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四。有更重的如丽水区缙云县因人口多，土地少，分租租额则为倒三七，个别的甚或有倒二八的：即地主得七或八，佃户得三或二。如遇土地地质实在太差了，农民因租额太高无力耕种，地主也会将租额压低一点，而找劳动力最强的农民租种，因为劳动强，掘土深，收获就多，租额也可以随之加高，一旦农民们在贫瘠的孬地上，放本钱，卖力气，加工使地质变好了的时候，地主又会一转身，藉故撤田，转租别人，仍旧进行高租剥削。
预租制
也叫典租制。地主把田预租给农民，农民需要在种田一年前就预交清楚头年租谷，种了头年后又得把种第二年的租谷交清，依此类推，农民的负担越背越重，如果再不幸逢着次年天旱或水灾，农民的痛苦就更大。例如奉化县奉中镇农民周阿龙，1946年秋天向地主预租田1亩8分，就预交租子350斤，第二年秋天，又得预交第三年租子，那时周阿龙因无力交纳，经过地主同意写好借单，延至1948年早稻时交清，以5分利计算，交还525斤。但到了1948年，周阿龙更加无力交清，于是又再写借单，继续延长一年，利滚利加上去，要还778斤。三年中，周阿龙得交出预租斤（连1949年的350斤预租也算在内）。而三年中1亩8分租田的实际收获量总计还不满1650斤，再加上周阿龙每年每亩所需花本钱170余斤，三年倒贴血本350斤稻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6）
高利贷押租
预租制发展的另一种剥削形态，叫做高利贷押租，地主往往是乘人之危，借钱借粮给农民，利息加4、加5，加利最高的达借1还2。地主为谋掠夺农民全部家产，在借出当年可以故意不加追还，待利上加利，利息已巨，即算账押田。第一次押田，地主还把原田租给原户，只按期收租，如又欠租，即加利；利大，押山、押屋……待其全部家产押光，变成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原押租田也就抽给别人租种了。如建德县杨付桥区自耕农杨水芳，他原来有自耕田三亩，地一亩。1947年因急用借得李家地主15块银元（当时能买500斤稻谷），押田3亩，每年押田加利600斤稻谷，以后他已经艰难地还清了1200斤稻谷。可是，利滚利至解放时止，还欠李家地主2000多斤稻谷。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杨水芳感动地说：“建德不解放，我欠地主的债是永远也没有还清的一天的！”
有些地主巧立名目，把押租叫做“桩钱”。镇海县恶霸地主童协浙出租每一亩土地，每年要向农民收3斗稻谷现金的“桩钱”。“桩钱”名义上虽然规定到期归还，但是地主常用各种借口，到了期使农民仍然拿不到手，即使拿到手，也因为那时伪币常常跌价，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农民。镇海县栅下村贫农童宏顺，1935年为了交20元“桩钱”，他和儿子给人打了100个短工。可是第二年拿回来时，因为物价飞涨，这20元钱已买不到一包香烟。
劳役地租
就是地主在出租土地时，规定佃户在农忙季节无代价或半价给地主出几天工。于潜、新登等县的地主就规定佃户要在农忙季节给地主出四五个工。富阳县何家、坂里等地的地主则规定佃户在大忙季节，要先给地主做十四五个“泡头工”（紧要工）。秋收时，还要佃户合家上门，替地主家撕6谷包、缚6谷把、磨粉、舂米……每天做到深更半夜，筋疲力尽，白白地替地主做工。有的地主租给农民田地，却要农民作长工或作短工来抵交租子。
空头租
就是虚加亩分、多收租谷。很多地主有两本“土地登记簿”：一本是以多报少，专门为了完“钱粮”用的；另一本以少折多，是向农民索取“空头租”用的。有的地主为了多收地租，甚至把场地、屋基、河界、岸界都算在田亩之内。嘉兴县新塘乡小陆家浜农民陈双全，租种崔姓地主9亩5分田，地主却要他按12亩田交租。
