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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一面修筑防御工事，一面加紧了市区内的白色恐怖。4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的“紧急治安”条例贴满了大街小巷：“造谣惑众者处死刑”！“集中暴动者处死刑”！“怠工罢工者处死刑”！“鼓动###者处死刑”！“扰乱金融者处死刑”！“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4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再次贴出布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一时间，警车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军警戒备森严，几乎天天都有进步人士被捕枪决，甚至连虹口公园、大世界这些昔日最有名的娱乐场所也变成了刑场。仅4月26日这一天，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就逮捕进步学生356人。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内，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
在这大战将临的时刻，资本家政客及国民党军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外逃，能去美国的去了美国，能去港澳的去了港澳，能去台湾的去了台湾。就连一个月前，秉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旨意，在上海发起组织所谓“自救救国运动”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见大势已去，也悄然动身去了香港。整个大上海似乎乱了方寸，被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所笼罩。
在这种情况下，大舅心急如焚，时刻挂念着孤身留在上海的我母亲，多次来信要她速回安庆老家躲避战乱，大姨在美国则连发数电，催促她速下决心，赴美留学。
何去何从，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母亲表现的出奇冷静。俗话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母亲把我大舅和我大姨的所有来信来电一律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1949年的整个春天，母亲象一个幽灵不停地在校园里、在同学中寻找着地下党组织，但就是找不到。她心里明白，党组织就在身边，而且是在有意回避她，但她却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回避她。那时上海所有大学都已放假，胆小的学生回家躲起来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转移到解放区了，留下的都是护校或准备为解放大军进城带路的，母亲一直没走，可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没有人给她布置任务。
终于，母亲彻底绝望了，她象一只在暴风雨中脱离队伍的孤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和痛苦。固执的她经过几天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的决定。
母亲谁也不依靠，她要孤身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投奔人民解放军去。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善于叛逆的她再一次做出了让所有人都瞠目的抉择。
四 参军
母亲对我讲过，如果学校地下党组织接纳了她，她肯定就会留下，等待解放大军的进城，毕竟母亲是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农村和军队是她毫不熟悉的领域。
但母亲当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组织对她的不信任，这一下反而激起了母亲的倔脾气。
母亲暗自在心里发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不相信我会参加革命，我偏要参加给你看看。这里的党组织不让我革命，我就去寻找允许我革命的党组织。我不清楚哪里的党组织会收留我，但我坚信一定会有收留我的党组织。我不知道解放军驻扎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向北走就一定能遇见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的军装是绿色的还是灰色的，但我知道他们的帽子上都戴着闪亮的红五星，只要看见高举红旗，头戴五星的部队，那就一定是人民的子弟兵。
母亲解放后遇见的那位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承认，我母亲这一举动终于使他们形成共识，这是一位下定决心背叛家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富家小姐。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母亲已经象雾水一样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从学校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母亲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悄然离校的。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位男生以及一位叫张洁、一位叫秦菲的同班女同学。母亲后来多次对我提起这两位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同学。张洁是河南人，长得亭亭玉立，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师长，但她母亲和父亲早就离了婚，所以自幼跟随母亲生活，十分艰难。秦菲是上海人，生得楚楚动人，父亲是开纱厂的老板，是个富家小姐。她们和我母亲一样，平时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却又找不到党组织的大门，于是一商量，决定冒险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去投奔兵临城下的解放军。
