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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战争是受到议会立法和亲王控制的，而且被十字军转向了外部，时髦的马上比武变成了游戏。牧师只是核准了前两次，但是所有这三次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允许国家力量保存的同时让夫妇能够享受一个比较平静的私人生活。
库西的君主拉乌尔1160年娶了博尔德文伯爵的女儿。她的嫁妆——她显赫的父亲所属省份中的一座城市，给她丈夫带来了来自这座城市的丰厚税收。作为得到这笔税收的条件，拉乌尔必须与他的岳父保持沟通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卡洛林家族向拉乌尔家族注入血液而应得的报酬（以一种未被承认的服务形式）。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下层与上层阶级或地位高贵的人联姻体制的结果之一。在任君主本人或他的前任，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为他的妹妹预留了一份征收通行的特权（作为嫁妆）；这份特权明确宣布为采邑租借，首先由等级稍低的妹夫控制，然后是由他的儿子控制。在封建时代，贵族继续通过联姻保持强有力的效忠关系，以坚决抵制其他社会阶层。皮埃尔？图贝尔对拉齐奥的调查研究也适用于法国北部。根据图贝尔；农民会迅速卖掉在嫁妆中接受的任何土地，如果它距离村庄很远的话。（嫁给一个远离自己村庄中男人的农妇在习惯法的允许下可以出售。）相反，贵族接受来自遥远地方的嫁妆，则需要要认真管理它，因为它可以扩展他的策略影响，并且可以让他保存在战斗、义务和联盟的记录中。农民想扩大他在封建地产（与封建制相反）的土地使用期限中的耕种权利和土地财产；而贵族则喜欢获得封建土地使用期限，因为他的目的是维持他的等级地位和他更广阔的利益。
这样，贵族的婚姻促进了彼此结盟并缔造了共同的财政利益。更微妙的是，在姐夫之间的矛盾关系，同盟内部结构的紧张比政治的反复无常更加深刻，这些从马上比武的手势中即得到了反映，库西的拉乌尔一世和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在重大的马上剑术比赛中轮流以联盟和对手的形式进行竞争。阿涅斯的吉斯勒？埃贝尔清楚地了解艾涅丝夫人和其亲戚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她在1168年参加了“家庭团聚”，但是当时她丈夫的行踪并不清楚。艾涅斯在赢得“凶猛的”骑士的心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而这个骑士与库西领主一起控制着土地的权力。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她是这个骑士的浪漫情人。根据乔治？迪比的解释；这意味着她并非是一个由于她个人的品质上升到上级社会顶端的偶像，而是由他丈夫熟练控制以保证其自身权力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前代女人扮演着挑唆鼓动战争的角色，而现在已转变为犹如多愁善感的小说中人物那样，以*吸引有用的人物。在这方面，兴奋的女人不再被男人认真地诱拐，而只是被利用；她只是竞争中的礼物而已。
直到1200年，女人才获得安全与稳定，但是付出了自由行动的代价。然而，女人在许多地方操纵着摄政权：布朗歇在法国的统治；另一位布朗歇在香槟的统治；以及那些指挥君主的女人们。这并不意味着给女人突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职业，或者改革运动允许女人比以前承担更多的职责。事实很简单，即行使权力的周围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重要的不是战斗中的物质威力，而是记帐和管理议会（法学家提供建议）的能力。
这种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互相矛盾的结果。十三世纪王室和贵族的和平——远非连续的和平——不是必然有助于促进女人行使更大的权力。贵族社会在许多方面是严格的和坚固的，就像这一时期坚固的城堡一样。这样的社会并没有为贵族夫人和年轻的淑女们提供多大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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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家庭（1）
随着死亡的临近，夫妇之间的爱情经常显露。在《诺根的吉贝尔》的故事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时刻。1112年，当阿东离开家去帮助他的主人时，受到一群暴动分子的袭击，他的妻子感觉到死亡已经临近。在全家聚集的场合下，她当着家人的面，请求他原谅她曾经犯下的所有过错；在最后的亲吻之前，这对夫妇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另一个稍微严肃的场景是，当马乌勒的安索离开家时，三天之前他感觉到死亡会临近。在面对他的城堡骑士的情况下，他劝告他的长子尊重教会和国王，并赐予他妻子父亲般的祝福。转向妻子，他请求妻子在寡居中保持贞洁，并请求她许诺进入修道院作修女。这里，我们看到了十一世纪贵族中的普通例子。许多人在死亡之前接受了圣本尼迪克特规约，或者像材料中所反映的那样，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接受了它；死后慷慨的赠物则都给了修道院。打破婚姻束缚而独身的现象也很多：这是教会惟一允许的“离婚”形式，而且它需要配偶的同意。
