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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民族自决〃要求一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理论看起来不错，但是，它很难真正有效执行。在西方文明的近代史上，〃民族自决〃理论经常处于双重标准的状态。如果〃民族自决〃有利于强国的自身保护或自身利益，他们会支持这一理论；如果不利于强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会对〃民族自决〃的声音听而不闻，对符合〃民族自决〃条件的状况视而不见。例如，对于印第安人，这个理论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对于大量的西方殖民地，这个理论也长期不能兑现，反而，西方各宗主国不约而同地对于殖民地的民族自决倾向和民族主义抗争，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到了21世纪，当今最新的种族主义也以〃民族自决〃为依据。它不像过去的种族主义那样，以肉体、文化消灭其他民族为目标，而是拒绝往来，拒绝融合，拒绝同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让那些〃落后〃的民族保持〃落后〃的权利和自由，你的落后不要来干扰我，我的先进也与你无关。
关于民族概念最宽泛的定义认为，民族只是一种集体的幻觉或幻想。这种定义否定了民族的现实性，只承认民族的概念化共性。事实上，这是一种未来理想状态下的民族形式，这种理想状态能够出现的前提是，主权国家不再作为世界事务的重要核心。在主权国家依然被强化的今天，这一定义最多对于某些历史形成的自然民族有一点解释力，因为，某些自然民族确实处于消亡的状态。但是，对于各个主权国家笼罩下的主权民族，这个定义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只要主权国家存在，主权民族就会存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倾向也会永远相伴。作为中国人，虽然我们希望像2000多年前一样，全世界的战国时期能够早日消除，然而，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西方文明引发的世界性战国时期，究竟何时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一个主权国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不管是被褒义地称*国主义，还是被贬义地称为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不管人们给它贴上怎样的标签，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合理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无可指责的行为。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1）
时代华纳的创始人亨利·卢斯被美国人誉为〃教育家〃和〃宣传家〃，他创办的《时代》、《财富》杂志，〃其影响力超过了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正是这个人，公开鼓吹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以保护美国的全球商业利益。他还告诫他的编辑：在某些新闻立场上，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需要某种偏见。美国媒体的〃爱国主义热情〃一点都不比我们差。
美国从建国初期就确立了民族主义的特征，借由工业化和*化，锻造了一个新的主权民族，弱化了原先的自然民族。虽然美国历史上有种族主义的污点，但不可否认，当今美国在深入锻造主权民族方面，修正了它在历史上的不道德手法。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建立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霸权，与它强化主权民族的一致性、弱化自然民族的差异性有着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以领导者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也体现了它的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著名的媒体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年），创办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个杂志……《时代》、《财富》和《生活》。20世纪50年代，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头上拥有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的称号。《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
早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卢斯就在给耶鲁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要激励同龄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发生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卢斯宣称美国应该当〃世界警察〃，以便保护美国的利益，其核心就是美国商人的商业利益，他认为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面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的观念，《生活》杂志始终坚持不懈地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对于好莱坞作用的解释，与卢斯也完全一致。1951年，加州议员、好莱坞出生的里根公开说：〃正是美国的电影，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放满了我们美国商品的橱窗，我们美国的停车场，我们美国布满汽车的街道，以及驾驶这些汽车的我们美国的司机。〃文化倾销成为商品倾销的广告，应该就是从卢斯开始的。
一些中国人在提到亨利·卢斯时，经常眩晕于他传媒帝王的身份，有些甚至故意忽视他坚定、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是，卢斯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个传教士，1897年携妻子来中国传教。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的蓬莱，其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国度过。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强调卢斯创办《时代》周刊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力宣传帮助中国抗日，说他为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这个说法大致不错，但必须看到背后的心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2）
美国建国后，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关系最好的阶段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的美国为了打败日本，非常需要中国。因此，按照卢斯的一贯思想，帮助中国抗战，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可以帮助蒋介石夫妇，与蒋介石夫妇成为私人朋友。但他并不因此而顾及中国的利益。《时代》杂志当时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发回大量报道揭示蒋介石政权的*，甚至明确提出蒋介石将被毛泽东取代。卢斯对于白修德的稿件，要么不发，要么改得面目全非。白修德后来辞职，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惊雷》。直到蒋介石退守台湾，卢斯依然经常大幅报道蒋介石夫妇的动态。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都有卢斯当年的痕迹。有人说，《时代》周刊作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与国民党本身只有一点不同：文章写得比国民党好一些，更容易被美国人接受。在帮助蒋介石宣传这个问题上，卢斯的确根本不顾中国的事实真相，只忠实于自己的〃偏见〃。
卢斯去世后，《时代》周刊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有过一个关系良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时代》周刊延续卢斯的思想，向中国释放较多的善意，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把中国视为新的假想敌，《时代》的态度也随之而变。
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热情，卢斯甚至公开抛弃新闻媒体所谓的〃客观公正〃原则，在自己的《时代》杂志上宣布：〃在公共问题和重大新闻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中立，也不应当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因此，编辑不能没有某种偏见……〃卢斯不光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0年开始，卢斯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忠实喉舌。卢斯对自己的倾向性毫不掩饰，公开宣称报刊就应该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
