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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听听梅塞伯格？梯也马如何描绘十一世纪初期德国国王主持的宫廷。有四位公爵为王子服务（梯也马使用“部长”一词；在这个重构还原的场景中，这四位显要人物扮演着“部长”的角色；每个人分别领导着一个家庭部门）。其一是掌管食物；负责国王的饮食；这个职位列于等级阶层中的最高位置；其二是掌管卧室起居，其三是管理葡萄酒地下储藏室，其四是照料马房。这些欢乐的、如同兄弟般的关系，是第二等级庇护人之子们在相当长时间里所要经历的，他们一起在比他们高一阶层的宫廷里度过青春时代，与主人一道用餐，陪伴主人睡觉和打猎，接受主人教育训导，彼此相互竞争取悦主人，从主人那里得到衣服、快乐乃至武器，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个妻子。武器和女人：这些是每一个封臣建立自己家庭的必要因素。成家独立后，他们通过回忆在一起度过的青春时光，仍然与王子丰饶的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这里阐释的基本点是，在封建时期，公共权力“分解”于私人生活的形式中。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友谊源自于私人生活，他们之间相互服务的誓约乃至领主统属权力的传承亦皆如此；只有在有相互奉献的地方——保护人给予被保护人以保护、被保护人效忠于保护人，保护人才能合法地持有统属权力。封建时代最终出现的社会结构图景是四个等级构成的社会层级：王室家庭、王子家庭、领主城堡、以及群居于每个城堡周边的民众。
随着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来临；两个独特的民众阶级出现了。只有某些成年男子才有资格履践这个极为重要的公民职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佩带武器，配备最好的装备。在拉丁文著作中，他们被称为miles，意指武士；尽管他们还有一个称呼来自拉丁口语的拉丁化词汇：cabalilarius，意指骑师或骑士。这些人执行指定任务的天然之所就是领主的城堡；他们在指定的时间里聚集到这儿履行他们的卫戍职责。当公共和平受到危险时，“城堡的呼叫”回荡整个乡村，他们也要回来保护城堡。城堡主是 “他的” 骑士们的指挥官。他对骑士的权威；就像王公对他的权威一样；是家长式的。每个“城堡武士”在举行成年仪式时，用自己的生命对城堡主宣誓效忠；握手方式的宣誓表明自己的真心奉献，亲吻的方式则表明相互确保和平与忠诚。这些仪式隐藏着某种交易，在契约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容易与血缘关系混淆的联系纽带。在“领主”一词里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它指的是接受宣誓效忠的一方。而且，在领主颁布的政令的前导称呼里，骑士被包含在内，他们与领主的血缘亲属毫无差别地被并列于一起。最后，保护人自觉地要为他“忠诚的仆人们”提供食物来源，从自己的餐桌上给他们提供丰厚的一份，或通过其它方式——但并不总这样——给他们足够的土地，也就是采邑，让他们养活自己。采邑的授与是通过传递稻杆的授权仪式来完成的。这一习俗大概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当时传递稻杆象征着收养。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3）
通过宣誓效忠，骑士实际上加入了城堡主的 “家庭”，并且成为主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1031年在利摩日召开的会议记录中，列出的人主要包括等级社会中的上层，首先提及的是“最高权力”，其次是“第二等级的王公们”，最后是“骑士”，这份记录中在“军人” 一词前面加了最适恰的限定词“私人的”：私人士兵。因此，一部分人被从公众领域中分离出来，分化为由亲缘纽带捆绑到一起的各个集团。这些家族集团里的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执，都是通过公平决斗或主人的调解，私下里解决。骑士服务于主人，就像外甥必定要效忠他的母舅一样，他们为主人提供帮助和建议；所有的人都参与公同财产的管理，参与履行保护城堡的权力。作为从领主那里获得食物或被分封采邑的交换，骑士诸多职责中的一个是，定时环绕城堡巡视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以保持对其他民众的规约遏制。这些人以骑兵队而闻名于民众之中，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展示马背上的主人——即*代理人——的至上威权。
其余民众要遭受剥削，这一点也日益成为私人领域事务。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在反抗；有时是公开的，但更经常的是秘密的和消极的抵抗。在幸运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反抗经常获得成功，在南部基督教徒聚集的城市也获得了成功；这些城市在十一世纪贸易衰退之时维持了它们的活力。在这些地方，骑士不只是维持自由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能力与其他自由人聚合起来共同执行裁决或发动战争。除了骑士，这份会议记录还提到“有产之人”（boni homines），或者，城市里指的是“市民”（cives）。（在前面提到的比萨人军营里，市民并不睡在军营帐篷的内圈里，而是随时全副武装，准备向马略卡人发起攻击。