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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可以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就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室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二十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寸步不离。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
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复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
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以盗墓出名的军阀，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天义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八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三岁登基，三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十二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十二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当然不过是日本人手里一傀儡，但护卫祖陵的能力还是有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不料后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东陵护理真空一出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缝隙机遇，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
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奇。书＇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十五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二百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一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
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今年的七八月份，我在昆明度过了平生最舒适的一个夏天。这座南疆春城没有剧烈的四季更替，常给人以时光停滞之感，但我的胸中奔流着历史的长河——我在一篇篇写下系列历史散文《民国多少事》。
就像烟波中的远景在回望中总是美的，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的乱世。没有人喜欢动荡混乱，但人对平淡的常态生活却又总有一份不满足，因此乱世风云总有一股无言的魅力。从这种普遍的心理出发，我开始走进民国这个比三国更精彩的时代；所收获的，远不止“比假小说更精彩的真历史”。当一个个非常熟悉的姓名、脸谱、符号、概念化为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形象和场景，既有观念不时被颠覆，连受震撼之下，我才知道我们多数时候远远没有真正了解民族的往事，歪曲、偏见、误解和简单化的认识遮蔽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民国这样的复杂时代，它的光亮不该全消失在漆黑的历史夜空。
起念把读民国史所得写成这样一本书，源于我在安庆师院读书时的同学周宇的建议。他看过我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后，十分激动，几番“怂恿”我就民国往事写一个系列，直说到我心动。
开始写作之后，我边写边把部分初稿发布在网络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鼓励，许多网友日夜追看，频频催促，写下了大量滚烫的留言评论，并将其转帖到网络各大论坛，以至于今年9月下旬网上即出现了多处需要付费下载却远不完整成熟的盗版电子书《民国多少事》。我本不算勤勉，没有大家的激赞和鞭策，可能难以一口气写完。对网友们我深怀感激。
网络对我的帮助还不止如此。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除附录中已列出的外，还有一些资料来源于网络。书中《曾经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一文的主干材料来自海外一位林姓学者的著作，这部著作我是从网上读到；在陆荣廷治桂、孙殿英盗墓等篇目中，采用了“百度百科”里的几段相关内容；还有一些零散资料也是从网上所得。另外，网络在检索资料、核实记忆上的方便迅捷，极大提高了写作的进度和效率。
历史散文不是虚构性作品，议论、描写、抒情内容之外，史料必须起码是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出处。因为资料的繁杂，我无法把出处一一详尽列举。尽管历史散文不是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