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已尘封在记忆深处，定格在小小的黑白照片中了。只是到了30岁以后，往事反而清晰起来。经历这些年风雨，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外婆、了解妈妈、化解自己。于是，一点点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成各种可能的形状，最终形成这本书。里面装的，其实就是我们祖孙几代人的一些思索。 至于刚才那张照片，我查到了这样的说法：苏区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时，几个平素要好的女红军看到请来的照相馆师傅，大家嚷嚷着要照。曾碧漪却不情愿，因为她已怀孕，挺个大肚子。彭儒出了个主意：没事，我陪你坐在前面，这样照了看不出来。照片上贺子珍站在后排最右侧，齐耳的短发格外精神。毛泽东在旁开起玩笑：照得好，将来给你们放到博物馆里去呦！ 外婆的五位战友： 彭儒（丈夫陈正人），外婆参加过她在井冈山简朴的婚礼，在东北期间曾照顾过她的孩子，外婆豪爽好客的天性决定了当时的热情程度甚至让我妈妈感到嫉妒。 曾碧漪（丈夫古柏），外婆的同事、外公的秘书，外婆广为人知的名字“贺子珍”即出自她的笔误。她们曾被敌机轰炸掀起的泥土没顶多时，险些成了烈士，可谓生死之交。 康克清（丈夫朱德），正如朱、毛之间不可分割的友谊，外婆与朱老总两位夫人——牺牲的伍若兰和江西老乡康克清都是好友。她到北京住院后，第一个来访的就是康奶奶。 钱希均（丈夫毛泽民），外婆的妯娌。在苏区她们携手解放童养媳，长征中在休养连相互扶持。外婆在贵州遭敌机轰炸，弹片入身几乎不治时，多亏她在旁照料才得以苏醒。 周月林（丈夫梁柏台），就是搂着外婆肩膀的那位。长征时被留在苏区，其后被冤屈关押多年，坎坷经历令我不忍重述。在六人中，她所承受的苦难是惟一可与外婆相比的。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二）
外婆早年照片很少，妈妈和我一直都留心收集并将其放进本书。真感谢《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他拍摄并翻拍了大量红军苏区时期和陕北时期照片，也保留了其中外婆的形象。更何况他还撰写了《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使外婆第一次在红区以外广为人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当他再次见到外公时，毛夫人已是另外一位了。 前面这幅照片，恐怕是外婆与外公照片中被引用最多的。究其原因，也许是外公没戴帽子（据斯诺说：他当时头发太长，而且也不愿戴帽子），蓬松向后的长发透露出隐藏不住的诗人气质。而外婆戴着帽子，则引出了又一个与女人头发有关的故事。 原来，之所以外婆在陕北的照片都无一例外戴着帽子，除了她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之外，真正的原因是：长征的艰苦环境让女战士暂时别离了爱美的天性，让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虱子消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剃光头，与外婆一起剃的还有张闻天之妻刘英奶奶。一直到她们俩为赴苏而结伴去西安、兰州时，那缕缕青丝才慢慢冒将出来。 我无法想象，照片中的外婆刚以伤病之躯走过万里长征。这使她与父母和儿子生离死别；十几年思念生死未卜的哥哥、妹妹；惨失弟弟（被自己同志所错杀）；痛别女儿（生下后却不能带走），除了这些人伦巨变，身上还多了十几块异物——经常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又落下一身疾病：贫血、晕眩……即便如此，她仍在微笑。我想：除了长期征战后的短暂和平、充实的学习和工作以外，这是因为她有一个相伴走过人间绝境的丈夫。 为掩护战友遭敌机轰炸，十几块弹片嵌入身体那次，无疑是外婆十年征战中最危险的时刻。当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外公：我不能工作，还让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润芝，把我留下，你们走吧。革命胜利后，我们再相见。外公一阵心酸，劝慰妻子说：我们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抬到目的地。若不是他下了死命令把妻子抬走，外婆一定会因伤重牺牲在贵州。 被外公外婆忠贞战地爱情而感动，写到此处，我过了好一阵情绪才平静下来。是啊，还要继续前行，外婆后50年的传奇人生等待着我去追寻。 在美国记者斯诺眼中和他的《西行漫记》里，毛先生和毛夫人是颇和谐的一对。在他记录外公自述时，外婆被丈夫那些从未说过的内心独白而吸引，成了入迷的听众。