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为他提供丰盛的膳食。好客不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家境稍差的家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对朋友和亲戚开放。如果家里没有客厅，他们会腾出家庭成员房间的床，或床上的某个地方，最不济会在马厩里铺上一捆稻草。
大型场合。在大型场合，广泛的私人关系圈子就体现出来了，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家庭与其亲戚、朋友和邻居的亲近关系会得到强化巩固。一个妇女怀孕时，朋友和亲戚都以各种方式表达关心，精美织品、银器和其它诸如此类的礼物也蜂拥而入。一些新儿诞生也成为快乐干杯的场合，如贝马多？维吕迪，作为父母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世上时（佛罗伦萨，1330年）。亲戚毫无疑问参加了庆祝这一事件的“盛大宴会”。宗族成员很少参加洗礼活动，特意安排这样的场合，是用来培养与邻居、主顾以及其它生意往来的人之间的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大多数教父母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佛罗伦萨，1380年－1520年）。
私人团结（6）
无论举行什么婚礼，真正的亲属再次确证了他们的权力，并要求得到他们适恰的位置。当乔瓦尼？德尔？贝内决定，女儿卡特琳娜应该出嫁的时候，他想让谈婚论嫁悄悄进行。别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未婚夫有这么多的亲戚，他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所以让他们闭上嘴巴是不可能的（佛罗伦萨，1380年）。双方家族进行磋商的习俗并非仅仅是礼节仪式，尤其是在男方或女方家族中有一个值得炫耀的杰出人物时。多纳托？维吕迪写道，当别人就另外一个堂姊妹的婚姻事宜与他磋商时，他表示同意（佛罗伦萨，1350年）。婚礼那天，宗族所有成员都来参加。在佛罗伦萨，宣誓和互赠戒指的仪式通常自由一小部分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相关规定只要求新郎有四位近亲亲属陪伴。但是，其它亲属很快就出现了。在婚礼的当天或后一天，新郎的十五到二十个亲属将这对新婚夫妇在相似场合曾经收到的戒指赠给新娘。女眷赠予戒指，男眷则在旁监看着赠予仪式，这些礼仪性的戒指，确认了新娘作为新家族中的一员，并让同辈以及长辈对新婚夫妇欢迎得到了实物的体现（戒指曾经属于他们所有）。
为庆祝新婚夫妇共同生活开始而准备的婚庆宴会，会向家族成员发出邀请函，远至第三代亲（舅老爷、父母的堂兄弟姊妹、新娘和新郎父母的堂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的家族成员也会受到邀请。朋友们也出席宴会，且数目不定。亲属和朋友帮助安排一场盛大的宴会：新郎家的人会为宴会采购菜肴食品，而且所有人都会给新娘送礼物。他们同时也是婚姻的证人，正如莫德纳十五世纪的编年史家指出的那样：证人证明夫妇的承诺是真实的。婚宴非常铺张，为此感到担忧的一些团体寻求限制它们的规模。1401年，博洛尼亚规定，婚宴所邀请的女士人数不能超过二十四个，其中不包括主人家的女士，参与从新郎家到新娘家接亲的人数行列也有相应的规定。佛罗伦萨、锡耶纳和莫德纳均采纳了类似的立法。
参加葬礼的家族成员规模也同样宏大。根据萨凯蒂的记述，“所有男女亲戚”聚到死者家里，邻居也会加入到这一队伍中。女人哀号呻吟。要人的葬礼往往还伴随着令人心碎的哭喊。当乔瓦尼？迪？马可的母亲看到儿子的尸体运回家（他死于奥尔维耶托）时，“她用哀号来悲叹自己的命运，再加上在场的其他女人的哭喊，所以看起来像发生骚动”（锡耶纳，1394年）。然后收殓了尸体，并组成送葬队伍：家族所以成员理所当然都会参加。为了阻止令人担忧的庞大的亲属团可能造成的伤害，十三世纪的法令对送葬仪式的队伍进行了规约。在拉文纳，只允许比较亲近的亲戚参加葬礼，且不准在教堂里嚎哭。
大的家庭事件经常发生，除婚礼和葬礼外，还有新上任教士的第一次弥撒和骑士称号的授予，这里只提两个。在所有这些场合中，亲戚和朋友都被拉进家庭的私人领域，换句话说，私人领域变成大家共有的，因为授予仪式、婚礼或葬礼将整个世系都卷入其中。家庭荣誉、子孙后代或家族的生存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些仪式里，女人们——母亲、妻子、嫂子，也就是说不属于这个世系的女人们（或当将嫁出去离开世系的女人）起着重要作用。她们代表着自己的家族，通过联姻与举行仪式的家族联合起来。但她们也是作为个人参加仪式，而且她们的参与，即使是仪式性（像葬礼上的哭泣）的，也给这些场合带来混合着自发性、温情和情感的特殊印记。
在大型场合的间隔期，家族和客人通过建议和服务的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家族成员代表着亲族势力与当局和法庭一道干预到私人事务中，并以各种方式彼此帮助。因此，亲戚们彼此出入家门；他们感受到与其它家族成员的团结，也时常感受到与其他家族成员的亲情（虽然有时候这种感情很难出现）。人文主义者普拉蒂纳以科西莫？德？美第奇教诲儿子洛伦索保持家族和睦应遵循的规则为例，强调即便在社会的最高层这些服务也非常重要：“爱你的兄弟，爱所有的亲属。不要仅仅对他们表示尊重，而且邀请他们参加商讨事务，不管这些事务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不管怎样，亲戚的建议总是比那些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建议更有价值。”
团结受到考验（1）
