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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6）
这样，基督徒对圣徒宣誓效忠；从而使他们变得有点像上帝的诸侯封臣。嬴得圣徒保护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要成为他们的佣人；成为照看教堂的僧侣并且表白自己的信仰。不知十一世纪有多少骑士在他们临终时决定采用圣徒本尼迪克特的习惯，通过向最近的修道院捐赠丰富的遗产；以确保他们死后被认可为神圣庇护者的仆人？又有多少骑士寻求自己被承认是一些宗教团体的俗世兄弟（为此的费用是精确的）？就像德国和洛林如此之多所谓的圣徒，他们出身高贵，在这个世界上寻求保护，而其他人则从他们的占有者那里寻求保护并在其旗帜下重整旗鼓；这种旗帜我们现在认为是所有权的象征，那么又有多少骑士参加了奴仆身份而不是家臣身份的仪式，让自己成为奴仆；成为圣徒的财产，成为他的人或者女人。
虔诚的人们就像分散在众多住处的一个巨大家庭；每个人都处在圣徒或圣母的保护之下。由于受到欢迎和这种趋势的日益膨胀；这些神圣的家庭就像封建化进程一样四处延伸它的触角，而且整个十一世纪，人们都梦想有一天所有的人类都会居住在天堂般的大厦里。这个梦想成了上帝和平的促进者。他们希望减缓来自城堡的权力扩散；培育新的障碍以阻止其进程，并建立保护的时期和地点——简而言之，就是回到仍然是另一个私人领域的边界，它属于上帝。通过掠夺教堂及其周围地区，如“墓地”和用十字架作记号的其他礼拜堂，或者用于圣日的祭物；而对这种隐私造成的侵犯，就是对上帝无限威力的侵犯，会有遭到报复的危险。另一个对上帝的侮辱就是，对属于其家庭成员的人进行攻击，如传教士、僧侣、未婚女人和贫穷者。再一个对上帝的侮辱是，任何试图抓住那些他已经在许多地方以其无限仁慈收容的非武装人员和逃亡者的企图；这些人是上帝的客人；而且处于他管制之下的中立地区。
通过赋予私生活以神意，上帝的和平休战日有助于为公共*的举行创造一个空间，因此促进了村庄层面公共空间的重构。教堂——生者在这里举行洗礼、死者在这里被赦免生前罪恶——变成教区居民封闭的小社会透明化的因子。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在和平规约之下暴力遭到禁止的休战区域，许多乡村在教堂的庇护下成长起来。在这里，“穷人们”彼此团结，生活在公共的“庭院”里，也就是说，他们受到保护不受侵犯。居住在此的村民们，共同拥有使用村庄附近未种上庄稼且不能从其上得到收成的土地的权利，比之孤立单独居住，他们能够更好地抵制来自领主的诸多压力。在一些城镇中；特别是随着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城镇中，市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在古老习俗的基础上开始组织化和制度化。举例来说，这些互防社会的成员定期聚餐，尤其要喝点酒。团结也需要通过常见的誓约仪式进行培育和维系。这些都是和平运动的产物；这种想法最初源于要求骑士宣誓维护和平，以控制他们攻击性的冲动。后来这种做法流传到了下层社会，常见的做法是，乡村里每户的户主共同誓约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维护“和睦”——要从心灵上谨记。如克吕尼城1166年制定的习俗所表明的，这种誓约要通过朋友——通过“邻居之手”——的仲裁来完成。争论要在私下里解决；只有在“举村震惊”的情况下——也即整个社区都被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震动时，如“公开”通奸或盗窃罪，才召来所谓的公共当局前来干预。如果这样的罪行发生在伯爵统辖的城市里，即便是在大教堂的私有领域内，而且即便犯罪者是教主的私人扈从和教士，伯爵也保有起诉这种罪行的权力。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7）
在这些交往关系中不允许存在敌意。举例来说，1128年拉昂城颁布的和平条例，不仅在被保护地域里禁止暴力，而且禁止“对另外一个人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在对方离开城市的时候追踪他，或在返回的路上伏击他”。所有的攻击行动均要指向本团体之外，反击对本团体公共利益的威胁。因此，内部权力的发展壮大是顺理成章的事；团体里的诸多显贵人物负责协调安抚内部关系的杂务。外部权力的权威被限制在所谓的公共远征事务上和十二世纪人们开始称之为“高级”审判的行政管理事务上。在这个层面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在社区共同体的私人空间里，公共行动领域的再生和个人私生活领域的轮廓。
