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庸如,又名黄正崇,国民党员,哥老大同公分社大爷,长期经商,来往于成都、绵阳、江油和重华。开商店名曰“崇德昌”,经营山货皮毛、大烟丝烟、蓝靛附子,有田地500亩,全部出租。
黄复初,又名黄正本,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长,县参议员,保安团督练长,梓潼县*救国委员会委员。开商店名曰“平裕昌”,经商物资同前,有田地1000余亩,亦全部出租。
黄燎如,又名黄正烈、黄阶北、黄旭初、黄炎、黄泽民,外号“脚猪子”,曾任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梓潼县门户督练长、梓潼县青寿乡乡长、江彰联团中校参谋、团练局游击队长、*救国军独立营营长、哥老大同公副社长,又是土匪大头头。有田地2000亩,开商号名曰“烈盛昌”。
5、匪窟中养活我长大
黄清沅的父亲黄德斋,长期与当地哥老、劣绅乡保人员喝茶醉酒,打牌抽烟,深谙反动统治阶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处世之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他长期想“操面子发混财”,偏偏自己家底不厚,又加上烟瘾大,三五天要抽一两高纯度的鸦片烟膏,祖上留传下来的60多亩田地,因抽鸦片卖了40多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反霸——斩断高悬黑手(7)
黄德斋常说,“一个光棍,三个帮衬”,“要打三班鼓,离不了五行人”。他想:自己混不出来,就是势力单薄;于是他和老婆陈氏商量培养长子。因为黄清沅口齿伶俐,很有“培养”前途。
1913年一个秋天的上午,黄德斋夫妇把黄清沅打扮得整整齐齐,头戴毛织贡瓜皮帽,身穿青哔叽夹袍,足登新式操鞋,领他到靖安乡长、坐堂袍哥大爷敬俊卿家里拜把,口称:“老表,我把大娃交给你了,亏希望你提携提携。”黄清沅规规矩矩给敬俊卿磕了三个响头,从此入山。
以后,黄清沅天天给敬俊卿背梆梆枪,跟着他的屁股转,保护敬俊卿。在敬家的第二年,在正月里的“迎宾会”和五月十三日的“单刀会”上,敬俊卿给袍哥弟兄反复交代:“黄老幺是落教的,以后兄弟伙要*持维持。”黄清沅就这样与袍哥管事、大小土匪混熟了。黄清沅还意外地练得一手好枪法,百步外打红皮子萝卜,百发百中。他接待外面来的“外交管事”、“边棚客位”,有迎有送,八面玲珑,敬俊卿很满意。1916年,黄清沅已经满18岁,打扮成一副“绿林”英雄模样。夏天,他头戴卷顶的亮草帽,身穿白绸敞褂子,腰系红带子,足登丝耳子草鞋,腰杆上斜插一支勃朗宁手枪。
有一次,活动在四川边境青川、平武、剑阁、梓潼川北著名的大土匪谢宴富,指着黄清沅对敬俊卿说:“这个小伙子是青龙码头的好兄弟。”所谓的青龙码头就是浑水袍哥。谢宴富要黄清沅去当拜弟,敬俊卿平时仰仗谢司令做后台,也情愿把黄清沅转送给谢宴富当拜把兄弟。
黄清沅到了谢宴富身边,更加如鱼得水,大显身手,“摇钱子”(探视路过有钱的客商)、“拉肥猪”(绑票)、打家劫舍,招呼应酬,练得一身“好”本领,胆子越来越大,混财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显赫。20来岁,他就名震川北了。
1922年,黄清沅24岁。重华场镇担心土匪洗劫,请他负责街上治安,当了联保主任。他把二弟黄庸如找来在街上跑跑跳跳。黄清沅心想:唱戏要有自己的班子,要想出名就要干“大事”,吃人家的残汤剩菜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找了与其知心的土匪头头黄文旭、刘定三商量,要做一桩大生意买卖。他们计划夜袭江油团防总队,那里有几百支枪,弄到手后就可以在附近几个县耀武扬威了。
