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除钱粮负担外，每年还忍受着各种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若仅以钱粮负担来看，似乎并不很重，但从农民全年总的负担额计算，不但超过了解放后的公粮负担三四倍，而且是非常惊人与残酷的。
据永新县李明秀口述，他是中农成份，全家6口人，全年收入6200斤，每年负担壮丁费8石，电话费2桶（1桶18斤），桥梁派工费石，运粮费2石，招待费2石，草鞋香烟费1石，乡公所办公费2石，屠税12石（每年杀猪所缴的税），柴草费1桶半，食米1桶半，田亩捐1石，乡公所过节费，乡长到县开会及县长到乡开会的路费和其他用费4石，子弹费1桶，全年总负担3708斤（钱粮负担尚未计入），每人平均618斤，占全家正产物总收入的％强。但解放后，只出公粮1320斤（其中熬糖出公粮4石），每人平均220斤，占全家总收入的％强。因此，他说，按人民政府对中农征粮的政策18％来说多出了一点，但比国民党时轻的多。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4）
又如东乡县周仁堂，中农成份，全家10口人，全年收入5150斤（钱粮负担包括在内），解放前共负担2720斤，每人平均272斤，占全年总收入％强。解放后，秋征负担919斤，每人平均92斤弱，占全年总收入％。
又如星子县一户贫农6口人，全年负担壮丁费8石，保甲费1石5，公粮2石5，屠税1石8，县地方粮1石5，“战乱”税1石，采购费1石，修路费2斗，招待费5升，开办费1斗，乡公所地方粮3斗，月捐2斗，草鞋费8斗，人头捐1斗，门牌税与服装税2斗，户口税1石2，办公费1斗，共计全年负担2035斤，每人平均339斤强。
又如崇仁县一户富农5口人，全年负担2538斤，每人平均507斤，一户中农4口人，全年负担1790斤，每人平均447斤，一户贫农5口人全年负担2751斤，每人平均550斤。
如将上述6户36人总计计算，共负担粮15602斤，每人平均负担433斤。全省农村人口约1200万，如按每人平均负担433斤计算，则总的负担额为亿斤。江西全省以4000万亩土地计算（包括旱地及一部分荒地在内），每年1亩平均产量250斤，全年正产物总产量共为100亿斤。这样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占总产量的％强。由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代乡村农民的负担是何等的重！但是农村的恶霸地主与乡长以上的基层官吏，利用政治上的权势，他们一般不但不出负担，而且还从中大量贪污，以饱私囊，有些富农负担也比较轻，这样就使农民的负担特别加重，这说明国民党的负担制度是极端不合理的，是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
5、湖南农村的三大特点
抗战后直到解放前的12年间，湖南的农村像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一样，有过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却更加分散；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起来一批新兴的当权地主；加以天灾人祸，国民党当权者的无限劫掠，农村经济破产达到空前的程度。
在抗战前，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趋向之一，是地权日渐集中，但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法币的贬值，大批商业、官僚和金融资本都趋向于土地投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兼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湖南的情形虽不如四川凶猛，但当时即使处于湘北前线的各县，也都有过土地争购的浪潮。1940年以后，滨洞庭湖各县强行拦筑的堤垸（即围湖造田）即达48个。解放战争中的几年，国民党政府掠夺更紧，又连年灾荒，曾引起地价下跌，土地兼并一度迟缓。但农民被灾荒逼迫，抛售仅有的小量土地，因而也更造成地主垄断地权的机会，如湘南、湘中各地灾区，以“石谷石田”（即1石稻谷买1石田）强迫收买农民土地者，仍比比皆是。解放前夜，人心待变，土地买卖多趋停顿。
抗战前，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数军阀官僚分子。抗战开始后的12年来，换了一批新人物，他们是国民党的大小党棍、官僚、军阀和商业投机家，他们依靠政治权力巧取强夺，又能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以进行土地兼并。在乡村中，新兴地主当权派，多是几位一体的人物，即乡保长、党团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爷，又兼投机商人，有的更兼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主，有许多也受地主当权派的压迫而日渐没落。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5）
同时，因为土地与粮食的投机比商业更少风险，也有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获得盈利时，不作扩大经营的打算，却抽出部分资金下乡买田，他们认为生意不如田地牢靠，而且也可藉此取得银行钱庄等放款、挪借的信任。这种工商业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在1950年三四月减租退押运动中，曾全面暴露出来。