只有不在其他人家中充当佣仆的成年男子才被包括进这些交往关系中。1114年瓦朗谢讷城签署的公约文本里非常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男子（viri）在满十五岁时，举行入会仪式进入活跃的社区生活。尽管被覆于“市镇和平”规约保护之下，但被排除在正式成员之外的人包括年幼的孩子、“不分地位等级”的所有妇女，以及修士、修女和牧师；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此外，“任何主人都可以在城镇中鞭笞或殴打其依附者或奴隶而不算违背和平规约。”“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且归于同一个家庭权力统辖下”的奴仆们应该内部决斗，投诉和罚款则应该求之于主人，也就是说，房子的主人及那些宣誓遵守和平规约的人必须避免卷涉其中，除非打斗造成死亡。”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读到这样的规定：“依靠主人而生的奴隶，不能作为其主人指控他人违反和平规约的证人。”换句话说，受公共法律管治的和平保护区域，一些地点被排除在外，也即，房子的免受攻击权尤其受到同一部公共法的保护。“攻击”这些房子中的任何一座（打破和闯入），都要遭到最高罚款的惩治，其量刑与惩治“公共”犯罪的量刑相同。皮卡迪、阿西斯、奥西以及瓦林科特等地成文于十三世纪早期的公共习惯法，承认了自我防卫权：某人在自家房子里杀死攻击者不会受到惩治。某人在房子里殴打房子的居住者，要受到40索里达的重罚。如果攻击者试图强行闯入房子，必须支付100索里达的罚款，如果闯入成功罚款数额则增加到200索里达。与私人住宅联系在一起的“以牙还牙”的惩治，我们可以在社区共同体对违反和平友好契约者的惩罚中看到：他的房子被摧毁。这是对等的报复，但是一种公共类型的报复。如我们在瓦朗谢讷很清楚地看到；对那些业已宣誓过“和平誓约”的人，当地授权行政官裁定是否将违反誓约者的房子夷为平地。因为这些干预其中的行政官员依据公共利益行动，因此他们也不会遭到偏见和仇视：“这种行为不会引起战争（即一所房子对另外一所房子进行报复，由一群亲戚朋友带领报复另一所房子的亲戚朋友）、仇恨或伏击；因为它是政府公义行动，是王家的行动。”
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我们都发现对公共与非公共的区分一直存在着。然而；公私之间分界线的确切位置则流变不定的；因为在封建时代尚没有关于私人生活观念的绝对标准。举例加以说明；我依据公社公证人的记录，来检视热那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这种“公社”事实上就是一个“公司”；与商业公司不同，它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根据私法的一种联合；它的成员是该城里各个大家族的主人，这些大家族的城堡塔楼并肩矗立，风在城堡之间来回吹习。各方签定协议授权给行政官，他们被称为“执政官”——从古罗马借用来的一种官衔名，带有明显的“公共事务”含义，因为执政官的职能是约束那些攻击性的冲动行为。1169年，他们试图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源起于两个敌对家族年轻人在海滩上的一次打架，已经火爆地持续达5年之久。热那亚城所有公民都被要求参加公开的和平宣誓，誓言打击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虽然执政官心血来潮没有把这两个敌对派系头领家的房屋夷为平地，但他们却命令卫戍部队占领了房子。他们还拟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战斗：“在双方敌对家族的领头人中举行了6次战斗或决斗”，决斗拟在热那亚大主教宫殿的庭院里进行，大主教是该城的最高庇护人，身负“王权”，因此他的宫殿是公共性质的宫殿。然而，私*力反对公共权力的这些举措，“每一方的血亲和盟友”敦促行政官员另寻他法，召开一次调解会议。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这个故事反映的不再是一种民间的和平，现在，整个热那亚城都变成了一个庇护所，一个由上帝和平之神统治的区域。这两个敌对家族头领每家门前都立起十字架； 在约定好的日期，大主教穿着正式法衣、带着圣物来了。这两个“敌对家族的首领”被要求按着福音书宣誓维护和平。有一个头领拒绝了，尽管他的亲族恳求着； 但他坐在那里不动，他不能忘记，他家族中“为战争”而死的成员们“凄厉的叫声”。最终，他还是被人们拖到圣经前，结束了这场仇杀。毫无疑问，这是私人复仇一个案例。但是这种停止和终结仇杀的宣誓，是私人模式的？抑或是公共模式的？
让我转向意大利历史上另外一段插曲。（意大利人在思考法律逻辑方面处于前列，而且在意大利很早就雇用公证人，关于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图景）。到十三世纪，一些家庭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乃至他们要占住好几个家庭。为了维系内部和平；他们采纳了所谓的consorteria，这是一系列的协议，根据它们，一个血亲团体像公社那样被组织起来；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公共福祉和家族壮大。”根据这些协议，16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进行和平宣誓。他们颁布了一个行为守则，设立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公有基金；并选出一名被称为执政官的行政官员来维护“和平安宁”。