王公—大教主犹如讲台上的演说家大声鼓动他们，激励他们进攻。）在骑士的“臣服”和“遵从”观念下，公民观念意识仍然残存于民众内心深处最底层。尽管大众也是被驯化； 但他们与骑士的差异很大。“公共法官”（在昂斯参政会里，迟至994年仍然这样称呼代行王权的人）对待他的骑士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女婿和侄子；他对待那些在他管治领土内的其他居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里的成员，鉴于“家庭”这个词汇的主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是他家中的奴仆。在这里，私人模式不是血缘型的而是奴役型的，这个烙入当时人思想中的社会图景，是中世纪早期农村庄园大地产的一种残留形式。在这里，城堡被视为一座“占据主导地位的庭院”——即卡洛林王朝时代任何一座大型庄园里中心位置的庭院，它环绕着主人的居所及附属建筑。类似地，城堡周围农民居住的小庭院，与卡洛林王朝时期贵族安置其人身依附者的农奴小屋相似。
实际上，卡洛林王朝的君主们所做的就是，让那些农奴夫妇在小块土地上安顿；让他们有生儿育女并将孩子养大成人的能力。这证明是他们管理自己的人口或牲畜资产的最有效率方式，人口和牲畜构成了主人劳动力的来源；它为庄园主提供了维持和繁衍农奴人口的有效手段。唯一的缺点是，给农奴们提供小屋，主人让他们的活财产得到了些许私人生活的空间。然而，主人的这份礼物并不那么慷慨：足够幸运的农奴得到主人赐予的属于归己所有的小块土地后，他们有义务从每二天或三天里抽出一天时间，到主人的中心庭院里做主人吩咐他们做的任何事；在为主人服务的那些天里，他们在主人家的餐厅里进餐，因此并入到主人家的家庭成员中。他们的妻子有义务与其他各个等级的女人们一起进行公共劳动。当需要补充自己全职的仆役时，主人可以从农奴的小屋里挑走他们的孩子。主人可以从奴仆身上拿走任何他想要拿走的东西：如果高兴，他可以把他们的女嫁出去 （如果女孩的父亲希望保留自己将女人嫁于何人的权利；他必须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他还可以拿走农奴们遗产的一部分（男人死后的家畜以及女人死后的衣物）。农奴的庭院与自由民的庭院不同；不受防止被没收的法律保护；他们实际上只是主人住宅的附属物。正如他是自己烤箱、马厩和谷仓的统治者一样，主人也是这些男人、女人、孩子、动物和附属物的统治者。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4）
十一世纪初期，当社会开始向封建化的方向演进时，那些掌控行使着曾经是公共权力的残余的人，开始寻求确立私人领地的管理原则，即他们的领地就像伟大的卡洛林王朝君主的庄园那样。除了骑士向自己的农奴勒索盘剥之外，主人们还竭力敲诈剥削所有的居民和过路人。随着公共权力的机构被用于统治那部分未武装的平民；公共权力日益呈现出一种领主特征。公共高级法庭转变成了家庭聚会；王公伯爵与他的亲戚、采邑占有者和私人骑士一起加入进来。类似地，在乡村举行的审判状况不佳的自由人的各种*，也变成了家庭审判台。城堡主委派一名自己的仆役主持这些私人法庭；而穷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所受到的处罚之重，一如过去庄园里奴隶所受到的惩罚。
在马松地区，这种转变到1030年就已经完成。在其它区域，这种转变发生得较晚。但在每个地方，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以前被视为自由民的穷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我使用的“穷人”一词如同当时的用法一样；指所有那些没有权力并臣服于城堡禁令管治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自由观念依然鲜活地存留于村庄*中；人们知道某某有权力在*上坐下，而其他一些人则被排除在*之外，因为他从生下来就从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女人（引用抄录于克吕尼档案室的一份十一世纪的文献）可以 “合法证明” ，她不是那个宣称是她主人的男人的私有财产。当这些曾经属于公共性质的*，与主人惩罚奴隶错误行为的家族法庭变得别无二致的时候，自由观念就此云蒸雾散了。这一转变需要时间：乡村地区的马松人中，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宪章的撰写者才不再提及奴隶和自由民之区分。然而，五十年前，语汇terra francorum（指为公共目的为自由民保留的土地）已经被废弃不用，因为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自由民与否，在领主的控制下都可以使用公共土地。早在1062年，一名书记员在草拟捐赠法时提到，作为奴隶的人可以构成捐赠物，但是他不得不补充一句——“这些奴隶，不管是自由身还是非自由身”，因为理论上的区分还没有完全从记忆中消失。但事实上，他们被占有他们的人毫无区别地捐赠出去；似乎他捐赠的只是一群家畜。