她捉到一只油灯下的飞蛾，夫妻俩像儿童似的一边惊叹它的美丽，一边小心地把它夹在书中。斯诺还把外婆发展成牌友俱乐部中的一员，人们时常见到她和其他首长夫人出没于斯诺的窑洞中。 说来也怪，近年全国多处发现由《西行漫记》辑出的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它就像外婆一样，被遗忘多年后，逐渐显露出应有的价值。须知：这是截至外公去世，国内出版的惟一一本刊登夫妻照片的外公自传。 还好，外婆除了上述夫妻合影，还留下了这张集体合影。显而易见，她是所有人中惟一的女性。从井冈山烽火中走来的她，随丈夫丈量了中国十余省的土地。好不容易在陕北有了落脚的地方，为了治疗严重困扰她的伤痛，又马不停蹄赶奔万里之外的国度，从此结束了军人生涯，告别了照片中的同志和战友们。 第二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三） 即使作为外孙女，我觉得也毋庸讳言：外婆十年苏联之旅，从头到尾由一连串的决策错误组成。时光荏苒，她身边那个胆小怕羞的小姑娘20多年后也踏出国门，经历了异乡生活。当然这不是说我就具备了足以评判外婆的经验。这里要写的，一是那些公认的和她自己也承认的错误，二是为什么出错。当然，只是最粗浅的分析。后人总是容易一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省力，一边又苛责前人长得不高，这是我尽量避免的倾向。 十年军旅生涯，给外婆“颁发”的不是纪念章，而是深埋体内的十余块弹片。这给她带来的痛苦，非我们这些毫无体验的后辈所能理解。她急需取出它们，同时还想治愈自己多年来积累下的其它伤痛，这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抗战初被友军误伤的林彪不就赴苏治疗多年吗？但子弹擦伤神经的后果一直没办法治疗，苏联专家下的猛药反而给他带来终身怕水、怕光、怕风的“毛病”，其实他确实一直是个没被治好的病人。另外，给妈妈起名的邓颖超不也以化名住进北平西山，治疗她在长征中发作的肺结核吗？外婆本来也是想在国内解决问题，她想的是当时医术最高明的上海。可惜又耽误了时机，准备出发时日本已发动侵华战争，上海首当其冲成为“八·一三”战场。邓奶奶也是在美国朋友斯诺的掩护下才惊险逃离北平敌特搜查的。 对这个理由，外公有自己的看法：延安现在穷，但会发展的，也会有自己的医生，条件会好起来的，何必非大老远去苏联呢？这也已被事实验证，如果外婆不走，肯定会得到来华并到过延安的名医——比如非常佩服外公的白求恩大夫精心的治疗。当然，外人可以说：弹片不在你身上，当然看法不一样。但外婆千辛万苦到苏联后的检查结论是：弹片已与肌体、神经组织结合在一起，无法取出。她不得不与这些冤家继续共同生活。 外婆要去苏联学习，她要为自己争口气，这种自强自立的心态到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当时，对苏联崇拜以至迷信的，不止是外婆一个，而是她们及其上下几代人。“红都”莫斯科的诱惑，列宁、斯大林故乡的魅力，全世界共产党的家——共产国际所在地的权威，确实是那个时代所有共产党人无法抵御的。那种感觉，打个可能不准确的比方：就像今天穆斯林赴麦加朝圣。即使外公也不例外，苏联是他惟一去过的异国。而外婆能有赴苏留学的机会，我想她的任何战友都会羡慕不已的。 不过，外婆到了那里才发现：苏联固然有其先进发达乃至可爱之处，但各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更不要说语言文字，自己学起来绝非一日之功，而且即使懂了也不免被歧视之嫌——这实际到今天也是全球的通病。要不，我怎么出国之后就更加爱国了呢？ 外婆也对自己出国另外一个原因——夫妻矛盾做了认真的反思。她认识到自己不该伤丈夫的心，这是指“从此诀别”事件——外公和老战友曾志提过此事：她坚决要走，我留不住，就派勤务兵去追她。勤务兵听我的安排，不让她走，她就写了“从此诀别”四个字让带给我。这件东西现在还放在我的公文箱里哩。 第二节 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四） 她认识到不该拒绝丈夫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延安、西安、新疆，只要是她经过又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丈夫都派自己和妻子共同的熟人去反复做工作。比如在八路军办事处等去苏联火车那段时间，自己的老战友、好朋友彭儒夫妇在外公恳请下来做工作——他几乎已经动员过所有自己可能动员的人了。 看来，丈夫还是爱自己的，对急躁易怒的脾气也有自我批评，对妻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一直在耐心地说服。这对于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全党领袖的外公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如果外婆当时能做一些换位思考，也许夫妻生活就完全是两种样子。