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
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永远的精神家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一词，是由“universe”（宇宙）一词派生而来。
哪所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有所争议，一种流传较广的看法是：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它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的宁宗皇帝赵扩出生的这一年，牛津大学创办；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的这一年，剑桥大学创办，1638年，也就是清顺治皇帝出生的这一年，哈佛大学创办。
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应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时间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址上1926年正式建立的湖南大学，跟其更无前后相继关系。
中国出现大学，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晚清。
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究竟是哪一所，一般的说法就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但行家似乎更倾向于认为，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清政府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称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大学；1896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三所大学的建立时间都在北大之前。
进入民国，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高涨和具备，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民国前十七年的大学里，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威的北京大学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也开始名声鹊起。
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十年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八种，拥有不少于三个学院方可称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四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七十八所，教师六千六百一十五人，大学生及研究生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
接下来的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众多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辗转搬迁，维持教学：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抗战胜利后，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三年后、民国覆亡二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二百一十所，其中国立大学三十一所，私立大学二十五所；国立独立学院二十三所，省立独立学院二十四所；私立独立学院三十二所，国立专科学校二十所；省立专科学校三十二所，私立专科学校二十三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千七百人；在校生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其中研究生四百二十四人，本科生十三万零七百一十五人，专科生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七人。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朗朗传播。
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个个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打开西南联合大学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且把只在学术界享有大名者不表，只说今天社会大众也对其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就有：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宓，吴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熊十力，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周培源，陈省身……
西南联大的校本部只有一百二十多亩，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在那里触目皆是。除了西南联大，还有哪所学校具备如此精良的师资？
再看这样一些名字及受业学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作家汪曾琪，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毕业于西南联大，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0、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十七名考取公费者，西南联大毕业生占十一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轻的三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这三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四席。
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五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四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
联大师生中，后来有一百七十一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
这所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八年；短短八年，向中国的天幕挥洒了如此灿烂的星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疯狂进犯，大片国土沦丧。在战火中呻吟的土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落入敌手的高校，也只能成为侵略者的教化工具。而且侵略者极恨民族意识最强、宣传抗战御侮最突出的大学，比如南开大学，就被炸得只剩一座楼。
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宁静的大学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数大学采取了后迁的对策，迁入后方的大学计有七十多所。后迁师生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和图书、仪器等办学设备一起，向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侵略者铁蹄踏不进的西部省区转移。
国民政府表达了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决心，蒋介石将教育政策概括为：“战时要当平时看。”
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地区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老牌的国立大学北大，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洋气的清华，私立大学的典范南开，这三所各具特色的优秀大学在战火中融到了一起，西南联合大学马上要横空出世。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成为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校庆日。迁到长沙的三校教师一百四十八人，学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937年底，民国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遭遇空袭，国难的硝烟中，临时大学又开始向西南大后方寻找新的办学地。
三大名校合并迁来，让湖南喜出望外；如今临时大学要迁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极力挽留，他说长沙绝对安全，即使不安全，也可在湖南另寻校址，湖南省必定尽力支持。而广西得知三校要迁往西南，立即积极联系，希望把学校迁到广西，设于南宁与桂林均可，广西地方同样大力支持。
1938年1月，最后议定的地点是云南昆明，这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告别了湖南，谢绝了广西，2月中旬，搬校开始。除去参军、辍学回乡和投奔延安的学生，志愿入滇学生共八百七十五人，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另一路二百五十多人（其中学生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三省，六十八天后抵达昆明。
1838年4月2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上课。
刚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租用本地中专学校教室上课，各学院散布于市内各地，乃至云南南部的蒙自。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一百二十四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这里有学生宿舍三十六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五十六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二栋，图书馆？一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云南省对西南联大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次次协助解决校舍问题；省主席龙云将他在威远街的公馆腾出一部分给联大作总办公处，他还专门拨出一辆福特轿车供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使用。
永载中国教育史册的一代名校西南联合大学，在南疆开始了它的辉煌历程。
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