私人领域侵入曾经统控“贫人”权力的第二个结果是，那些行使着强制权力的人开始认定，不仅仅骑士，而包括在他领地上居住但人身上并不依附于他们的所有人，都必须向主人宣誓效忠。“克吕尼宪章”讲述了1030年左右发生在索恩河岸边一个村庄里的小插曲：一个“自由人”来这里定居，并“自由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他在某个时候突然发现，他必须向当地的领土“宣誓”，拉丁文里意思同样的词mendatio，其用法是指战士的宣誓。在这里，两者之间的礼仪姿态可能大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农民的宣誓效忠不仅让他成为领主家属的一员，而且也成为领主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必须为领主服役的低级依附者群体地位低微，不能像骑士那样与领主有着父子般的亲近行为，只能恭顺地服从于领主。这样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是他人财产的一部分。十一世纪，马松地区的富人像买卖奴隶一样买卖自由人（francs）。 虽然他们仍然叫做自由人；但却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上。 他们的庇护者可以随便进入他们的家并有权没收他们的部分财产；没有主人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等宪章中的语汇反映这些现实变化时，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宪章中开始使用两个极具启示性的语汇概括依附者的特征，法律曾经认定的身份区别在这些依附者中已无踪可寻：主人说，这是我“拥有的”的男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我，他是我的私人财产；或者说；这是我的“民众”（homme de corps），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我的。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5）
领主之威权很少成功地征服他们城堡统属土地上的所有“贫民”，居住于他们辖区内的骑士的家庭佣仆，免于他们权力的管辖；尽管他们也属于“民众”的一员，但他们的身体属于另一个主人。1282年颁布的奥朗热城法令宣布，这类人“享有客居权力”，也就是说，附着于他们私人房子上的“权力”足够大而且受到足够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城堡之外。免于领主权力管辖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法令中被称为居民（manentes）；对他们来说，加在他们身上的领主的权力要轻得多，且从来没有完全丧失其公共性的特征。1042年之后编纂的“唐德宪章”中提到了伯爵应得到的服务，它对农奴（homines de sua masnada）的无限义务和“客居者的有严格限制的义务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即便这类人，他们比较成功地抵制了领主权力，他们的父辈拒绝履行臣服仪式，加入领主日益扩大的家族；但仍然要服从自称是他们“主人”（dominus）的人的各种命令。而且，他宣称提供的保护要求得到的回报呈现出一种家族色彩。在特定的日子里，他们被要求向领主恭奉“礼品”，尽管他们不再被要求服军役；但作为对军役的替代，他们必须服劳役，或者在他们主人的庭院里做强制性的劳动；他们必须去他的房子拜访，与他比邻而居，遵从他的各种规约命令。被称为膳宿权——在自家房子里把领主当作客人接待的义务——的各种领主权利亦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些领主权利的公共起源是无可争辩的：中古晚期，巡游各地的行政官由市民提供膳宿。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这些义务性的接待定期地打破了保护村民私人生活的屏障。领主及其扈从们到来，在农民的庭院里饲喂马畜，在他的土地上扎营。男人不得不日夜陪伴领主或他的某位骑士。如此粗暴的侵扰激起了抵抗，但即便这种抵抗取得成功；从领主那儿嬴得将来限制膳宿权使用的承诺；但仍需支付同等价值的实物。表面上的自由农必须从酒窖里献出葡萄酒，从他们的揉面槽里献出面包，从保险柜里拿出金钱；当领主在村里留宿时，他们必须为其配备舒适的住房。赢得这种特权或豁免权，对民众来说是一个胜利，至少村民和他的妻子可以坚持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自己文采信心十足的作者们，现在不再把臣服于领主权力之下的人们称为“人民”（populus），而称之为“臣民”；私人生活的保护性外壳业已被削弱，在许多地方甚至被打破。在社会阶层各个层次上的封建化，迄今已经将私人关系扩展到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去；这种变化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横扫挡在它前面的所有堤防。历史的吊诡是，随着社会日益封建化；私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少，因为权力在所有方面都已经越来越私有化了。
宗教并不能置身这些变化洪流之外。封建时代的基督徒们，至少从我们知道他们态度的那些基督徒来看；他们在神权面前鼎礼膜拜放弃自我。像骑士宣誓效忠城堡主一样，他们双膝跪下；两手交叉；等待恩赐；希望如同在神父家里受到的庇护一样，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得到宠惠，渴求进入上帝的私人领地，归依于上帝的家族中，而且得到一个与他们在凡俗人间所处等级相当的等级——即臣服等级里的最底层。在上帝的私人领地下属各领域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中，他们力求担当一个职位。他们知道；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法官；基督在末日审判中在亲密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