家族的团结经常受到考验，堂兄弟关系和远房兄弟更是如此。对家族团结的一个威胁来自于这样的现实，即个人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外出（很多人喜欢这么做）；另外一些人因为政治成败而遭到流放。死亡也会损害家庭联系纽带，尤其是共同的祖先被大家忘记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认为祖先生活在记忆中或生活在天堂中，即便已经去世，也继续在家族世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连同人文主义者），寻求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危险的伤害。
私人通信
家庭成员分布范围广泛是意大利传统中一个古老的组成部分。数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商人游弋海洋周游世界。小麦、牲畜、油和其它日用品的经销商，在离家周围数英里的农村地区穿梭往来。农民也经常去城镇，且短暂勾留拜访亲戚或移居大城市的老邻居。十四、十五世纪，市民需要承担日益庞大的国家机构所带来的负担，使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大使、省级行政官员和法官经常得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政治清洗使流放队伍膨胀。许多家庭不得不适应父亲或儿子生活在离家几天路程（如果不是更远的话）的流放途中的情况。
与生活在国外的人保持相当规律的联系。在川流不息的旅行者中间，有些人总是愿意携带消息和口信。“我无时无刻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盖拉尔多（他自布鲁日来）的到来，这样，我就能从一个活人那里听到你的信息，获知你的健康状况和安宁幸福，”这是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1459年写给儿子的信。家庭成员可能要上路去与离家的亲人团聚。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孩子曾几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住在欧洲相对的两端——那不勒斯、布鲁日和佛罗伦萨——为什么不能到阿维尼翁团聚呢？问题的复杂使这个计划及其它许多计划都无果而终；人们谈论游览比萨或博洛尼亚，但是总是呆在家里没有成行。等待人们主动来访可能意味着完全失去与他们的联系。
但是，信件联系是一直存在着的。私人通信是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的自豪和快乐。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通过信件交流商业信息是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意大利商业技巧。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商业信件中日益加入了纯粹的私人通信。人们渐渐习惯了写字台：男人传递信息和传达命令；女人回信并提出建议；孩子送出爱的信息；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呈递帐目。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知道如何写信。社会等级越低，她们拥有这个珍贵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少，文盲问题在十五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似乎得很严重。一些男人也是文盲，尤其是劳工和农民，但是男人文盲的人数要比妇女识字的人数少。截止1380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们有着明确的写信需要和愿望；大量的信件保存了下来。1360年至1380年期间，私人通信数量急剧上升，至少在佛罗伦萨是如此。
每个人都可以接发信件。分成农有时通过信件的方式从地主那里接受指示。（锡耶纳，1400年）。其它信件在严格意义上说是私人性质的，主要是关于家庭事务，关于私人感情和利害关系，尤其是女人，她们的信件堪称是这种类型中的典范。儿子们被美第奇流放的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23年里（1447…1470年）坚持不懈地让他们知晓家内事务。她的女婿、女儿和小马坦（那时他12岁半）也给他们写了很多信。两个流放的儿子给他们回了信。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着紧凑。
团结受到考验（2）
通信对象（carteggi）范围很广。写给亲戚，朋友以及委托人的信件不仅揭示了私人关系的范围，而且也表明了他们与公共事务、公共机构的联系以及信件在整个行政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举例来说，佛罗伦萨人福雷斯？ 萨凯蒂1405年担任佛罗伦萨最高执政官，1411年重返政权，多次在孔塔多担任城镇镇长或乡村村长，他时常收到写在折叠数次的小纸片上的便条，纸片背面还带有地址。通过现在幸存的一些纸条判断，有时每天好几个，尤其是当他有任务要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写信人的范围很广。萨凯蒂的随从人员当然在其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他的雇员皮耶罗？迪？乔瓦尼经常定期报告关于他的不同产业的状况（关于收割、农民、供销等等信息）。如果需要，他会一封一封的给他送信： 1417年11月15到30号，他就送了四封信。萨凯蒂的亲属好像并不擅长写作，但是一些想念他的朋友用真挚的或令人着迷的小便条来表达他们的感情。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充实：“福雷斯，我去打猎而且收获颇丰。