婚姻就这样被升华了，而且是在死亡的那一刻。当错误不再是问题时，这是生活最必要关系的揭示吗？或者这是塑造理想形象的最后机会吗？所有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决定代表夫妇，强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但同时描绘了女人的征服。这种矛盾原则或者观念的共存是神话，或者仅仅是文化传统和仪式的一个特征。婚姻应该是既是平等的，又是分等级的。在这方面，它很类似于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关系；确实，这是两个共同术语的用法，如“我的主人”和“我的伙伴”。关于罗马法，在十三世纪的法国北部不是没有影响，它所关注的个人重点是强调丈夫特权和父亲特权。它的基本原理与教会法的一样：在夫妇间的配偶关系中，女人必须服从。
在家庭权力构成与国家权力构成之间划等号并不准确。允许妻子的自由与一个新的合法观念一样是可能的，但它与同一时期农村的情形不同，它有严格的规则和规定，是理论上的自由，而且对自由有严密的限制。女性的解放和社区的解放，这种儒勒？密施戴在九世纪所看到的现象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现象，但对之必须谨慎看待。公社必须承认它们的领主，而女人不得不爱戴自己的主人。
但是，她们确实做到了吗？提起十二世纪法国的已婚家庭，这是很平常的事，首先，令人不安的民谣歌手奥克斯塔尼亚就不受——并反对——婚姻的束缚；后来，在法国北部的相对平静的婚姻生活圈子里，特鲁瓦的克雷帝安描述了很多通奸现象。爱情和婚姻是否兼容，这是一个让香槟地区和法兰西岛地区法庭颇为头疼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争论是基于真实的婚姻实践吗？它是否影响了经验，或者它只是小说世界中的讨论，而在小说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或者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缺陷呢？
十一世纪的男人被妻子通奸的注意所困扰。这个困惑有其事实基础，因为外来人进入家里或者她们的房间相对比较容易。皇后和其他被敌方控告怀疑与男人有关系的贵族夫人，他们经常在卧室密谋，需要通过忍受严酷的考验，才能证明她们的清白：她们被放在火热的铁桶里，或者由骑士代表她们决斗。在一种情况下，被告要独自面对告发者；另一种情况下，她需要找到一位支持者：朋友，亲戚或者情人。伊索尔德、格温娜维尔和整个英雄史诗与传奇文学的女主人公，并非全部都是真正的清白，她们成功的逃脱了封建法庭和她们的统治者与主人的审判。在十二世纪晚期，当叙事诗人用这些危险的审判故事给读者带来狂欢时，痛苦的折磨明显已经消弱了（而且是一种类似的自由）。而且，它们就像伊夫的查特斯的信件，在世纪之初广泛传播。可以肯定，伟大的圣典学者希望限制“非法的”（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合理”）证据的使用，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获得事实的方法；女人通奸就是这种类型的事实。（痛苦的折磨特别震动了中世纪的“上帝惟一”的思想。但是，在通奸中，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 想看书来
夫妇家庭（2）
男人过度的*没有对家庭秩序或者血统的纯净构成威胁。如此无害的出轨行为在原始材料中只是偶然提到。博尔德文二世是吉内的伯爵（死于1169年）； 牧师兰伯特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这个贵族的生命——就像兰伯特所说的“欲望的放纵”——从他成年一直到老年，对处女无限制的贪欲暴露了出来。他给加莱各处的私生子作父亲，而且试图要养活其中的三个（因为非法生育的子孙没有权力继承财产）。然而，当他的合法妻子阿德雷夫人在生孩子不幸死亡时，他非常痛苦。他看起来非常痛苦和无法安慰。他开始代表家庭和那些当地地位较低的贵族做好事。总之，他代替了他后来的妻子，成为这些人的保护者。我们能够想象，在她和博尔德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他们的关系很好，相互关心。他们的婚姻是和睦的伙伴，这有助于家庭事务的管理，家庭内部的收入和支出以及礼物的管理井井有条。
为了理解已婚家庭社会，我们必须首先礼节支撑它的家庭经济。完整的家庭财产是不清楚的，虽然有时会自然增加。属于贵族夫妇或者骑士等级的财产继承问题是复杂的，而且有高度的技术性。寡妇得到的遗产—传统上是由萨利克法律提供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嫁妆组成（遗产的继承部分）的；两者都已经在订婚礼中得到确定。涉及这些问题的特许状的冗长前言，是在1177年代表蒙梭的阿莫尔制定的，它确定了婚姻的尊严。它明确的直接反对异教徒，而他们的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宣传对那些不服从男人秩序的女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爱他的妻子，阿莫尔规定他所有财产中“最好的部分”即在拉昂的税收作为妻子的嫁妆。（这是文件的主要目的。）但是，正如谚语所说，在床上的收获便是寡居中的财产。
在卡佩王朝，十三世纪早期的贵族夫人享有她丈夫财产的一半作为自己嫁妆的权力，这是很正常的。在她丈夫死后，这份嫁妆就可以给她，以防止她再婚。这种现象要考虑一个事实，因为女人已经在结婚时得到一份嫁妆，因此她不能再要求与她的弟兄分享继承祖传的财产。然而，寡妇的遗产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建立。法理学家很小心地提到，妻子同意任何她丈夫财产的转让。假如，两者都出现在教堂职员的面前，妻子可以同意赠送或者卖掉、让渡她的部分财产，或者接受对其遗产部分权力增加的补偿。妻子的同意据说是“自发的和非强迫性的”。这确保了同意的有效性，即使丈夫的赠物是奢侈的，或者如果作为继承人的孩子在他死后被抚养长大。
