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在法国北部一些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中有所描述。这个祝福可以驱散任何灾祸，帮助夫妇增强生育能力并能扫除女性通奸的污点。（男人的越轨行为则不在考虑之列）。在一圈亲近亲戚（他们的构成很难精确地确定）的注视下，新娘和新郎到床上躺下来。众人注视他们同躺于床上后，这对夫妇可能被单独留下来最后完成这桩婚姻，但也可能没有被单独留在洞房里。尽管在行使主教的角色时并非没有犹豫，但牧师的祝福已经变成习俗。根据论述十二世纪最后十年的《阿德雷的朗贝尔》文本中的一段，牧师与新郎之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古老的精神上的父权制的残存，而是家庭欲图篡夺宗教权威的一种尝试。
婚床上的场景，如同十三世纪牧师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或者保留了下来，或者变成了婚姻中的关键因素，象征着至关重要的东西：私人生活内外的权力。封建制度的触角甚至触及到了小贵族阶层，他们未能免于封建奴役的影响。《阿德雷的朗贝尔》描述了一位不幸的女封臣的运气不佳的遭遇，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她与她的骑士已经上床，欲行鱼水之欢，未曾料到一个有权有势的邻家臣仆打断了他们的好事，这个臣仆是被派来收取“colvekerla税”的，这是针对所有不相般配的婚姻（也就是超越等级和实际情形的婚配）征收的税种。这位可怜的女人羞愧得满脸通红。与其说是她的荣耻之心被冒犯了，不如说她感觉到了她社会等级的低微。通过吉内伯爵夫人的调解，她被免除了税金——主要的理由就是她是一个女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基督徒的婚姻（4）
在教堂看来，订婚礼的价值在查特雷的伊夫实施的判决中是显然存在的：假使在婚礼之前死亡或者废除，订婚双方存留下来的一方是不能随便与另一方的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戚自由结婚或者再婚。这个判决来自一位高级教士，他与许多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特别关心血亲*的禁忌，而血亲*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宽泛。姻亲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对四代以内的家族支系内部来说是禁忌，而且这个经常产生的血亲关系对第七个支系来说又是禁忌。由于在两个个人之间的支系亲属关系是在每一个支系和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之间较小的世代数，因此，历史学家面对着一些谜一样的疑问：禁忌的区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如此规模有限的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这样宽泛的扩展血亲*的限制，卡洛林王朝的教堂（和十一世纪晚期那些甚至更严厉的格列高利世代的教堂）在相当程度上将婚姻事务复杂化了。被统治权力束缚的单一民族如何才能离开他们的村庄并找到一位非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呢？而且，那些出身高贵又要避免和低身份者结婚的人，如果不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又如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牧师究竟想要如何？法律文献没有提及他们的动机，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条款（这样可以较容易地挑选解释条款或进行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如果其目的只是迫使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寻求恕罪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增强了牧师权力，这样的司法程序具有很强的马基雅弗利色彩。但提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其原因所在呢？作为主教直接领导下的教区居民，贵族阶层可能是这种行动指向的首要目标对象。但高级教士和修士在他们管理自己“羊群”（农奴）的同族通婚之路上设置这样一个障碍，似乎不太合理。更具启发性的是，“欧洲人” 血亲*禁忌的法律观可能已经影响到对国王们的婚配。十一世纪，那些拒绝与低等级通婚并要避免血亲*的君主们，不得不等候斯拉夫国家的和斯勘的那维亚国家的国王转变信仰，然后追求他们的女儿。否则，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并具有通过复杂外交手段的耐心，与某位拜占庭的公主联姻。由于坚持了中世纪早期贵族阶级伟大的种族纯洁性，九世纪法兰克人的内聚力可能因此加强了。另外，血统最为高贵的牧师们——他们对家庭战略利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们正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时，会作为一个团体集体决定通过婚姻方面的血亲*阻止家族重新聚累到一起，以便让贵族世系的祖传遗产碎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吗？