这位执政官把他的兄弟子侄们定期聚集起来温习协议内容，以达到维护家族和睦的目的；在特定的时期，同是这批人聚集起来选举新的执政官。这样，我们就获知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公社是由几个部分或分支联合而成，每个部分都服从于另外一个的权威，它们确定无疑是私人的和家族控制型的，但很奇怪地又像管治更大家庭——也就是公社（每个家庭都是公社的一部分）——的虚假型公共权威。每个宗族犹如公社里的一分子，在宗族内部，权力源于成年男子的竞夺。宗族在组成宗族的更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单元（也就是家庭）当中渗透和确保和谐安宁。但宗族并没有试图通过暴力把其权力强加于任何单个的家庭头上，因为这样会引发激烈的反抗。
只提及反抗，表明我们终于触及到最本质的核心，即基本的血亲团体，它是由丈夫、妻子、未婚子女和佣人组成的“家庭”。某个家庭在众多的家庭中选择通婚，张扬的、喧嚣的队伍穿过大街和广场。但这只是两个私人性仪式——其一是订婚，在新娘家举行；其二是婚礼，在新郎家举行——之间的一个程序，一个必要的、炫耀性的插曲。至结婚时，举行婚礼宴会的餐厅不是比卧室更少私人化吗？更不用提当晚让婚姻臻于高潮的婚床了。而且，女人在被她的父亲、兄弟或叔父的嫁出去之前，被要求提供一份表示她同意婚事的明确声明。但一些女人顽固地拒绝这么做，一家之主的权力因此面临障碍，遭遇到保护个人自主领域的深层次障碍。正当我们以为，我们行将从最私人化的方面抓住中世纪生活之时，它躲开了我们。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要超越私人生活表面的界限，从私密的深处去分析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肉体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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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
乔治？迪比
为了理解封建大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私人社交的习俗和礼节；我们应该从梦想——虚构的完美家庭的理想——和天堂——在另一世界中灵魂得救者的居所——开始。如公元6世纪《格列高利旅行记》一书中所描述的，根据萨尼尔夫修士的想象，经过炼狱洗礼而生还的灵魂最后来到一座“宏伟的白色房屋”。两个世纪以后，另外一位幻想家也设想了相同的情景：“河对岸隐现着一堵宽大的、高耸的和熠熠生辉的墙”。引述这段话的圣？博尼费斯诠释说：“这是天堂上的耶路撒冷。”这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座城市：这个隐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都市的；它指的是一座城市；一座尽管已经衰微但却仍然以其难以胜数的刚刚崩塌毁坏的纪念碑让人心驰神迷的城市；一座与罗马人记忆紧密相联的城市；一个避难所，一个准备拥抱所有上帝子民的公共避难所。在卡洛林王朝的微型建筑图中，构成福音传道者形象的拱型建筑结构，让人想起的不是一所庭院而是古罗马广场的门廊。只有后面的部分是叠加在这个古老影像之上的房屋形象：罗马天主教教会仍然希望把天堂看作是一座巨无霸城市，然而，人们主要把天堂想象为一种房子。举例来说；在半圆形后殿拱梁之间的三角墙上；位于最高主宰耶稣基督的右边（善的一边）的图景是平静且有序的，与左边（罪恶苦难被投入地狱深处）明显的混乱无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建筑学上的象征：壁龛是通向和谐的空间；是通向主宰修道院和平的空间；这些上面覆盖着保护性屋顶的壁龛；被看作是集中进入一个公共住处的掩护物。在同一时期，克莱尔沃的贝尔纳用这样的语言呼唤天堂：“噢！多好的房子；比我们心爱的帐篷好多了。” 于是，天堂成为一栋建造坚固的住房；一个在人间旅行者的漂泊生涯结束之后可供定居和休息的地方——毋庸置疑是个寄居之所。
关于牧师的想像先说到这里；下面我们看看骑士的想象如何。十三世纪晚期撰写的一个吸引了上流社会兴致的文本，尽管其建基于宗教话题之上，但其中却充斥的庭院精神几达受到天谴的地步。该文本的题为《天堂之庭院》（Court de paradis）。庭院在这里的拼写加上了“t”（法语通常的拼写是cour）；这表明它来源于拉丁语“curtis”。当然，这同时也是“朝堂”（curia）：上帝在万圣节“要上朝”，这是一次全体人员都出席的朝会。他召集他房子里的男男女女；他的使者穿梭于“宿舍，卧室和餐厅”之间。房子很大；像新式城堡那般被分成几个房间，每个房间分配给特定阶层的居住者：一个房间分给天使，另一个房间分给圣女；如此等等。朝会包括这个家庭的所有居民：耶稣基督的“喜庆天使们”凝视着它的主人，“喜庆”即表示举办一场宴会，在这种情形下则是指举办一种舞会。贵宾是圣母玛丽亚。舞会上有音乐和舞蹈；整个社会都被邀请加入歌唱。以这种纯粹的方式，天堂被描绘成分享快乐气氛的大家庭，一起唱圣歌，周围是主人和年长者，他们的职责就是使天庭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