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杂著》)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或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没有,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样的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沈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芬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同卷《答御史顾公曰唯》)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罗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沈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底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
“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书牍十《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底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底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底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责任,便是国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底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书牍七《答吴环洲沦边臣任事》)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优虑,当然更可知。他底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底势力比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看出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底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中国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条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最危险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的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的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看到蓟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他和刘应节底议论,都是隆庆五年的议论。那时蓟州已经有一番布置,中国和鞑靼,也暂时维持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底中部。同时土蛮进犯蓟镇,掠昌黎、卢龙,直至滦河。整个的北京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严。穆宗下诏群臣议战守事宜。居正《陈六事疏》所称“众言盈庭,群策毕举”者指此。这时吴时来已自横州回朝,进工科给事中了;时来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他主张用这三位讨破倭寇的大将,练兵蓟州,抵抗北方的敌人。一则时来是徐阶的门生,二则谭纶等也是当日第一等的人材,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谭纶、戚继光都到北边练兵,居正也和他们结下深切的关系。隆庆六年,居正当国,谭纶人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殁以后,方才调往广东。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以后,第一着便是练兵,疏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一切的计划都照准,一切的困难都解决,在内阁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继光到镇以后上疏备言练兵之害七,土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臣安从展布?”“缀疣”委实是“缀疣”,有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总兵,又有成继光底总理。总理只能练兵三万,名为总兵官受其节制,其实三镇额兵十余万,总理无从节制。所以继光底地位,正是非常困难。在困难当中,兵部尚书霍冀想到解决的方法。
假如我们认识明代的政治,我们不妨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组织,完全是二元制。中叶以后,内阁底地位,渐渐地形成为政治中心,但是名义上只是皇帝底秘书处,大学士底责任,在名义上,至多只能“票拟”,他们对于六部,在名义上,也谈不到统制。用人的大权,在吏部尚书手里,国防的大权,在兵部尚书手里,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两部尚书底实权,有时在大学士之上:景帝的时候,国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书于谦手里,这是一个实例。吏、兵尚书底实权,有时完全在大学士之下,居正大权独揽的时候,也是一个实例。但是事实上内阁和吏、兵二部,永远在牵制和摩擦的当中。有时还能妥协,有时竟会冲突。在困难底当中,只有赋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稳地度过。
戚继光底问题来了,恰巧蓟辽总督谭纶对于蓟州镇总兵郭琥有不满意的消息,这是兵部底职权。兵部尚书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简单没有,他奏明了,郭琥解职,调戚继光补蓟州镇总兵。但是事情偏不这样简单。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将官,谭纶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戚继光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为一镇的总兵,实权尽管增加,名义上只是降黜。三个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书不管,内阁中的李春芳、陈以勤也不管,调处的责任只得由居正负起。我们看到他给谭纶的几封信,怎能不钦服他底苦心孤诣呢?
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且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兵不远索,浮议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岁月,蓟镇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书牍一《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同卷《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戚帅复总理,不载疏中,谅公有难言者,已据部疏,拟特旨行之,即有言者,无足虑矣。(同卷《与蓟辽总督》)
向有人告仆云,“戚帅求望太过,志意太奢,虽公亦甚苦之。”故仆以为问。今奉来教,知昔之所以怏怏者,徒以削其总理旧衔耳。今既力为光复,更将何求?近屡得渠禀帖,极为感奋,颇务收拾人心,渐图实事,仍望公时时教督之!虽然,仆何私于戚哉?独以此辈国之爪牙,不少优假,无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诸将如赵、马辈,仆亦曲意厚抚之,凡皆以为国家耳。缕缕之忠,惟天可鉴,若此辈不为国家尽力,是负天矣!郭琥之贤,诚如来教,即召至,面谕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诚难知,知人亦未易也。(同卷《与蓟辽督抚》)
“阁中二老”指李春芳、陈以勤,虞坡是吏部尚书杨博,思斋是兵部尚书霍冀。蓟镇底事情和吏部无涉,但是因为杨博是中枢的军事专家,当然要听取他底意见。从一切的布置里,看出居正对于继光,是怎样地维护。谭纶不便申请,终于由居正用特旨改蓟州镇总兵官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继光传》不载。)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居正与谭纶书,称“但乞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书牍一《与蓟辽总督》)又说“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同卷)其后一般的议论,对于继光,还是认为人地不宜,居正尽力调护,《与凌参政书》又称“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书牍一《答凌参政》)凌参政是凌云翼,居正底同年进士。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的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底大功,当然也是居正底大功。
居正对于北边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谭纶提议增筑敌台,居正立即答复:
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书牍一《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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