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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2）
田赋
田赋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所征收的税项。一般的自耕农是田赋的直接承担者，而佃农则是间接的承担者。民国年间，田赋数额之大，令人咋舌。例如在陕西汉中褒城、南郑、石泉一带的水田，每亩一年的总收入不过5元，而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通每亩倒要2元，另外杂派和兵差还要摊到4元5角或7元8角不等。又如，抗战前期，在鄂北的均县，每亩的田赋至少在1元以上。1亩地一年的收成也不过2、3元钱，田赋要去了一半，农民当然负担不起。田赋的增加也是很迅速的，例如，广东茂名县1石租田的田赋在1932年为1角5，到1934年就要交纳5毛，3年间多了3倍。而广州东郊的棠下，在1926年每亩纳税共3角半，到1933年就加到1元4角，7年间加了4倍。
田赋除了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附加税始于清末，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因*太平天国，在原正税“条粮”的基础上，又加征“津贴银”，将正税翻了一番。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军需过巨”，又加征79％的“捐输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又将战争赔款、铁路借款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中方赔款摊派各地，称做“新捐输”。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将“条粮”定为正税，其余“津贴”、“捐输”等均加保留，改称副税，火耗改称“征解费”。1914年，在国家正、副税之上，又加征地方附加税。附加税名为用于地方教育、团务、建设、慈善、公益等费用，实为贪官污吏囊中之物，任其挥霍浪费，贪污侵吞。
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附加税已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1934年有人作过统计，全国25个省田赋附加税的种类竟有673种之多，仅江苏一省即有47种。至于附加的数额更是骇人听闻，据1931年2月12日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
在四川省，因地方军阀形成各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军阀专权，横征暴敛，更是为所欲为。时而月捐，时而借垫，时而预征。
月捐
“月捐”就是大小军阀驻扎在境内的部队责令地方政府按月向其捐输钱、粮，以资军需。如1926年，军阀范绍增师分驻垫江县各地，每月筹捐6、7万元。初时按人摊缴，继则依地派捐。范军的军需处长负责筹集伙饷，他以师部的名义，经常召集垫江东、南、北三里的总团、保正、甲长等开会，说什么范军驻防垫江，是为垫江人民防匪、防盗，保护人民安居乐业，全师官兵的生活费当然要由垫江人民负担。每月全师伙饷若干，由师部规定出来，保甲人员要提前3个月催收，提前1个月缴到本部。按月如数缴清者有赏，完不成任务者受惩。师部把每月伙饷数字逐级下达，并层层加码，挨家挨户征收（恶霸和富贵人家不出任何捐款），如稍有怠慢和一时无法缴纳的人，就要受到催丁的打骂和追逼。
借垫
“借垫”，就是军阀因某种情况临时需用巨额款项时，便要县内代为“垫支”。由于保甲人员自己亏空太大，而民穷财尽无法靠常规的苛捐杂税来征筹时，还采取“拉抬垫”的办法来弥补不足或填满腰包。“拉抬垫”就是把人先抓来关押起，要他们“抬垫”若干元。有钱缴纳的，可以取保释放，不愿或无法缴纳的，常被关、打、逼死。因“拉抬垫”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3）
预征到公元22世纪
至于“预征”，就是提前征收田赋。中国历代政府对土地所征收的税，皆为一年一征，而国民党政府则改为半年一征。一年两征不足为用，还常常提前征收。到军阀专权时，“预征”实为加征，仅借“预征”之名，而行勒索之实。军阀摊派推行的“预征”，征过之后便不算数，到正式纳赋时还得照旧缴纳。“预征不抵粮税”，其意就在于此。
在四川省，梓桐的田赋在1926年已经预征到1957年；温郸9县的田赋在1931年已经预征到1961年。至于驻川各军在其“防区”（即军阀割据之地）预征田赋更是“次无定限”、“时无定期”。贪得无厌的军阀是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他们所遵守的唯一原则是“量出为入”，竭泽而渔。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竟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年甚至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有离奇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的田赋已经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除了自己一代以外，有的竟要提前替儿子一代、孙子一代乃至玄孙一代甚至是22世纪的第8、第9代后人，向反动政府交捐纳税。
同时，临时加征的地方军费开支又成为固定款项，且名目日益繁多。如垫江县就有安川费、剿赤费、短期公债、田赋公债、军米款、临时军费等，纷至沓来，此款未清，彼款又至。乡民日日忙交款，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在重赋之下，地主富绅多想法逃脱，漏减，而一般的自耕农根本承受不了，纷纷卖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粮食征购”、“粮食征借”合称“三征”。所谓“田赋征实”，就是硬性规定田赋征收实物；所谓“粮食征购”，就是以大大低于市价的“官价”强向农民征购粮食；所谓“粮食征借”，即是强行向农民“借粮”，实际上是借而不还，变相抢劫。“三征”是抗战时期的特殊政策，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继续实行“三征”。从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向人民掠夺了2亿市担左右的粮食，约占1947年粮食总收成的29％。江西省的峡江县几经日伪的窜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了，而1946年的征购军粮数字却分配到10万石之多，平均计算起来，每人（包括吃奶的婴儿在内）竟要纳粮3石多。人民连饭都没得吃，哪里缴得出这么多粮食呢？以致逼得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只好投河自杀。粮食处长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壮丁费”等。
杂税
在乡村集市，杂税名目更为繁多，正式的有契税、肉税、盐税、榷税（专卖税）、油税、烟酒牌照税、邮包税、印花税、春帖捐、活猪厘、纸捐、染捐、烟秤税、烟土税等等。有的税、捐之中，又分国家正税、地方附加税（如摊派的党费、教育费、建设费、司法费、财委会费、工厂费、教农工会费、指委会费、图书馆费、救济院费、商会费等）。地方附加税由各地方机构层层剥皮，任意揩油，实际征收数常常比国家正税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土地改良税、交易税、猪肠捐、斗息税、秤息捐、肥肠捐、特税捐、油捐、旅店捐、保甲捐、庙会捐、油榨牌照税、灯草营业税、山租等几十种税捐，真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俗称国民党税多，由此可见一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4）
通货膨胀
另外，国民党政府又都通过发行公债，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来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这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它使物价扶摇直上，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空。这种情况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后期已达万分惊人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下面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2头牛，1945年就只能买2个鸡蛋了，1946年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买一个煤球，1948年买五百万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也就是说，半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骄奢淫逸