一个深秋之夜,黄清沅、黄文旭带领几十个弟兄,打伤了代理江油团总欧奎,捞到了几十支枪。后来专署和县府严加追查,既要还枪,又要交出土匪头头,黄清沅知道“水涨了”,县、区、乡人员都不敢包庇,只得求情跑到蹇家山蹇幼樵家躲藏。蹇是川北很有声望的士绅、哥老会头目,和国民党省、专上层人士有密切关系。经过蹇的说情,黄退枪、赔款,赔理道歉,还“抛出去”几个弟兄做替死鬼才算了结。但黄清沅却因“敢吃团防局”而名声远扬。
1925年,27岁的黄清沅开始自立堂口,称大同公总社,同年升为梓潼县重华区副团总。他结交了附近几个乡镇的乡长、乡队副、袍哥大爷,作为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的集团势力。如中坝场的雍文固、青灵口的何子元、马角坝的张杰夫、后坝的唐伯常、文胜的李道仙、兴胜的邱心斋,并经常来往于梓潼县城及江油、盐亭、剑阁等县。同时,他还与梓潼城内的党、政、军、袍哥等“著名”人物高梓琴、邹少华、薛礼堂、张寿之等礼尚往来,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他与几个“提起脑袋耍”的地霸歃血为盟,结为金兰弟兄,成为名重一时的“重华七子”,即冯子才、杨子会、张子厚、吴子英、刘子中、黄子玉及黄清沅。这7个人,人人有枪,个个有钱,打家劫舍,烟酒嫖赌,吹捧抬举,无所不为。在黄清沅指使下,他们联手干了不少坏事。 。。
第七章 反霸——斩断高悬黑手(8)
此后,因贪色争风吃醋,分赃不平,黄清沅叫他的弟兄伙李明顺、黄复初等把张子厚、冯子才杀了。杨子会、吴子英、刘子中害怕黄清沅下毒手,离开重华场跑滩去了。“重华七子”才烟消云散。
1929年,黄清沅因为“剿匪”有功,当上了梓潼县的清乡团长。他叫弟兄伙协助梓潼县国民党县党部大土豪张受兹、哥老大爷陈高元收渔税、屠宰税和贩烟,拜陈高原为把兄,又当上了梓潼县商会主席。这段时间,黄清沅利用哥老、乡团总势力在青灵口、后坝、马角坝买卖矿山,雇用他的佃户和附近农民100余人(包括背运铁矿石)办了2个矿厂,1个锅厂,1个炼铁厂,一年牟利几万银元。又开了一个山货铺,铺名“本利昌”,经营蓝靛、鸦片烟、皮毛等。
重华地区山大多雨,土质肥沃,鸦片烟驰名省内,名叫“堰坭”(当地又名重华堰)。此时,黄清沅已有1000多亩土地,他就发动他的佃户和附近农民种鸦片烟。当时国民党是挂名“禁烟”的,有些人害怕,黄清沅说:“就说是我黄清沅叫种的,没有人敢碰你们。”因此重华、青灵口、马角坝、文胜种鸦片烟由原来的两三百亩发展到一两千亩。收了烟土还要给黄大爷“上寿”。
1930年,黄清沅因有钱有势,有人(指袍哥徒众),有枪,国民党采取以匪治匪的方针,黄清沅就当上了梓潼县剿匪督练长,兼马路局长。1931年,青灵口团总(又是暗地的匪首)邓云龙的弟兄伙与黄清沅的弟兄伙发生争执,黄清沅藉剿匪督练长的势力“拿梁子”(土匪之间的报仇)。把邓云龙“丢翻了”,吃掉了邓云龙几十杆枪。此时蹇幼樵当了梓潼县长,保举黄清沅当公安局长。头一两年,为了发展他的私人势力,每年只有4、5个月住在城内,他说“台基稳了,不怕水涨”(水涨是指官兵包围)。后他又兼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长(次年,他把区分部书记长交给他三弟黄复初),他兄弟黄燎如当了副乡长,黄复初当了保安团督练长。
6、黑吃黑
1932年,吴佩孚的兄弟吴二大王在北方站不住脚,带领部分人枪从甘肃到四川,路过重华,先跟黄清沅联系,黄清沅满口欢迎,却暗地里布置了六七十人在场口民房上,架上机关枪。
黄清沅、黄燎如等亲自到场口放鞭炮迎接,并叫他的大管事欧欣亭喊:“请到江西馆吃茶、造粉子(即哥老语的吃饭)。”吴二大王的兵刚进场内,就被机枪、卡宾枪哒哒打死了七八个。黄清沅的弟兄伙高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就这样吃掉了吴二大王100多条枪。