对于僧侣集团此举的意图最善意的假设依然令人困惑。伯纳尔？盖内提出，教会选择从字面上意义诠释通婚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七代之限。《圣经》和神父只是倡导禁止任何相互明确地知道彼此是亲戚的人之间的婚姻，而非像公元1000年左右的那些宗教会议所倡导的那样，完全禁止在七代之内的血亲亲属之间通婚。我想提出一个类似令人不解之处，这个问题与前者并非毫不相干，但它在本质上更具有人类学意义。正如博马努瓦所说，七代之内的亲族曾被界定为属于可能的继承人圈子之内，并且是私人战争中的伙伴；直到1283年，他们仍然被界定为“世系血亲”。这些习俗起源久远，在卡洛林王朝希望改变他们所有的衡量标准的“日尔曼化”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他们可能把原本禁止通婚的第五代到第七的亲族视为非亲族，作为血亲体系下的异族通婚群体中的成员。
我们不能确定，血亲*禁忌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尊从。作为人民模范的国王本人，有时娶第五或第六代的表姐妹为妻。最后，教会终于让步：1215年举行的拉特兰大会上，将禁止通婚的范围从第七代缩小到了第五代。这个决定是否标志着传统的血统系统取得了胜利？或者说这个系统已经被破坏？或许可能是，教会开始意识到它造成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为了不让婚姻破裂，教会实际上为“离婚”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如同许多当初草率行事的父亲一样，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明智地支持他的女儿废除婚约。这一历史时期中有很多丈夫们发现这么做是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十一世纪晚期，安茹伯爵富尔克？雷善就善于为离婚制定家族系谱。同样的方法（指破坏婚约）可以阻止对手策略的成功。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博克莱尔通过散布传言，说威廉是他打算与之结婚的一个女人的堂兄弟，以阻止他已被剥夺继承权的侄子威廉？克利顿试图构造与安茹家族联盟的策略。
简而言之，在十三世纪之前，教会试图影响贵族的婚姻行为看上去是表面的和模糊的。牧师的出现没有对婚姻仪式的意义产生多大的改变。妻子得到了防止丈夫移情别恋的保护，而不是依靠效果不佳的、盲目滥用的血亲忌讳来防止这些，这个变化被一些人断定是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主要成就。
女人，战争与和平（1）
声名狼藉的离婚频率表明，1100年左右的贵族婚姻体制已经危机四伏。乔治？迪比已经指出，在“骑士”的王朝策略和“牧师”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随着策略的变化，这种不一致有时增强，有时减弱。合法婚姻的强调，随着订婚和婚礼的进程，很容易造成对私生子的排除。血亲婚姻禁忌实施的极端程度有更多不明确的结果，增加了一种不安，而它可能不是最初的原因。这种不适或许是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的征兆吗？年轻的男女不反对家族的意愿，但是，如果婚后磕磕绊绊的或者是不能生儿育女，可能会发生婚变。旧婚姻体制的崩溃为个人反抗不幸福的婚姻提供了出路。然而，我们必须断定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11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
在贵族之中，不稳定没有影响婚姻，同样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统治政策。宗教历史告诉我们的只是一部分历史。女性情况的变化很容易解释。作为十一世纪卷入“封建政治混乱”斗争和反击中的骑士的妻子是一回事，而作为十三世纪在君主政体影响之下的部分固定统治者君主的妻子又是另外一会事。当然，这种明显的变化产生了一张复杂的网络。
战争的骚动已经从一个城堡波及到另一个城堡：直到十一世纪末政治混乱一直是主要表现。为了保证家族和派别之间的休战，在婚姻基础上的联盟只是一种保护而不再是和平本身。是什么造成一个女人的丈夫对她的父亲或者兄弟发动战争呢？维塔利斯和苏热谈到了各种使这种无法防守的情形能够结束的方法。
征服者威廉利用他的侄女和堂姐妹作间谍，侦探她们所嫁的男人。朱迪丝向他报告了她丈夫盎格鲁撒克逊人瓦尔塞奥夫伯爵的阴谋计划；而她在1075年他被处死之后进行的哀悼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鲁瓦家的罗伯特不小心吞下了他妻子阿德莱德为另外一个男人准备的有毒苹果（1060年）。然而，通过一件令人困惑的巧合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发生了，当时罗伯特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妻子堂兄诺曼底公爵的叛乱。妻子被经常用作大使，促使她们的丈夫参加战争支持妻子一方的亲族。在某种意义上，妻子代表其兄弟控制着中世纪的城堡。
更加经常的是，妻子代替了丈夫。作为家庭主妇，通过回到她自己家族中；妻子有大量的东西去浪费。朱利安是亨利？博克莱尔的私生女；她连同伊维城堡被送给了厄斯塔什？德？布勒特伊。她在1119年与厄斯塔什公爵国王的战争中占到了他这边，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城堡的防卫战斗。而亨利没有犹豫就允许他自己的人质孙女们被人弄瞎双眼并毁了面容（她们的鼻子被割掉）。然而，几个月后，秋天带来了和平，这对夫妇的投降在亲族关系的名义下被接受了：“特赦软化了国王的心，赞同他的女婿和女儿，他恢复了他的善良和仁慈。”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惨死的孩子们死而复生。
