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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黎元洪。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
还是徐世昌老滑，为避免争端，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以他为元首，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约法》 。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应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沾不上边儿，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职有权，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
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处竟是慈禧太后当年囚禁光绪的中南海瀛台！黎元洪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成了袁世凯手里的光绪。
自知失势的黎元洪只能夹起尾巴，当着这个名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实则啥用不管的副总统。袁世凯见他老实，也乐意和他搞好关系，在称帝期间，为得到他的支持，还叫一个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二人结成亲家。
北洋系一贯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特别是段祺瑞。段祺瑞极具个性，他精悍能干，叱咤军界，是北洋第一大将；又工诗善画，酷爱围棋，文化程度远高其他老粗军官；而且段祺瑞毕生清廉，两袖清风，视钱财如粪土，还以一句“你哪是当官的料，我还是给你些钱去做个小生意吧”打发走了前来求官的农村弟弟。自负有才又有德，段祺瑞对人从来不巴结逢迎，只以实力说话，因此是有名的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有“北洋之虎”之称。
对这个黎元洪，段祺瑞是一百个瞧不起。早在前清时，段祺瑞最后当到湖广总督，而你黎元洪最大不过一个旅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说黎元洪有“首义之功”，而段祺瑞认为清廷是袁世凯和他搞掉的，他在前线联合北洋将领发出的威胁电文才直接造成了清帝乖乖退位；至于你黎元洪，谁不知道你是被起义士兵强逼成湖北都督的？
段祺瑞眼里的黎元洪，就是一个无能平庸之辈，只会靠“仁厚”、“和蔼”来赢得别人好感，因此对自己要屈居这个人之下，感到十分不平；在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他这个国务总理根本就视黎大总统如无物。
对袁世凯，黎元洪自认不如；但对段祺瑞，黎元洪却很看得起自己。他参加过甲午海战，失败后投水，准备以死殉国，被人救起；在历任军官职位上，他宽厚仁蔼，爱护部下，一直深受士兵拥戴；武昌起义后固然是被逼为都督，但在那个险恶形势下，他出任都督担了多大风险？又为稳定人心、壮大革命声威起了多大作用？那时如果没有他出头在湖北统率一切，哪有后来那么好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得了十七票里的十六票，而他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却是全票！而且，西南护国起义者提出的六项和谈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他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这就是人心评价！尤其让黎元洪欣慰的是，他投身共和以后，对维护民国国体做到了坚贞不二。袁世凯图谋称帝，他这个袁世凯的亲家公开反对，受到拥袁者的多次当面谩骂；袁世凯接受帝制两天后，发布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黎元洪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袁世凯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被他逐出；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最终会接受，于是再次颁布敕令，并命“九门提督”江朝宗来宣封，黎元洪这次干脆见也不见江朝宗，江朝宗只好耍赖，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大怒，从房间疾步奔出，指着江朝宗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由于黎元洪众所周知的反对帝制的鲜明态度，蔡锷逃出北京前特地秘密拜访黎元洪，并请黎元洪静侯佳音。当蔡锷在昆明打响了反对袁皇帝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道：“松坡（蔡锷的字）不愧英雄本色！”
现在轮到自己担任大总统，黎元洪一点也不买北洋将领“拥戴”的帐，他在就职仪式上非常明白地说，他是根据民元约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总统的；也就是说，对袁世凯的什么《约法》，什么“金匮石屋”，什么北洋系的“拥戴”，统统不领情。
然而黎元洪自知段祺瑞等重兵在握，他迫切需要增强自己的筹码，因此一上任就要求重开国会；而段祺瑞说国会一开，政府行权就受到很多牵制，意在拖延。是否重开国会，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第一次争执。
在南方各省的坚决要求下，段祺瑞无奈让步。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下令重开国会；接着，国会召开，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国会重建增大了黎元洪的力量。段祺瑞对此自然十分不爽，对黎元洪摆出在他之上的大总统架势，段祺瑞非常恼火，说：“我是要他来签字盖章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头上的！”黎元洪当然也不敢过火，只说：“总统是婆婆，不是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
“府院之争”一步步升级。段祺瑞准备安排他的亲信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为人也是跋扈独尊，极像他的老师段祺瑞。黎元洪对这一任命一口否定，说：“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可以答应，惟这件事不行！”他坚决拒绝为这一任命文件盖章。后在徐世昌的调和下，黎元洪终于同意盖章；段祺瑞也答应了黎元洪一个要求：凡重大事项，要报总统。
段祺瑞瞧不起黎元洪，从不以“下级”、也就是总理身份去总统府，现在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把所有往来事务都交给了徐树铮办。徐树铮有时拿文件给黎元洪用印，黎元洪就文件事项问几句，徐树铮就不耐烦地说：“叫你盖章，你盖就是，问那么多干什么？我忙得很，哪有那么多时间！”气得黎元洪半死。
接下来，徐树铮和内务总长、国民党人孙洪伊大干一场。在国务会议上，孙洪伊指责徐树铮的手伸得太长，什么都管；徐树铮却说难道你孙总长做的事别人就不能问吗？孙洪伊按捺不住，挖苦道：“阁下的大才，我很佩服，只可惜总理没有提拔你当国务员，这是国务会议，阁下只有当上国务员才有资格发言呢！”
两人各找后台老板泄愤。段祺瑞说：“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10月18日，徐树铮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去见黎元洪，要求黎元洪盖章。黎元洪吃惊不小，予以一口拒绝；徐树铮连去四次，黎元洪连拒绝四次。最后一次，徐树铮粗鲁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啦！”黎元洪忍不住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傲慢地说：“这是总理说的话！”
10月24日，段祺瑞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亲自去见黎元洪，要求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段祺瑞不再客气，发起虎威，气势汹汹地说：“如果总统不同意把孙洪伊免职，就把我免职吧！”黎元洪抵挡不住，只好提出让孙辞职，而不是免职。而孙洪伊脾气又刚烈得很，声称除非被总统撤职，他绝不辞职。
事情越闹越大，徐树铮就略退一步，提出孙洪伊辞职，“以维护总理威信”，然后戴职出洋考察，或者安排别的职位，比如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