楼的主要代表有：故宫的畅音阁和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畅音阁座落在故宫宁寿宫院内，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完工。主要用于举行盛大仪典和大戏。德和园大戏楼的戏台形制与畅音阁基本相同，最盛时期为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每次来到颐和园，必于次日开锣唱戏。清初北京的王公贵族们，不能随意到皇宫或颐和园看戏，但此时的戏曲娱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时尚，因此，一些贵族和商贾们开始自己营造戏厅、戏台，雇请戏班。其中的恭王府戏楼保存至今。
北京曾经兴盛过的民间戏楼可分为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等。现存经营最好的会馆戏楼是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此处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光绪年间又曾转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私宅，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楼内三面设有包间，可容纳数百人一齐观看演出。除了湖广会馆，北京还有两处清朝前期建造的著名会馆戏楼。一处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阳平会馆戏楼，它位于北京前门外小江胡同。另一处为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座戏楼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建成，由浙东地区的在京商人集资兴建，为的就是有一个“###之所，饮食燕乐之地”。
酒楼戏园在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四大徽班”进京逐渐走向极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岁”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据《道咸以来朝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时期，仅正阳门外的酒楼戏园子就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
因为酒楼戏园是经营性的，戏楼的营建也就不甚坚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戏楼大都毁于战火。在北京郊区还散落着一些民间戏台，这些乡村戏台的设置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商业交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临时的，也有永久性的建筑，这些戏楼也大都受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在文物的保护维修过程中，一些戏楼在人们的努力下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娱乐功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去戏楼听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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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