封建世代的残酷经常给私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苏热讲述了由居伊？德？拉罗什？居永妻子说给他兄长的那番令人心碎的话，而这位哥哥在她面前杀死了她的丈夫，她说：“你不是也有不可分开的友谊吗？那这种愚蠢的行为到底是什么 ？”由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她坠落的丈夫，她严重摔伤，然后从垂死的丈夫怀抱中挣扎出来。由于受到惊吓，她的两个幼小的儿子从悬崖上摔到了塞纳河中——这是来自《中世纪春季》中的一个悲惨的场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女人，战争与和平（2）
由于无力调停或者克服悲剧，女人有时会在牧师的保护之下寻求感情发泄的避难所。丰特夫罗的安排为政治婚姻危机的受害者提供了庇护。但是，大多数接受安排的女人已经永远放弃结婚或者太老而无法再婚。
女人也往往是复仇的煽动者，她们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冲突之中，结果完全破坏或者打碎了她们的生活。修士作者惊骇但不赞成地描述了那些出于对丈夫的仇恨而发起战争反抗的泼妇（这个词是他们的用法）。1090年，“埃尔维斯伯爵夫人由于受到一些侮蔑的话被孔什的伊萨贝勒所激怒，出于愤怒，她竭尽全力说服威廉伯爵和他的男爵们进行报复。因此，女人的嫉妒和争吵激起了傲气男人的心。”1111年前不久，类似的故事导致了库西的昂盖朗与基埃兹的热拉尔之间的冲突。妻子们用能说会道的舌头（声名狼藉的*）已经“私下”在彼此之间挑起了相互的侮辱和指责——这也就是说，她们的话肯定被广泛地传来传去。诺根的吉贝尔把这种女人描述成*的毒蛇。慎重地研究这些论辩术无疑会表明她们只是煽动了在客观政治对手领主之间潜在的冲突的爆发。而且，她们证明了某些妻子对他们的丈夫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些封建冲突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封建战争，在许多方面是“私人”事务，也是女人所关心的问题，她们对这个私人领域施加了不可拒绝的力量，尽管不是全部。
在实际中和在原则上，女人享有很少参加战争的特权。一些蛮横地教唆挑拨暴力冲突的女人，看起来运用了比那些在无用血腥的队伍中浪费生命的战士有更大的力量，这确是事实。博夫的昂盖朗是库西第一个伟大的君主，他在1079年获得了对城堡的控制权，当时城堡的夫人（而且可能是她父亲权力的继承人）成为了他的情人，她背叛了丈夫，把城堡拱手让给了情夫。在蒙弗的贝特拉德的妻妾中有一个更加爱好和平而不够奸诈的女性，她被她恐怖的丈夫困扰着，她向国王菲利普一世靠近，最后被他带走，成为国王的皇后（1093年）。她辅佐年老的国王，通过两个王后反对年轻的路易六世，协调国王儿子的战略。（与继母的冲突是这个混乱时代的另一个产物）。在贝特拉德的情形中，她演习的失败导致了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冲突后被迫进入了修道院。
直到十二世纪，诱拐依然很普遍。但是，它只是对女性的野蛮和压迫行为吗？许多女人教唆她们诱拐，或者至少帮助她们的诱拐者。当情人面对来自他们家族的反对时，诱拐是宣布个人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家族后来承认了事实，事件也就愉快地结束了。被幽禁在自己家里的女孩或者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特别盼望她的诱拐者解放她的自由。女人为了吸引优胜者，她们展示自己。如此一来，诱拐的意义是矛盾的。压迫妇女的证据迫使她们诉诸解放自己的办法，这是她们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诱拐和私奔经常是颇为戏剧性的事情；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种仪式。他们象征着在封建社会女人生活中高度的戏剧性与强烈的愉悦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事实是，我们除了看到男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东西之外，关于封建社会的女人我们一无所知。在恐怖的眼光中所描述的女人形象是值得怀疑的。在维塔利斯的《教会史》中，女人一直是有毒的，她们给男人有毒的苹果吃，而且还发出令人可怕的嘶嘶声。旧约圣经模式对修士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他的乖张的女主角有“看不清的但很有力的影响，一种半野蛮女人的稀有特权。”但是，就像在其他社会中对魔法的指责一样，不信任任何对质疑男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的行为负责吗？对通奸的不变怀疑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无论它的事实基础是什么。1068年，他们*的妻子写信给征服者威廉的同伴，威胁说，除非她们的男人赶紧回家满足她们的欲望，否则他们会带走情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女人，战争与和平（3）
女人不是被严格地关起来和监视起来。第一次十字军士兵的妻子不是锁在地牢里或者被迫穿上传说中的贞洁带（直到后来文献中才提到它）。如果要限制这些女人，有更加精密的——而且无疑更加有效——的方法。首先，她们处于老年妇女的监管之下，将年轻人和老人分开影响了女性也影响了男性社会。圣戈德利夫在受尽各种形式的*后，被她丈夫雇佣来的杀手谋害。当然，她不是完全孤独的：她管理着一个家庭，虽然处于监管之下，但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她的悲惨故事证明，与一个压制性的家长婆婆冲突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在维塔利斯所述的父权制家庭模式中，典型的代表是正直的君主——马乌勒的安索；他是亲自负责教育并约束他的高贵的年轻妻子。然而，表现安索的优秀品德的特点是他稀有的孝顺和孝心，例如他积极赡养他年老的母亲，在这个属于她丈夫的家庭中，他没有表现出自己比妻子尊贵。
十二世纪，战争是受到议会立法和亲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