在国民党政府日益加紧的苛重赋税下，整个地主阶级为了转嫁负担、保证收益，对农民的剥削当然就日益加紧。首先是无限制地抬高地租。租额增高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等；分租制者至少提高一成。押租也是普遍提高，或者追加押租，原来不收押租的也要交押。此外高利贷的剥削也更加普遍，谷贷、青苗、会谷……辗转盘剥，农民负债剧增，一般达农户总数的一半左右。地主更乘农民之危进行夺地。其他额外剥削，地方捐税转嫁，也比过去加重，农民代地主缴纳征实，更要负担全部运输上的消耗和花费。
地主为了保证加租，租佃期限就日趋缩短，退佃成风。农民使用土地毫无保证，随时有被撤田的可能。租期短促，于是加剧了土地使用的高度分散。一方面，地主的土地分散出租给很多农民耕种，如邵阳靖合乡有一个地主有60亩田，佃户多至18人；有的地主在买田时就故意买得分散，以便多招佃户。另一方面一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如作十二三亩），却有六七个东家。农民在押佃重重剥削下，自然无法安心生产，更谈不到发展生产。
至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特别是抓壮丁和地方勒索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人祸带来天灾，天灾伴随人祸，12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连续性与惨重程度，实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灾荒、饥饿已成为农村常态。湖南更是连年水旱，农村元气耗尽，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劳力与畜力大大减少，生产急剧衰落。据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湖南荒地达耕地的40％。另据国民政府粮食部的统计，稻谷产量比常年产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高度集中
湖南农村第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土地的高度集中。
中国南方的土地一般比北方集中，湖南在南方各省又较突出，比邻近的湖北、江西集中的程度都高。根据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湘阴和丰乡4个保（代表滨湖区）、长沙黎托乡4个保、益阳1个保（代表丘陵区），邵阳震中乡3个保、益阳1个保（代表山区）的较可靠调查，农村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情况，有如下表（百分比取约数，小数点以下数略去）：
阶 级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 农
雇 农
其 他
人口百分比
3
5
30
39
10
13
土地百分比
47
13
26
7
每人占地（亩）
19
5
2
0．2
公田百分比
8
上表统计虽较可靠，但仍只能说明湖南土地关系的一个基本趋势。估计实际情况与此有若干差别，因地主、富农一般瞒田较多，如将土地最集中的滨湖区平均计入，则全省地主占有土地当更多。
湖南农村中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学田等）特别多（一般估计至少在10％以上，表中8％肯定是低了的），实际上为地主阶级（和部分富农）所垄断，因此上表约占人口3％的地主，占有土地实达55％。据抗战中期华北各解放区的调查，华北一般山区，地主约占土地30％。湖北的调查材料（25个县39个村），地主占人口约3％强，占有土地40％左右。由此可知湖南土地集中的高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6）
湖南各县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很不一致的。按全省范围来说，可以分作滨湖、丘陵、山地三种地区。滨湖区域土地最集中，如最典型的湘阴，全县地主只占户数2％左右，占有土地却达71％。湘阴和丰乡4个保，地主占人口3％，土地占60％以上，平均每人占地约80亩。滨湖各县都有所谓“洲土大王”，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1946年“滨湖洲土视察团”进行的很不完全的查勘，“拥有1万至7万亩洲土垸田者，有陈浴笙、王一华、聂士达、汤冬生、陈肃涛、杨丹青、张经、杨传清等20余人”。其次是丘陵地区，据长沙黎托乡5个保、益阳1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4％，占土地45％（公田在内），大体可作为丘陵区的代表。山区较为分散：湘西等地山区，地主一般占地30％－40％；据邵阳3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4％，占土地40％（公田在内）。此外，在经济、交通发达的城市附近（如长沙、湘潭），土地比较集中。偏僻山区比较分散。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土地也比较分散。
现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所调查的三种地区，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百分比，制表如下（取约数），以供大家参考：
地区
阶级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其他
滨湖区
人口
3
4
34
42
9
8
土地
60
8
26
4
1
公田1
丘陵区
人口
4
7
28
36
5
20
土地
33
20
26
8
1
公田21
山 区
人口
3
5
23
44
16
9
土地
27
14
26
18
1
公田14