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不顾事实真相的做法，卢斯并非特例。〃*〃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地说，〃*〃的职责就是一切服从美国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一原则下，新闻自由、客观公正都是随意搓揉的抹布。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为〃*〃辩护说：〃从本质上看，通过制造虚假新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这种虚假新闻的受众是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本土的收听受到了限制，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越战是美国的一个噩梦。美国人从内部和外部总结越战失败的原因，其中得出一条内部原因是：越战败于媒体。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一场战争。也正因为这种耻辱，一些美国人对于〃捣乱〃的媒体心存不满，美国政府和政客对于媒体的态度悄然改变。
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起，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变得非常严格，战场报道权只授予那些被美国政府或军方认可的机构。这种做法获得了令美国军方满意的结果，媒体报道的主流都被政府、军方控制。那些可能会影响战争进程，尤其是可能会引起民众反战情绪的新闻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并且，媒体也成为战场心理战的一个重要角色，在瓦解对方军队、百姓士气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媒体已经成为参战方，客观公正已经不是第一位，为美国战争的胜利服务才至关重要。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3）
此后，在科索沃、波黑等地区，这种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报道方式，几乎成为美国媒体的必然选择。〃9·11〃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媒体在战场上的角色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一位带着手枪作战场报道的美国名记，满怀激情地宣告：记者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记者。如果我遇到本·拉登，我会先打死他，为〃9·11〃死难者报仇。他的言论虽然受到一些媒体从业者的质疑，但爱国高于一切的原则，为这种倾向性报道发放了通行证。为了提升美国士兵形象，获得国内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美国媒体还炮制了女兵林奇被救的假新闻。人们接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的唯一理由，只有国家利益下的民族主义。因为，战争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如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他们的民族主义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我们很难想象在100年以前，一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用中国或印度等作为拉拢选民的话题。而如今，只要说中国不好，就能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这一现象在我看来，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洋人义和团〃心态：一是排外，例如欧美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对于外国产品的态度；二是陋见，例如欧美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和民众的认识；三是顽固，他们拒绝改变自己，拒绝了解他人。
近几年来，〃洋人义和团〃行为主要体现在抵制中国产品上，他们说勤劳吃苦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却不问自己的懒散是否妥当。焚烧中国产品、驱赶中国商人、提高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中国并购他们的企业、逼迫中国货币升值等等，洋人义和团变着花样折腾中国。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正在快速走向与他们同样的成功，甚至开始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超越他们的巨大潜力。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财富生活和道德优势，已经露出衰败的征兆。
五、〃有困难，找中国〃中国百姓遇到困难，有找〃警察叔叔〃的传统。现在全球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困难，找美国〃，中国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为全球未来搞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已经强大，也必须强大，中国的〃道德〃价值应该超越和覆盖西方的〃利益〃价值，世界榜样应该重走〃道德路线〃。
一神教的习惯思维，使西方文明总是容易走向极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500年里，个人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大。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主义原则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造成诸多冲突和悲剧。
从人类和地球的整体出发，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应该和平共处，国家应该平等交往，既要树立统一性的标准，又要合理容忍差异性。虽然西方强国也经常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文明难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国家利益至上的长期战乱和纷争，最终实现了统一，并成功地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下，将统一延续了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持续冲突，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个人欲望膨胀和社会局部利益至上，只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危害。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中国思想家那里，早已有透彻的表述。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国人寻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共同原则下的统一，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古代的解决方案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同在于，当年中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相对自然封闭的中华文明区域，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局限在中国，而是要为全世界的未来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4）
战国时期结束后，中国对个人纷争和社会局部利益纷争持否定态度。中国人认为，个人欲望应该得到克制，局部利益不应该无限制放大，社会应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上。因而，中国人不喜欢战争，尽量避免冲突，总是希望以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解矛盾，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中国古代自战国时期结束后，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倾向并不明显。
中国人所建立的统一原则是把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的道德原则，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利益。举例来说，战国末期的屈原被现代人看成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早期代表，但在历史上，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屈原的爱国主义便不太被重视，并且一直有所争议。直到南宋时期的朱熹，面对外族入侵，才第一次提出屈原是〃忠君爱国〃这个说法。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在一些历史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才在某些关键人物身上显露出来。而且，这一显露实际上也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比方说，把屈原总结为〃忠君爱国〃，其中并没有多少争夺利益的色彩。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君〃象征着最高的道德权威，因此，〃忠君〃实际上是要维护作为统一基础的道德原则。用今天来类比，古代〃忠君〃的价值，其实类似今天人们捍卫基本*，它与捍卫国家利益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于最高道德原则的存在，中国古代对于自然民族的划分，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前提，其他民族只要接受共同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