转租
就是“二地主剥削”。二地主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专门靠从大地主那里租进土地，又用更高的租额转租给农民，从中进行剥削。农民种了这种租田，等于要交纳两份地租，受双重剥削。
地主们凭着占有的土地，除了地租剥削以外，还有种种额外剥削。例如：有的地主出租土地时，硬逼佃户请“中人”和“代笔”写田契。写田契时要佃户请酒送礼，甚至索取“小租”，把家里管事人的开支也摊到佃户头上。余姚县恶霸地主邵恂儒，出租每亩土地，要额外加收“小租钿”银币七、八角。上虞县大地主王蓣塘，规定佃户必须每隔三五年换一次田契。每换一次契每亩租田要交银币五角。他家有14000多亩土地，换一次田契，就可捞到7000多元银洋的额外剥削收入。这些银洋在当时约可买到1450多担米。
陋规
有些地主还定有一套“陋规”：每当秋收前，地主带着狗腿子下乡“估租”，要佃户杀鸡、买肉，供给好酒好饭。地主翁生茂还把大嫂、小嫂、大舅、小舅等都带去吃喝。秋收时下乡逼租，同样要佃户杀鸡买肉，供给好酒好菜。有的地主甚至在租契上给佃户开好“菜单”，规定要吃多少鸡鸭，多少肉，吃什么样的菜和吃什么样的酒，等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7）
另外，地主阶级在收租时，还采用大斗大秤，筛、扬、扇等一套手法来进一步剥削农民。诸暨县枫桥赵家地主王昭华收租时用的“加3斗”，比市斗就要大3升。余杭县乾元乡地主袁坤龙所用的收租斗，每斗足足有1斗1升。富阳县地主何维木用的大秤，每100斤要大10斤。地主王泽如所用的“活箍斗”，收租时把铁箍放大，每斗大2升5合，放债时又把铁箍放小。地主汪家镇所用的“活底斗”，斗底板能装能卸，一进一出要相差2升。地主姜醒吾的“四面收租秤”，看秤的里花每百斤大16斤，看外花大19斤，看上花大20斤，看下花大16斤。地主张长泰的秤，秤砣上有二个铁圈，收租时将铁圈加上，放债时将铁圈拿下，这样一进一出，每100斤就要差8斤。
恶霸地主邵展成特制了六叶风车。这种风车扇起来风力特别大，扇过的稻谷粒粒饱满。在收租时，他总是命人先用六叶风车一扇，然后伸手插进谷箩，抓起一把一看，便摇摇头说：“不行，是花谷，要打九五折！”再把谷放在茶盏那么大的手磨里一碾，把碾出的米放进嘴里一咬，又摇摇头说：“不行，是潮谷，再打九五折。”这样几个折扣一打，再用大斗一量，农民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最多只能付牛耕米和种子谷了。
至于逢年过节，或者地主家要办什么婚丧喜事，那末倒霉的又是佃户。地主不但要佃户给他当帮工，作牛马，还得要佃户送礼贺喜。有的地主甚至在租契上附带规定，每年要佃户送租鸡租鸭等等。恶霸地主童维梓规定，佃户每种一亩以上的租田，每年要交1只2斤以上的租鸡或租鸭，轻一两也不行。童维梓每年单从佃户身上刮来的鸡鸭，就有几百只以上。
买青苗
地主除了用地租方式残酷压榨农民的血汗外，还乘人之危，将剥削得来的钱物放给农民，榨取高利。
像地租一样，在高利剥削上，地主也挖空心思，想尽了花招。流行在浙江农村的高利贷，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这里试举几种：
“买青苗”：在“三春”、“六月”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因为生产上要下农本，生活更加困难，只得把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卖给地主，这就叫做“卖青苗”。当农民危急关头，地主趁机用低估产量和杀价手段，买进青苗，就叫做“买青苗”。诸暨县长山村大地主何邦坤，每年要放万余斤米和2000多元钱高利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青黄不接时“放青苗”的。和这种剥削方式相类似的，在蚕区还有“买青桑”；出产桐子的地区，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在春荒时，还把稻谷贷给农民，要农民还给高出稻谷价格好几倍的桐子。武义县俞源乡俞樟清，在解放前春荒时节，向地主俞晶钧借了100斤谷，到了秋天要还150斤桐子。这150斤桐子当时可换稻谷400斤。
