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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与私人生活（4）
这些烦琐的规则在家庭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能够付诸实施。家庭成员沿着高尚品质的方向彼此帮助。费拉？保利诺力劝年长的孩子帮助年幼的孩子遵守父母的命令。乔瓦尼？多米尼西告诉父母，如果他们仔细地为孩子挑选朋友，对他们提出有益的建议，并以身作则，这样上帝的祝福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教会提倡的完美生活广泛传播，这不仅因其是主要的说教者，而且也是由于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成百上千的修士遍布意大利的城市和小镇。教会的努力也许是通过家庭，促进了信仰的传播，提高了宗教仪式的发展。但是，这些驯服基督徒的人也相信需要在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人间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吗？
当然，妇女不在此种情形之列。教会也给她们提供精神引导（很多第三修道会会员和高贵的夫人都接受），但主要目的是加深她们内心的虔诚感，巩固她们信仰的坚定。这种虔诚感受挫，人们就会感到内心空荡荡的无处可依，即便在教堂、沙龙、宴会、甚至在大街也是如此。但这种私人虔诚最适宜的地方就是卧室。虔诚女人的卧室成为她的避难所，她蜂房，她精神活动的中心。她在房间里摆满了虔诚所必需的物品，尤其是比圣母玛利亚画像更适于静思忏悔的十字架。真正私人的虔诚在妇女中往往带来她们与世界的疏离。
对男人宗教教育的目标问题颇多争议。圣贝尔纳丁指出，男人的义务是在现实世界积极行动，但不论是他或他的同仁都没有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在文化界，人文主义者的呼声现在超出了修士——双方意见不一。各种意见分歧甚大。周围的环境使C。 萨鲁塔蒂（1406年）为他的隐修生活写了一份简短的说明——《论圣洁与宗教》。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一流行观点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例如，我们在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关于祈祷生活的沉思——《修士问答》（1475年）中看到了这一观点。但是，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持相反的观点。萨鲁塔蒂认为城市生活非常重要，所以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避开同伴和快乐的事情，将自己关到修道院或偏僻的寺院就是达到完美的途径。”聪明的男人有义务用自己的才能为普通人谋福利。波焦、布鲁尼和瓦拉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这一义务；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布鲁因，以基督教观点的名义这样做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极力反对传教士。他们在其他罪人中间“伪善地向愚蠢的女人、头脑简单和愚笨的男人布道，”在他们身上激发幻想式的信仰，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重要的事务中转移开来。人文主义者相信市民参与，因此拒绝宗教田园诗般的教育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基督教对男人的教育和对女人的教育是一样的：鼓励他们退隐到私人信仰的小世界中（虽然他们并没有用这些术语表达自己的目标）。与此相反，人文主义者认为男人的培养应该是为公共责任作准备。然而，他们期盼的是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的权威逐渐地不再掌握在基督教的那些人手里，他们期盼一个现代世界，十五世纪已经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