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地主占有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好地（这是全国一致的规律）。湖南的土地除一般好坏之外，尚有田、土之分（土只能种杂粮，且产量少，一般产值只能抵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地主是田多土少，而贫农则是田少土多。
湖南的富农经济是不发达的。据前表，富农占人口约5％，占土地约13％，即富农占有土地的比重比人口的比重约高一倍半。富农占有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租，如邵阳震中乡十六保，富农出租地占其所有地一半，当然这是较高的比例，不能作为代表。佃富农均占有一定的数目，上述丘陵区调查，佃富农约占富农人数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山区和滨湖区约占七分之一。佃富农占有的土地很少。富农经济不发达的最主要原因，是湖南租佃制度太发达，地主收租比自己经营划得来，收益可靠些。近年来由于粮食值钱，也有地主收回部分土地自己经营的，但不普遍，总数也有限。中农的人口比重与土地比重相当，这与过去华北和其他各地情形差不多。中农中佃中农人数很多，据上述调查，大约占中农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滨湖区佃中农数超过自耕中农数（附带注明：后表滨湖区中农人口高至34％，或是将若干上贫农错划成佃中农了），丘陵区约占自耕中农三分之一以上，山区约占五分之一。佃中农占有土地当然很少。因此一般自耕中农，每人不只占一个人土地。滨湖区中农平均每人占地在4亩以上，丘陵区、山区一般均不及2亩。
总的来说，3％的人口，占了50％至60的土地；而60％以上人口，只有不到10％的土地。到过湖南农村的人，并不需要作多少调查，就会感到土地是如何集中，阶级划分是如何明显。开国大土改前，有些湖南的*人士说：“湖南没有什么富有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只有中产阶级。”通过上述调查，那种说法自然是可笑的、荒谬的。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7）
贫雇农赤贫户多
湖南农村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赤贫户特别多，毛泽东在大革命时就透彻地说到这种情形：“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七十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分中之五十。”（《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当年调查湖南农村的这个特点到1949年前后仍旧存在。情形与大革命时长沙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前表，贫农人口为39％，雇农为10％。“其他”13％中，多为手工工人、小商贩、担脚的和根本无职业的赤贫户等，因此雇农和赤贫户在农村中实占人口20％左右。全省贫雇农赤贫户总数在60％以上，或达70％。因为在土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雇农赤贫户特别多，如滨湖垸田中佃农一般占90％以上，如将此平均算入，全省贫雇农赤贫总数就不止于前表的62％。广大的贫农占有土地是极少的，只有7％（华北调查是19％，湖北20％）。雇农赤贫“既无土地，又无资金”。
造成贫雇农赤贫特别多的原因，自然是封建剥削厉害，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历年天灾人祸所致。抗战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贫农下降为赤贫者，显然日益增多。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湖南壮丁被国民党政府征调者，约178万余人，其中虽有部分逃回，但总数还是惊人的。抗战后几年因灾荒不断，离村人口也日多；同时农村人口死亡率很大，这些农村减少的大量人口，自然主要都是贫雇农。因此前表贫雇农赤贫统计仍在60％以上，也可以说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的日益增长趋势。
贫雇农既不能靠耕作糊口，便多另求生活，所谓作田只是“赚间屋住、留个窝窠”而已。他们补助生活的办法多从事副业生产，学习手艺（泥木匠等），打零工、长工、担脚、抬轿、作土种菜等。女人也尽量纺纱续麻挖野菜，以资补助。但因战争损毁、交通断绝等原因，副业及手工业都很难维持，因此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逃亡觅食，有的往城市求生，有的只能在饥饿疾病中走向死亡。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湖南农村的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如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10省为40％，南方12省占70％；湖南为77％。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似乎比华北某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实际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租制度，这在北方一般少见。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制度普遍存在。
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表面上，押租是佃农在租佃土地之前交给地主地租的保证金，本质上，却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