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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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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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
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底弹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又危险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是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底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漕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底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底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但是不够行船,更谈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样办?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他底境遇已经困难,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最后他想起胡槚。胡槚也是给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居正提议派胡槚查勘,高拱当然同意。胡槚到了山东以后,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张不开胶莱河。居正又安稳地度过一次难关。他和胡槚说起:
新河之议,原为国计耳。今既灼见其不可,则亦何必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哉!幸早以疏闻,亟从寝阁。始者建议之人,意盖甚美,其说虽不售,固亦无罪也。(书牍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自胜国以来,二百余年,纷纷之议,今日始决,非执事之卓见高识,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后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贵和提议的时候,梁梦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底立场,照例是不愿多事,他曾经上疏反对。现在事情是决定打销了,居正给他一函,因为这是自己底门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
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元翁,未敢速行阻阁,故借胡掌科(槚为给事中,故称掌科)一勘,盖以胡固元翁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止而自罢。以是知执事向者之言,虽极痛切,未免预发其机也。区区今处天下事,大率类此,虽竭尽心力,不过小补而已,终无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谓“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吏,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河南巡抚”四字误题。王敬所即王宗沐,时为山东左布政使,也是反对开胶莱新河的一个。
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又是一次风浪,这一次却发在殷士儋身上,土儋入阁,完全倚仗内监底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是谁主使的?高拱计算到士儋。于是他底部下动员了,御史赵应龙弹劾士儋由陈洪进用,不可以参国政。士儋正在答辩,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楫出动。韩楫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先行扬言威胁。士儋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暴发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们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为“会揖”,原是一个沟通声气的办法。这一次都给事中韩楫到了,会揖以后,士儋对韩楫说:
听说科长对于我不满意,不满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韩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象话,只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
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撩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底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底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于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底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底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底亲戚说:“不榖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底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做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居正底动机。
很顺利地这个消息传达到高拱。事情是这样说的。徐阶底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底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日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底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岁。
 第七章 大政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底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底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底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一位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和他说:
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底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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