大匪吃小匪,本地匪吃路过匪的武器,黄清沅搞了好几起,国民党政府却说黄清沅“剿匪”有功。
1934年,国民党二十九军田颂尧部黄正贵(师长)驻扎绵阳地区,召集各县公安局长开会商讨“剿匪”事宜(实际是防止红军北上),黄清沅趁机拉拢,称哥道弟,并暗地送黄正贵200余两好烟土。黄正贵送黄清沅10支卡宾枪、手枪及子弹等,并用小汽车送黄清沅回县。从此,黄清沅声势更大,人人畏惧,都说:“黄师长与黄清沅是拜把兄弟。”他趁此带队剿匪,又把川北另一大土匪邓天王吃掉了。吃掉土匪的枪支弹药,并未报入公安局,都散发给他的哥老弟兄,作为私人财产。同年公安局改为保安局,黄继任保安局长。
第七章 反霸——斩断高悬黑手(9)
次年正月,国民党当局力阻红军北上,绵阳专署成立江、彰、梓、盐、青、平6县联团指挥部,蹇幼樵任总司令,黄清沅任第五区指挥部司令,负责剑阁至梓潼、梓潼至江油这一地区的防务。除原公安局武器外,梓潼各类地方武装组织(如门户练、保卫团、保甲训练班)等都统一归黄清沅指挥。此外,又临时增加一个特务中队。指挥部用地方筹款和上面拨款,购买100多支新式枪支拨给黄清沅。
1935年,红军突破嘉陵江直向剑阁、梓潼进发。农历二月底,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以及红九军一部从剑阁、梓潼南面金仙、元山、王河向梓潼进发。邓锡侯部驻梓潼的一个旅向元山逃窜,黄清沅的1000多地方武装在农历三月初八日也全部离开梓潼,调到他老家重华。到重华后又遇红军,他闻风退往江油,再由江油退往安县,保住他的公安部队和哥老土匪部队,接受涪江左翼民团总指挥杨选福指挥。黄清沅在退出重华时,私运一车鸦片烟,约有千两,值白银1万余元,命其军需官欧欣亭运到成都,计划送一部分给邓锡侯、田颂尧,再出卖部分,但被成都卫戍司令部第四检查处查获扣留。欧欣亭去找邓锡侯的副官,才取出来。
黄清沅不战自退,被梓潼黄祉生、王蕴朴、薛少叔、任清华等59名士绅、教师联名告发,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报成都保安处,保安处派人将黄清沅逮捕。1937年1月27日,黄清沅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欧欣亭判有期徒刑1年,他的哥老弟兄高延德判有期徒刑8年。黄清沅即令他四弟黄燎如、三弟黄复初和梓潼保安团第一大队长肖尔瞻、公安局大队长唐靖一等将留在他家里的鸦片烟3000多两、银元20000多元和银锭、金子共值10万多银元,运到成都活动,贿赂贺国光、邓锡侯、孙震等。黄清沅因此被无罪释放,又回到重华。
1937年起,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黄清沅结交附近几个县的大土匪、大袍哥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互相送烟、送女人、摆赌场、做生意。他结交的人有梓潼县长张年略、来元义,平武的杨朗如,昭化的米少谦,江油的蹇少樵、蹇幼樵,中坝的唐淮,大烟匪、大土匪张守华,并和碧口、平武、青川、南坪的头面人物过从甚密。这时,黄已有枪支2200支,哥老成员有3400多人,势力主要在重华区7个乡场,方圆300多公里。
就这样,“黄门四虎”一直称霸川北,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川北。
解放以后,“黄门四虎”依然反动透顶,黄清沅、黄燎如等率手下抵抗解放大军,制造混乱。黄匪被击退后,欲潜逃香港,但沿途人民群众对可疑行人盘查甚严,黄匪只得潜伏南充。最后,分别被捉拿归案,押回重华镇公审。
公审大会后,黄清沅、黄燎如兄弟被当场枪毙。心中依然充满仇恨的群众,人人掷草把焚烧其尸。人们不停欢呼:除了黄虎,家富人宁!