滚雪球
也叫“滚滚利”或“连利滚”。这也是地主普遍采用的一种高利盘剥手段。这种高利贷的计息期限很短，有10天一期，也有5天一期的，利息往往很高，有1块钱一期加5角利息的，也有超过一倍的。
诸暨县长山村贫农何旺稻，穷得只有1亩桑园。他为生活所迫，去向村里的大地主何邦坤借钱。何邦坤想吞没他的桑园，眉头一皱，便对他说：“旺福，你人穷家贫，不是我不借，实在怕你日后无力归还。”旺福不得已，只得将桑园押给了地主。当时何旺福从地主手中只拿到12块钱，结果本上加本，利上滚利，不上几年，一直滚到了八十九元。这个大地主就趁机吞没了他的桑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8）
临安县潜川乡上沃村农民陈阿余，为次子娶媳向地主邵开富借了30元银洋。邵开富看中了他的房子，故意一直拖着不催，直到6年后的大年夜，才把把陈阿余叫去。邵开富说：“阿余，媳妇也讨啦，孙子也抱啦，欠我的钱，你知道连本带利多少了，500元啦，”阿余一惊，还是倔强地说：“500元我还就是了。”邵开富连连冷笑地说：“不要再硬啦，还是把你那三间两厢楼房抵给我吧！”陈阿余开始不肯，邵开富威胁说：“不拿房子抵，当晚还现钱，不然不准出门，立即送官法办！”一直相持到半夜，陈阿余没法，只得忍痛伸出发抖的手，在地主写好的文契上盖了指印。
随涨不随落
也叫“听涨不听落”。地主放债时，如果借出的是米，就按当时的市价折成钱；如果借出的是钱，就把它折算成米。农民还债时，如果米涨就以米算，外生米利；如果米落就以钱算，外生钱利。富阳县农民潘阿庆，在1945年青黄不接时，向地主马承发借了1石谷，折价5000元。一到新谷登场，米价大跌。马承发就趁机上门逼债，连本带利，要潘阿庆立刻归还7000元现钱。当时这笔钱好买10石谷。
出门利
除此以外，还有“出门利”（即钱一借出门，即使是半天内归还，也得算一期的利息）、“撞撞利”（春借一斗，夏还二斗，秋还三斗，一年翻上好几番）、“借米还工”、“借钱还工”、“借六谷还黄豆”等等花样。临安县恶霸地主陈罗珍，有一次借给梁志福4斗米钱，却要他做55个工抵偿。1947年陈罗珍又借给梁志福1万元伪币（当时只能买2斗米）。第二年梁志福却给她做了130个工，可是陈罗珍还无理地对他说：“再做40个工，才能勾销上年这笔账。”
受过高利剥削的农民都这样说：农民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好比“雪天穿蓑衣，越穿越重”，也好比毒蛇缠身，脱不了身。
牛马力、猪狗食
在重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下，许多农民被剥削得只剩下一双空手的时候，就只得被迫给地主、富农当长工，作短工；很多贫苦农民的孩子长得还不到牛腿那么高，就开始替地主看牛、牧羊，过着苦难的小长工生活。
长工一到地主家做工，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了地主日夜管束下的奴隶。地主要长工出的是“牛马力”，给长工吃的却是“猪狗食”。黄岩县焦坑乡凉棚岭村农民叶根土，在13岁的时候，就跟着哥哥，远离家乡，到嘉兴七星桥给地主做小长工。他在地主王度六家每天要管两头大水牛，还要烧饭、晒谷、喂猪……每餐早饭都得在四更天烧好。烧好饭就得牵着两头牛去吃草，直到天墨黑才能回来。一天起码要干16个小时的活。冬天寒风刺骨，他穿不上棉衣，盖不上棉被，夜里只好裹着稻草睡，冻得牙齿格格响，手脚生满了冻疮。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把他折磨得生起“黄胖病”来。由于没有钱治疗，到第二年5月，他开始便血，路也走不动，可是凶狠的地主还说他是假装的，经常打他骂他。他回到家里，娘见他病得不像人样，抱着他嚎陶大哭。