我将这只兔子送给你。如果你喜欢，和我忠诚而优秀的哥哥乔瓦尼一起分享。”不论在还是不在，福雷斯的朋友都在心里记挂着他，这从话语和实物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它写信的人询问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和职业；如果遇到有差错的事情，信件的关注就会转向焦虑。塞尔？巴托罗梅奥？戴伊远离家乡在米兰的时候，希望不断得到关于将要分娩的一个女儿或儿媳妇的消息。他的姐夫在十天的时间里给他写了三封信（1489年5月1日，5日和10日），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年轻妇女的健康情况，然后，在她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其状况引起别人的关注：她的腿部严重肿胀。
这些亲密熟友的书信被大量的其它信件所淹没，这些信件来自远亲、委托人甚至来自不同阶层、阶级和职业的从不认识的通信人。如潮般涌来的信件是写给这位公共人物，这位用他的权威和影响力为通信人谋利益的当权者；大多数来信都是请求得到某些恩惠。研究这些信件会把我们带入超越私人领域之外的地方。但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并不总是那么截然分明。许多写信者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在信中语调温和，语气亲切，有时甚至使用私人生活的词汇，希望利用诚挚的尊重语气，创造一种收养式的血缘关系，从而使收信人干预他们的事情。每个人都称呼福雷斯？萨凯蒂为“阁下”，以向他高贵的地位表示敬意。更谦卑的写信者还加上了“尊敬的”（onorevole）一词。用“尊贵的”（magnifico）之类的词汇则表示尊敬（而不是谄媚）臻于顶点，甚或更夸张的称呼：“如同兄弟般的尊敬的阁下”（onorevole maggiore e fratello）（贵族或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成员使用的称呼）和“如同父亲般的尊敬的阁下”（e padre）（其他社会成员所用的称呼）。“父亲”一词在一封信中会出现三、四次，用来表达像“将我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就像放在我父亲的身上一样”或 “乞望你就像乞望父亲一样”。 福雷斯对这些请求的信件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当然有时这些请求会以更加具威胁性的口吻再三申述。他对这些人的请求做出调查，咨询法理学家，一般都会显示自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主人。尽管某个人的荫庇者人群或许并不那么稳定，但它确能给主人提供确定不移的政治好处。佛罗伦萨的回忆作者们对此毫不隐讳：要愿意帮人忙，不要树敌。但给他写信的人（他们并不全是伪善）所戴的熟识亲密的面具，会影响到他的感情，并促使他如同为自己的家族利益那样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利益奔走行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团结受到考验（3）
在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之间（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城市资产阶级），人们把信件作为在分离时期微系亲密家庭关系和友谊的一种绝妙方式。信件不仅能够维系关系，而且能够让关系更加醇厚。当然，信件递送的距离越远，需要等待的时间就越长，因此距离让书信交流减慢。1464年12月18日从那不勒斯送给佛罗伦萨的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的一封回信，直到1465年1月18日才收到，尽管亚历山德拉在收到信件后四天内就给对方回信了。但是每个人都意识到通信的困难。迟缓只能使信件对那些收信人更加宝贵，而写信人都牢记信件传递的缓慢。通信者虽能知晓隐秘的家庭事务，但这些信息的传递方式却颇不寻常。信件有时会比谈话更加温情脉脉。在写信的时候，人们被迫搜肠刮肚寻找词汇表达情感、焦虑（因距离似乎变得加倍的严重）、轻松和快乐，而在日常交流中，妇女由于保守和腼腆很难启齿说出这些词汇。有时候，写信人要对不在的一方隐瞒情况的严重性。巴托罗梅奥？戴伊的嫂子在他的女儿生育之后才向他吐露秘密：“她腿部的肿胀比我能让你相信的程度还要严重。”人们为使身在外地得家庭成员能够知晓家里的事情而不辞辛劳。身在外地，他们比平常更加关注那些周围的人。叔父也许会问起侄女的消息。年轻的儿子可能会聚精会神地听成年人的谈话，以便能够将有关嫁妆、抵押和税收的情况写信告诉父亲。母亲可能会特别关注那些看到或可能看到她儿子的任何人。
写信能够进一步扩展私人关系的圈子，至少在那些恳求得到恩惠的层面上是如此。这样的要求很多是由第三方提出的，通常，写一封信要比安排一次造访容易得多。写信者用表示效忠投靠的语汇表达自己，无论怎么矫饰，但有时候确实能得到恩惠的赐予。
*和日记
死人虽不能够接收信件，但并不一定就被排除在联系之外。首先有祈祷，祈祷虽然是一个得不到明确答案的请求，但仍被人们普遍视为从上帝和圣徒祈求到恩赐的通路。人们通过祈祷与炼狱里的灵魂通话，许多祖先被认为生活在这里。有许多机会为家族中的死者举行集体祈祷，死者自己通过立遗嘱、在生前定期参加教堂和他们自己建立的小礼拜堂的仪式（有些仪式是祈祷永生的），确立了一整套的纪念仪式。然而，很难证明家庭成员真正地定期参加这些仪式，亦或他们会利用这些仪式缅怀死者。如果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死者就会很快被遗忘，仅是誊写在讣告里每年宣读一次的名字。
然而，人们采取了一些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