这个文件表明，在1175年以后，在捐赠财产时“亲属赞同”的重要性下降了，而增加了对妻子参与丈夫一方的强调。这是夫妇家庭战胜血统家族的胜利吗？相反的解释也有这样的事实证据：血统世系获得了“亲属否决”无可争辩的权力，家族有权否决任何售卖，而妻子除了保证遗产部分之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这一点已经被博马努瓦证明。这种景象可能是现实的否定或者即将到来事物的前兆。
寡妇和孤儿。一般来讲，法理学家希望保护寡妇的权力。他们的关心是存在于男人的妻子与他的血亲亲戚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关系。马克？布洛赫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引证了一位男子对其寡嫂的不公：他说他的痛苦比这个妻子的的痛苦还要大，因为他的损失是不能修补的，尽管她不会再嫁。这番话反映了这个男子不是未经考虑突然地进行公开抱怨，他的念头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要求分享继承财产——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声要求。 。。
夫妇家庭（3）
但是，“保护寡妇和孤儿”不是骑士生活中的职责吗？我相信，这个客套话（来自传统君主权力的定义）是教会对骑士的命令，因为骑士很有可能压迫他们——开始是他的嫂子和侄子。父系血统的不同分支发现他们在继承财产中处于相互冲突的境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继承生活所需的财产而相互争斗。在整个我们所关心的这两个世纪里，冲突和斗争的形式与紧张程度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期间是一直存在着的。
年轻寡妇们的情形到底如何呢？当埃肖福在1064年被贝莱姆的马布耶毒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与她哥哥诺曼底的管家住在一起。两个小儿子被送到远离他们母亲的“怪异住宅”里生活，而他们很容易受到“贫困和不公正”的困扰。（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最终从事杰出的职业——一个进入教会，另一个是骑士。）婚姻家庭随着不幸的发生而破裂了。
一个颇为不同的例子是诺根的吉贝尔的母亲的故事。吉贝尔是个修士而他的父亲是位骑士；他离开了于父亲家族和家庭之间的紧张环境。十一世纪中期，他的父亲和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而且有他们独立的住宅，以及他们自己家庭的成员。其他与父亲家族有关系的夫妇家庭都住的非常近，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既存在着敌对情绪，也存在着互相的支持。（举例来说，家庭会为孩子的指导教师而争竞、冲突。）当然，在这些年轻的家庭之间，肯定已经蒙上了隐私的面纱，在吉贝尔的未来父亲向他的亲戚承认他不能让婚姻达到极点之前，七年已经过去了。（他很可能是受到了他妻子较高地位的胁迫。）然后，家族试图通过驱使妻子去犯一些错误（或许是安排她的私奔），来结束这个婚姻（不管它是与上层阶层或地位高贵者的联姻）。这对夫妇抵挡住了压力，而且由于私通的危险， 吉贝尔的父亲能够克服他的压抑。他后来成为几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这或许是因为他曾经被囚禁过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孤儿吉贝尔；他父亲的亲戚的愤怒开始形成，起而反对他的母亲。他们的目标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摆脱这个女人，她尽管受到很多求婚者和诉讼者的包围（可能是为了遗产），她拒绝再婚。威胁利诱搀杂着很多甜言蜜语的欺骗。在可怕的情况下，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对方的城堡法庭（专门由男人组成的地方）前快要病倒了，当她通过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找到救助时，也表明了她将要从事宗教事业，这为她带来了许多牧师的支持。实际上，这个强壮的几乎神圣的女人仍然还是她家里的主妇，教育着她的孩子，一直到吉贝尔这个最小的孩子长到十二岁左右。其后，她惟一的思想是拯救她自己的灵魂和她儿子灵魂，还有她丈夫的灵魂；她进入修道院与其他女人生活在一起，并坚持进行忏悔。她甚至通过领养弃儿来赎回丈夫的罪孽（她丈夫在外面曾经有私生子）。
婚姻之爱与母亲之爱明显存在于中世纪时代。它们都呈现在吉贝尔母亲的一生奋斗、先见之明和梦想之中，所有这些都紧密相连（只是她把对死去丈夫的爱转移给了自己的儿子）。其他亲族关系的社会和情感因素在这个故事中，也以特殊的功能扮演着角色。牧师责备自己因为他“血亲朋友”的建议而远离了上帝。这个崇拜玛利亚的可爱的儿子，明显是受到了他母亲奋起反抗不平的影响。但是他父亲的家族希望得到其子孙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他牧师的职业很感兴趣。吉贝尔十分讨厌作为家族首领的大堂兄，但是由于堂兄代他的努力，他几乎得到了教会成员的资格。虽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