地主压榨长工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他们恨不得把长工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绍兴县恶霸地主叶其锦，一年四季，不管农忙农闲，或是晴天雨天，总是逼着长工起五更出工，天墨黑才收工。收工回来，还要每人点着灯给他舂好1斗5升米。不要说平时不让长工休息，就是连过年过节，也不让长工松口气。既不让长工回家去睡，又不让长工睡在他家屋里，就在田间搭个草棚给长工栖身。有的地主还强迫长工住“抬铺舍”。这种铺舍只有六尺长、二尺宽，是用几块破木板钉起来的，顶上盖点草，可以抬来抬去。平时放在地主门门口，要长工给地主看门守家，收获季节，就抬到田头地里，要长工给地主看管庄稼和瓜果。住在这种特制的“牢房”里，夏天热，冬天冷。杭州市笕桥，永墩村地主俞启丰怕长工偷偷休息，常常不声不响，暗中跑来监视长工。有时他在茶店里坐到太阳快落山了，却拖了把锄头，装模作样地下地和长工们一起做活，要长工们做到很迟很迟才歇工。“活阎王”邵展成压榨长工的手段也很毒辣。他家雇有26个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赶着长工下田干活。等到长工们天黑收工回来，为了不使长工闲着无事消耗体力，影响第二天的劳动，就将长工关进阴森森的下房，不让他们自由活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9）
凡是给富阳县凤仪山村地主马承发做过长工的，都说在马家做长工，比牛还辛苦，比狗还不如。马家的牛还能夏忙冬闲，日耕夜息。做长工的却是天天起早摸黑，长年累月，得不到休息。马家养的两只恶狗，整天吃肉汤拌饭。长工们常年吃的却是粗菜杂粮、冷粥冷饭；年糕要酸臭得连狗也不要吃了，再给长工吃。长工们吃饭的时候，地主婆还要坐在一旁监视，看谁吃多了，便破口大骂：“我一餐连个鸡蛋黄也吃不了，你们要啃三四大碗，真是牛肚皮。”
降低工价、克扣工资，是地主阶级剥削长工的又一种花招。地主往往串通起来，用“解雇”等手段来威胁长工，不断杀低工价。有时就专门雇用小长工。因为雇用小长工工资便宜，叫他多干一些活也不敢讲话。物价一日三涨，地主常常就从这个“涨”字上打剥削算盘。即使他们和长工讲定了工价，也总是一拖二赖，像羊拉屎一样，零零星星付给长工。在诸暨县长山村，凡是给恶霸地主何永宁做过长工的，十有*没有拿足工资。何全德给何永宁当长工时，讲定每年工资是400斤谷。可是一到年终结账，何永宁见他年幼可欺，便硬说他“做活勿到家”，只付给他120斤谷，克扣了280斤。
长工村
长工们生活这样辛苦，就是拿到几个“卖命钱”，也养不活家口。有的长工做了一世也讨不起老婆，成不了家。有的长工，当他们被地主阶级熬干了油，吸光了血，啃光了肉，折磨得体弱力衰的时候，便被一脚踢开，活活病死，活活饿死。嘉善县“长工村”的老长工杨幼林，从10岁开始，接连替地主做了四五十年的牛马，却一直是一个光棍汉，讨不起老婆。这个村里长工的身世比杨幼林更可怜的还有的是。比如大近江和小近江兄弟俩：大近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活蹦活跳的小伙子。地主看他力气好，就把重头活都压在他身上，逼着他去做。当大近江因为劳累过度，未老先衰，地主看到“砻糠里榨不出油”来了，就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