虽然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的通告规定，只是禁止人进入，允许人出去，但母亲知道，如果他们几个完全是学生打扮，那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去投奔解放军的，毫无疑问会被军警以“通共”罪名抓进监狱。因此出城之前，几个人特意精心进行了一番乔装。张洁穿上鲜艳的旗袍，装扮成要到乡下老家避难的富家小姐，男同学装扮成黄包车夫，母亲和秦菲装扮成丫环佣人。由于四个人中间只有秦菲能讲地道的上海话，便事先商定，一旦遇见国民党军警盘问，就由她一人回答，其他同学尽量少搭腔，以免露出破绽。几个人就这样先向南经过徐家汇、曹河径，硬着头皮闯过几道戒备森严的关卡，看看确实走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防区，这才又悄悄向右绕了一个大弯，转到西郊的安亭小镇，雇了一辆马车，直奔苏州方向而去。
一路上小心躲过几股由北向南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幸而只是有惊无险，晚上在陆家浜找到了位老乡家勉强住了一宿，第二天窗外刚露鱼肚白，便套上车又匆匆赶路。
接近中午时分，胆小怕事的车老板说前面快要来到###防区了，死活也不再向前走，母亲他们只好下了车，提着行李，顶着烈日，沿着田间小道，徒步向北继续走去。
5月的江南，已进入梅雨季节，几乎天天都是霪雨菲菲，可这一日却不知为何突然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天气出奇地好。只是苦了母亲他们几个从未长途跋涉过的学生，顶着烈日，一刻也不敢懈怠，拚命向北走着，他们知道；多走一步就远离一分危险，增多一分安全。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母亲他们又累又渴，两腿象灌满了铅似的，实在走不动了。看看附近连个国民党士兵的影子也见不到了，这才松了口气，见路边有棵大榕树，便靠在树荫下稍事休息。
这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向北望去，乡间小道两旁是一片连绵无际的油菜花海，黄灿灿的菜花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金色的光芒，染黄了小溪，染黄了田野，染得大地流金溢彩，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甚是壮观和好看。春风拂面，缕缕花香入鼻，过电般地传遍肺腑，荡心回肠。
母亲眯着眼睛痴痴地瞅着，就觉得满目的金黄色中出现了一点红，这红色先是一点，然后是一片，慢慢变成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红旗底下是一支身穿草绿色军装的队伍，再走近时，母亲的眼睛瞪圆了，所有士兵的军帽中央都镶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解放军！这念头几乎同时在我母亲几人脑中闪过，接着便都忘记了疲劳，欣喜若狂地振臂欢呼起来。
队伍中有一位骑着白马挎着短枪的青年军官见母亲他们不象是本地人，便跳下马走过来询问，当听说是从上海跑出来投奔解放军的大学生时，便立刻热情起来，详细地告诉前面的道路。母亲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苏州郊区。就在一两天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在粟裕、张震的率领下，已经进驻城中，紧张地开始了指挥上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之后，才从我父亲那里得知，从时间和地点推测，她在苏州郊外遇到的这支队伍，应该是叶飞将军率领的3野10兵团28军83师，而我的父亲当时正好就在该师8团担任机炮连指导员，说不定就是他们这支队伍从母亲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向着上海方向挺进。
父亲所在的8团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渡江战役率先攻占江阴要塞；过江之后又一路领先追击逃敌，四月底进入苏州的常熟、吴兴一带，五月初又奉命向上海吴淞口一带集结，参加了解放大上海的战斗。在苏州休整的短暂日子里，每天都能遇见三五成群从上海逃出来要求参军入伍的青年男女学生。所以父亲后来得意地对我说，或许当时就是我指引你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在开玩笑，但有时静下心来细想却又感慨万端。人的命运有时候真是上天注定；偌大的一个世界，人海茫茫，两个生活地域、人生经历、性格脾气、文化素养本毫无相关的男女居然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擦肩而过，许多年后，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另一个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遇，并且相识、相知、相爱，结为夫妻，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吗？
母亲是在太阳落山前走进苏州城的。这才发现小小的苏州城里家家店铺门口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彩旗和红旗，仿佛掉进了红色的海洋。街上到处行走着身穿黄布军装或灰布军装的军人，虽然军装五颜六色，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就是军帽上都有一颗闪亮的红五星。在国统区看惯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突然满眼都是耀眼的红旗、红星，母亲感到似乎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激动的几天睡不着觉。三天后，母亲学会了第一支共产党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母亲至今哼起这支歌，两眼马上就会放出心驰神往的光芒。