不过，这些直至今天还只是为国人仅知皮毛的心理学术语，又怎能苛求几十年前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先辈当时就心知肚明，并投入实践呢？ 其实，在外婆到达苏联并且生下儿子后，就已经回心转意，只想学成归国，夫妻团聚了。外婆给外公写信报告了近况，还附上自己在兰州拍的一张照片，托回国的战友捎了过去。 1939年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邓颖超陪同。外公托他给外婆带去一封信，开头写道：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他借此委婉地向外婆道别，外婆在此听到的外公再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证。而刚强的她又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痛苦，只有每晚把泪水咽到肚里。 外婆犯的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学习治疗无望后，仍然客居它乡。她的同学、好友就一针见血地当面指出：你不想回去，无非是怕丢面子。可现在你没回去，就没人说这说那了吗？中国那么大，解放区越来越多，陕北做不下去，可以去其它地方嘛。你是中国人，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里不是你的家乡，不是久留之地啊！ 不久，与外婆一同赴苏的战友回国后，说出她在异国痛失幼子，终日以泪洗面的真相。外公大为震惊。痛心疾首之余，做出把妈妈送到苏联让她们母女团聚的决定，也许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与女儿重逢使外婆喜不自胜，然而不久苏德战争爆发、物资骤然匮乏，病弱的娇娇险些丧生。更不幸的是：外婆莫名其妙地被儿童院派人抓走并关押了起来。有好几年，娇娇又成了孤儿。 妈妈现在还清楚记得：当外婆极力呼喊着女儿的名字，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架走时，才几岁的自己吓坏了！她跳出教室的窗户，一溜烟钻到自己认为最安全的一条暗沟里——那是她和一个最要好的苏联小姑娘玩游戏的地方，直到晚上才被那个小姑娘找到。当时，全儿童院的孩子都被发动起来寻找她。蔡畅奶奶的女儿，比娇娇大几岁的李特特为惊魂未定的她梳洗弄脏的头发。幸亏有这些好伙伴，妈妈才度过了在异国最难熬的日子。 在外婆饱受异国熬煎的同时，中国大地上的抗战烽火也整整燃烧了八个年头。她的父亲和母亲、外公与泽覃外公的岳父和岳母、我的曾外公和曾外婆贺焕文、温土秀也在此期间先后离别了人世。外公的战友项英料理了我曾外公的后事，曾外婆则在得到外公毛泽东多年奉养后逝世于延安。 1946年，曾在外婆初到苏联时给她多方关照的老战友王稼祥再次来到莫斯科上任，他查到了外婆的下落并将她解救出来。外婆向他坚决表示了回国的意愿。在多方努力下，外婆和妈妈这对母女终于告别了让他们喜少愁多的异国，走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一）
·我那成为记忆的舅、姨 “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种说法大家想必都熟悉。 但又究竟有多少人清楚：外公及他的两位夫人还因此失去过六个儿女呢？ 其中，除了岸龙舅舅是开慧外婆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我外婆的骨肉。 我到现在还仍然认为：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叫真正了解我的外公和外婆。 舅舅、阿姨，我想说：虽然你们已经成为记忆，但永远是我们家的成员。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二）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惟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 想看书来
第二节 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三）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他们的邻居——外公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 可是，失散长女的阴影也在暗中笼罩着小毛毛。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属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当时情景是这样的：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