7、过火偏向的纠正
反恶霸斗争中在少数地区曾一度发生扩大打击面和斗争方式过火的偏向。把斗争恶霸分子变成普遍斗争地主和富农,把清算少数恶霸分子的斗争变成清算地主剥削的斗争。有的地方斗争方式简单生硬,不注重说理,滥施体罚和人身侮辱,甚至在个别地区发生将恶霸分子在斗争会上打死的现象。
如在重庆垫江县,界滩乡大井村驻村干部孙培章(河南人,曾任伪军指导员)和村农会主任余汝舟(解放前为兵痞)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在减退运动开始,趁群众觉悟还没有提高之际,滥施刑罚,无法无天,使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巨大损失。该村在减退中遭受吊打,罚跪者不少,被各种残酷,下流的非刑折磨致死和逼死者26人(其中有中农、贫农9人),被孙、余二犯*的妇女17人(内有中、贫农12人)。孙、余二犯罪行暴露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在界滩乡大井村当众执行枪决。地区、县、区各级领导到该村对无辜受害的群众进行了道歉和慰问,并对一些善后问题进行了处理。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群众发动起来后,对地主阶级的千仇万恨也爆发出来,在斗争地主时不讲方式,以感情代替政策。而工作队的干部怕影响群众斗争情绪,对群众斗地主时出现的一些过火行为迁就的多,干预的少。甚至有的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为早点斗出成果,还支持群众对地主实施体罚。而大井村的情况,则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劣性不改,县委,区委对住村干部未及时进行检查和监督,致使孙培章等能够在村里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造成严重后果。
各地人民政府及时纠正这些偏差,保证整个反霸斗争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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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减租退押(1)
1、农村基层政权初步建立
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新区的农村基层政权,是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边接收边建设的。由于解放进程的迅速,党的主要力量开始大多放在城市接管工作方面,在农村只开始了一些辅助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搜剿国民党的溃兵和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统治机构,建立乡以上各级人民政权;动员农民交粮支援前线等。但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任务繁重,干部缺乏,情况生疏,很多农村没有干部,宣传上无法到位,使党的政策不能及时为群众所了解。为了避免混乱,维持社会秩序,便于筹集粮草和接收,广大农村只好暂时保留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员。有些保甲人员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乘机徇私舞弊。农民受到不少损失,曾一度产生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局党委纷纷向各地基层党组织提出了“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的口号,要求各省委积极行动,组织农村工作团下到最基层,尽快完成农村基层政权改造,建立全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
在华东,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从苏南各地抽调在职干部和新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学生合计1万人下乡,其中2500名由苏南党政军直属机关、无锡市直属机关和苏南党校、苏南公学学员中抽调,其余7500名由地县抽调,分别组成各级的农村工作团(队),以推动苏南全区农村工作的开展,所有各级农村工作团(队)一律于1949年7月底以前抽调集中学习,经过短期训练后,于8月下乡。接着,苏南区党委召开了苏南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苏南区、各专区、县各派代表1人至3人组成。筹备委员会推选欧阳惠林为主任委员,在*苏南区党委领导下负责筹建各级农民协会,发展会员。
1949年7月下旬,*苏南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抽调干部组建苏南农村工作团,从苏南区(包括无锡市在内)直属机关干部、苏南党校学员和苏南公学新招收的知识青年三部分人中抽调1846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