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我们知道，白话文的确在短时间内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纾当时肯定失败得够狼狈。这也正是后世所熟知的林纾形象：不识时务，因循守旧，螳臂当车。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对守旧派代表林纾及其失败的这种描述在大学教材里代代相传，成了他摆脱不掉的“脸谱”。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了解这个人物，心平气和地回顾林纾与新派的论战，洗去激进的五四时代涂抹在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东莲塘一户贫寒人家，五岁那年，租船运盐的父亲遇到盐船触礁沉没的惨祸，林家倾家荡产赔偿损失，然后父亲抛妻别子，渡海到台湾打拼。
幼年的林纾由外祖母启蒙，他天资聪颖，一走到书塾窗外就舍不得挪动脚步，然而家里没有钱给他上学。林纾爱书，买不起，就借；借来，就抄；还到垃圾堆捡破书，捡来粘好补齐。偶尔，有人送他一两本旧书，他如获至宝，把书读了又读，然后小心珍藏。
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十六岁时，林纾也到了台湾，和父亲一起经商。他做生意业绩平平，在台湾三年并未赚下什么钱，随即返乡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资让他继续读书。三十一岁时，林纾才中举。
林纾和夫人刘琼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后的几年里，长子、妻子、次子、女儿相继辞世，命运对他极其残忍。
痛失亲人的林纾幸好还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难之时予以劝慰、帮助，他对朋友的回报也是赤胆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后，五十多岁的林纾得知早年朋友丁凤翔生计无着，靠给人写状纸糊口，就寄信问候，并寄去二十大洋。钱寄到丁家时，丁凤翔正患重病，无钱求医，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钱。林纾闻讯马上又寄去一支人参。此后每年总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钱，一直持续了十三年。
丁凤翔七十三岁那年自沉江中，林纾挥泪写下祭文，尔后尽心尽责抚育他的幼孙。
林琴南还有一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王灼三。清贫的王灼三病逝时，林纾替他办了后事，又拿出四百元给他的妻子，并将其子王元龙领回家中抚养，学业方面给予悉心指教。
林纾先后为亲友抚育孤儿七八人。
在思想上，读古书、写文言的林纾也跟后世所草草描画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纾属于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另外，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使国人了解了外国的文化与人生，增强了变革的愿望，从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先驱。
他更是一个爱国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吝啬的历史为一个文人留不下那么多篇幅，林纾的这些良好行迹和可贵品德都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后人记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译家，以及“反对白话文”。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需要讨伐的靶子，几员闯将就缠住了林纾。在攻击林纾的人的心里，未必敢对他有多少小视，只是需要借助他的名气“炒作”；而林纾却当了真，为这帮新锐如此偏激无理而震怒不已，连连出手批驳。
他首先发表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当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一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学和提倡白话两件事。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会定型，这并不是什么羞耻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随时局变化而变，很可能不是“开放”，而是本身就毫无思想，或是市侩投机。对他维护“纲常”，这应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状。而他对孔孟纲常的维护，也是有理有据，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这番辩驳，不算“苍白无力”，更不“声嘶力竭”。
白话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进化论。在对抗中，林纾从未使用“蛮夷邪说”等守旧语言；相反，他也从西方史实和文化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他说：“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这个意思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还是白话”问题上，我们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传统的文言是今日白话的基础，要想把白话写好，必须有相当的文言素养。这种观点，其实是今天的文学常识，即要从古典汲取营养。
然而那是个激进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动源远流长、经典充栋的古文，就必须矫枉过正——把文言说得一文不值，把白话夸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认真地发表这些观点之后，却没有人和他做学理探讨。
林纾被彻底激怒，行动也升级。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个腿比墙壁还高的伟丈夫荆生斥责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然后，“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逐个被大肆辱弄一遍，“伟丈夫”荆生轻轻几下就把这三人收拾得屁滚尿流。
平心而论，这是一篇根本不达到林纾实际水平的即兴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诅咒，反而让自己落在了下风。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林纾和新文化阵营作战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之意），梦见一个大胡子的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看见门头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例说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也从未在洋书中看见有哪个外国人反对仁义礼智信，就会让以西方文化为资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辩驳；像如今这样恶毒咒骂，反而苍白无力，只让自己出了洋相。
这两篇小说是林纾通过当时的北大学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张厚载在上海发表的。因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发表后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愤。张厚载距毕业只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北大这个举动不够大气，文化论争不应有现实中的借权力报复；何况林纾被拖入论战，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为。林纾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也不应将为其送稿发表的一个学生处理得这么重。可见，代表了时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阵营，在现实中同样轻车熟路地走了传统权势争斗途径。
林纾大大连累了学生，十分愧疚；又觉得辱骂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静下来后，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岁的文化名宿在报上公开致歉，这也反映了林纾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不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白话文获得了正宗地位。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理论展示了白话文学的前景，鲁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林纾被称为“小丑”，已令我们感到不忍。他学问精深，思想不算很守旧，私人品德也极好（这不也是旧文化培养的吗？），他成了“守旧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阵营谋略成功的结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纾其实并不反对白话文！
他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纾诗集《闽中新乐府》出版，书中收有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林纾没有意识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种策略：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激进派的观点和态度，推动了白话文兴起的时代大潮，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对传统文学的评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何尝又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跟《荆生》、《妖梦》有什么区别？林纾为自己骂人道歉，可新文化阵营里有谁为骂人“妖孽”、“谬种”道歉过？
悲剧人物林纾，以他一生的才学和品行，实在不该要么是不懂外文却成了大翻译家的“传奇”，要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全面胜利的新文化阵营在那个激进时代逐渐过去后，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开始理性的反思，对传统阵营立场、观念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也开始了认真的研究。而对林纾这个具体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后，他当年的敌人们一一表露了在心里对他的尊敬。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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