这天晚上，母亲和张洁、秦菲领到了崭新的黄布军装，脱下丝绸旗袍，穿上粗布军装，戴上镶有红五星的军帽，几个人你瞅我，我瞅你，一股难以言表的滋味涌上心头。母亲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将彻底告别过去的历史，由一个富豪家庭的千金小姐转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这一天是1949年的5月4日，母亲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将军率领的第10兵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南下
母亲入伍后，被分配到三野第10兵团政治部下属的青年干部大队。这个大队是渡江之后兵团总部专门为培训接管上海干部成立的临时机构。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兵分几路，已将大上海团团包围，引弓待发。此时此刻，毛泽东已将上海视为囊中之物，他考虑最多的不再是能否拿下上海，而是如何管理好这座有着600万人口、工业总产值和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的国际大都市。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战役打响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站在江苏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对正在集训准备接管上海的几百名高级干部作报告时，也严肃地指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看我们自己。
为了确保对上海的顺利接管，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中央就确定了未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机构，任命有过留法经历的儒将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同时，从江北各解放区抽调了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夜兼程，汇集已经解放的苏州、常州和丹阳等地进行培训，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习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一系列政策，熟悉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以及风土人情。按照总前委的统一布置，十兵团政治部将新近入伍的青年学生和部队中有文化的年轻军官组成青年干部大队，集中在苏州，也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青年干部大队开学典礼那天，兵团司令员叶飞亲自到会作了动员报告，明确号召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尽快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上海而努力学习。
叶飞司令员的讲话几乎使得青年干部大队的所有学员兴奋不已。惟独母亲听完报告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在母亲看来，她背叛家庭，投笔从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到前线去真枪实弹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而不是躲到已经解放的地方，重新过着舒适安逸的学生生活，成为什么接管干部，最终回到散发着资产阶级腐朽气味的大上海，去和她从心底里厌恶的资本家奸商打交道。
这天晚上，母亲找到大队教导员，表明了坚决要求下连当兵的愿望。教导员先是热情鼓励了我母亲不怕牺牲、积极参战的阶级觉悟，接着板起面孔讲了一通革命军人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大道理，最后干脆向我母亲交了实底："；余耀华，实话对你讲，你在上海读过大学，熟悉城市生活，是接管干部的最佳人选，即使别人上了前线，你也肯定会被留下来的，还是安心学习吧。"；
一番话说得母亲无言以对，怏怏而归，躺在床上独自生闷气。
5月25日，上海外围战斗刚刚结束，丹阳火车站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华东局组织的几千名首批接管干部在这里登上火车直奔沪郊南翔镇，然后从这里步行进入市区。次日上午，陈毅市长特意理了发，换了一套新发的细布军装，乘坐着美式吉普车，精神抖擞地走马上任了。
由于事先按计划从老解放区抽调的大批干部因为路途遥远，途中又遭遇土匪袭击和大雨，没有如期到达，我母亲所在的青年干部大队奉命加快学习进度，准备提前结业，尽早进城，以弥补市区接管干部的严重不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
5月27日中午，苏州河畔的硝烟还未散去，正在打扫战场的十兵团各部突然接到三野前委命令，立即撤至苏州、常州、嘉兴一带休整，并迅速做好入闽作战准备。
南下的命令在10兵团政治部青年干部大队传达之后，不少城市长大的女学员一想到要用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南中国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心里就打怵，晚上捂着被子偷哭了好几次，有位上海籍的女同学干脆不辞而别，开小差跑回了老家。而大多数学员则情绪高涨，为能赶上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场战役激动不已。
就在部队集训期间，上海幼师的陈鹤琴校长专门派人来到苏州，告诉母亲等人学校已经复课的消息，希望她们能够重返校园完成学业，参加社会主义大上海的恢复和建设，但校长的好意却被几个思想狂热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母亲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南下！南下！亲身参加中华民族最后的解放事业，继续完成学业的事情早被她丢到九霄云外了。
那段日子，母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哼着革命歌曲。教导员见到她这付得意忘形的样子，便打趣道："；你这个小余，还挺有先见之明，这回可遂了你的心愿，真的要爬山过河，真枪真刀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作战了。"；
后来母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