地主阶级靠着残酷的封建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农民却一贫如洗，被剥得精光。地主住的是深宅大院，高楼广厦，而许多农民却是栖身岩洞、破庙、树下、桥脚。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而有许多农民不分寒暑，仅有一条手巾、一块破布*。吃的更不必说，所谓“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毫无夸张之处。有一些中、小地主，为了进一步“发家”，拚命聚财，特别吝啬，这是地主阶级贪婪本性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谓节俭持家。
刘文彩那样的大恶霸地主自不必说，其他的大地主哪个又不是骄奢淫逸。
浙江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雄梓，吃的饭，是上等精白米；吃的菜，除鸡鸭鱼肉以外，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每餐吃喝，至少8菜1汤，一天伙食费，就要300多斤稻谷。吃得稍不如意，还要打人、骂人。富阳县凤仪山村大地主马承发，家内专门造了餐厅、酒房和烧各种荤素菜的灶房，鲜鱼鲜肉、腌鸡腊鸭、桂圆荔枝、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马承发自己还把人参磨成粉，当炒米粉吃；他母亲用人参汤当茶喝。很多地主还成天睡在烟榻上，抽鸦片，吸白粉。
说到睡，大地主们睡的是“千工床”、“万工床”。临安“活阎王”邵展成专门叫人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做的“千工床”，共有三进：头进可以叉麻将、推牌九，二进是浴室，第三进才是红漆镀金的眠床。
大地主马承发的庄园，占地50亩。庄园四周的围墙，打得严严实实。八字台门，好象一张血盆大口。三座宫殿式的大屋，有花厅、堂楼、书房、卧室、佛堂山和四座吞吃佃户们血汗的大仓库。围墙里面，还有前花园、后花园。这些高楼大屋是花了10多年时间造起来的。光花厅里的各种雕花，20多个雕花匠就为此忙了7年。童维梓有了“三厅三堂”，还嫌不好，又强迫500多个工匠，花了5年时间，造起一座日本式的四层楼房，当地的农民把它叫做“阎王殿”。
地主阶级逢到红白事，就更加挥霍。马承发为他母亲做一次寿，吹吹打打，摆酒席，叉麻将，整整闹了三天三夜，花去的钞票折合稻谷13万斤以上。他父亲死后做丧事，花去的钱，折合稻谷有10多万斤。我们如果以每人每年吃粮500斤计算，那么，这10多万斤稻谷就可给200个人吃一年。“活阎王”邵展成嫁女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陪嫁的是什么“金桌面”、“百床被”等嫁妆。所谓金桌面，包括金碗、金酒杯、金碟子、金调羹各八只，金叉、金刀各8把，金筷8双，金酒壶2把，金面盆1只。百床被中，就有8条鸭绒被和10多条丝棉被。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5）
饥寒交迫
在地主阶级的一个个阴森森的封建堡垒周围，广大农民却在世世代代给地主做牛做马，过着饥寒交迫、典妻卖儿、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的悲惨生活。
如黄岩县坐应村79户人家，就有50多户靠讨饭度日。在大地主马承发寻欢作乐的富阳县，何家坂里村212户贫雇农当中，就有149户人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有63户人家，常年采野草、摸螺蛳充饥。其中讨过饭的，就有17户人家。说到穿，村里有49户人家，10年中都没有1寸布上门。寒冬腊月，很多农民没衣穿，无被盖。镇海县三山乡贫农何明来一条破裤，租孙3代穿了90多年。贫农何永雪，一家5口，靠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件破蓑衣和2条破棉絮，度过了17个寒冬。何永雪的妻子穿着破单衣挡不住风寒，只得从破棉被里挖出两块烂棉花束，贴在胸口和背上过日子。
碰到了灾荒年头，广大农民的生活更是悲惨。例如1934年，浙江省有2000多万亩田地受旱。受了灾的农民只能挖草根树皮糊口。孝丰县很多农民，被迫用船载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运到城里卖给富家当佣人。常山县有一户姓江的农民，全家15个人，眼看受旱以后，田里颗粒无收，生路断绝，全家都服毒自杀，死了7人。号称“鱼米之乡”的嘉兴地区，成批农民被逼走上“讨饭船”。开出去时载的是人，回来时已是一船船的死尸，大批农民活活饿死、病死。
1929年至1930年冬西北大旱，埃德加·斯诺曾经到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中这样写道：“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象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和树皮充饥，因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后来，我们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得就象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象抽完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这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有气无力地拖着脚步走过去，可能不加注意。……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了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掩埋在墙外的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
以上只是旧中国农民的贫困生活一个缩影，虽不能概括他们身受的全部辛酸，但也早已让人们够触目惊心的了。人们不禁要问：农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贫困？这许许多多的苦难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所以，要拯救中华民族，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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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1）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艾青
1、平均地权
废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愿望和奋斗目标。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我国历史上爆发了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起义就其根本原因来说，都是渊源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均田免粮”，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农民都是渴望得到土地。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正确领导，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朱元璋等农民战争的领导人，取得政权后蜕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这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
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主张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设想，主张通过核定土地、照价征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等办法，在农村中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