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东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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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九四三年序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底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重版后记
三版后记
附录：朱东润简介
一九四三年序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底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底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底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底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底人格论读到莫洛亚底传记综论。当然，我底能力有限，所在地底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底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底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底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底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底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底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底进展。我们对于古人底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底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那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底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土，和他底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底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底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底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底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底《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底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底生平。我们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看到她底保姆，看到她底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底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底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底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鉤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底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底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底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底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记文学底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底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底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底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底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底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底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底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底影响下面，对于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底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底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底通例。一个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底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底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底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底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