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章台炎等人也非常同意吕梁的看法，国家蒸蒸日上，国力逐渐增强，建国势在必然。
建国之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决定国家的体制，之前革命政府一直都由振国党把持，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振国党内部决定，权利最大限度的集中到了吕梁手中，这是现阶段的必然选择，国家需要一个强力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任何的内耗都会消耗国家的潜力、拖延崛起的时间。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但从长远来说，这样的体制并不适合和平时期国家的发展，战争时期掩盖的矛盾总有爆发的一天，共和制，才是最佳的选择。
第一百四十四章恐慌与阴谋
三年的时间，使得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发展最早的广东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民族资本实力较强，对于参政的意愿很强。而加入到振国党的所有先进阶层都倾向于共和，这也是吕梁作出决定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在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比振国党的影响更大、更深入人心，吕梁并不担心自己的权利会受到制约，并不是吕梁贪恋权利，而是自己的使命要求自己使权利集中。
1904年6月1日，宪法制定委员会将宪法草稿交给吕梁审阅，由十名基因人学者和五名普通人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最大限度的体现了吕梁的意志，很快就得到通过。另外，刑法、民法等法律也很快出台，建国前的筹备进入最后阶段。
新中国被命名为华夏共和国，简称华国，这是为了让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的国家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国旗为两把刺刀交叉、之上是一个华字，底色为血红色。国歌为振*进行曲。
华国定都武汉，按照计划将在1904年7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吕梁力排众议，不举行广场庆祝、检阅军队，在吕梁的脑海里，阅兵没有任何意义，国力的展示最需要的就是战争，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阅兵。
“这样一来，开国大典是不是显得太简单了？”这是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异议，查漏补缺是吕梁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吕梁多次对他们强调的事情，这些普通人组成的高层也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建议。
“呵呵，说是开国大典，咱们这个国家。从历史以来就非常重视这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且有数不清的礼仪、仪式，没有意义嘛！大国意识靠的是一次次的战争、大国地位也是靠战争。咱们不是战争狂人，但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些展示。就像是给虚弱的身体披上华丽的外衣，除了给自己壮胆，没有任何作用。壮胆，只有内在虚弱的人才需要，我，振国党，所做的一切正是改变这种虚弱的内在，你们说。那些仪式又有什么作用？”
吕梁的决定得到了贯彻，开国大典分为制定宪法、组建议会、组建******和对外讲话。需要高层抛头露面的只有对外讲话一个环节，政府不组织集会，民间的集会庆祝活动将不受限制。而对外公告和讲话也会通过报纸、电台、张贴宣传单、宣传车等形式展开，没有领导人站在高高的地方接受民众瞻仰这一环节，吕梁不高高在上，也不需要民众瞻仰！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降低对个人崇拜的热度，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军队，不论是刚刚懂事的少年还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对于吕梁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必须警惕的高度。尽管官方没有通过任何手段推动这一进程，反而还不断的采取措施，但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效。
高度集权带来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促进统治者权利的稳固，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一个缺乏理智的社会是危险的，吕梁不是基因人，无法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可以说他经常意气用事。所以他经常提醒自己，他不是神，不是伟大的人。甚至不是一个聪明人，只是站在了钢铁基地这个高大坚实的肩膀之上而已。
但是。正如进行社会改革时面临困难一样，吕梁也无法控制一个人的情绪、想法。当建国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离预定的建国时间还有二十多天，南方各地自发组织的游行、集会、庆祝活动已经全方位铺开，在城市，在工厂，在学校，在乡镇，每一个人都会站在公告前面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然后和身边激动的同伴紧紧相拥。各大城市上万人的集会每天都有，这让维持治安的治安团和警察们劳累不堪——建国带来的喜悦不久便被劳累取代。
在农村，年轻人跑到乡镇里参加游行集会，年长者在自家最显眼处供奉吕梁的长生牌位，并将丰收的粮食、肉食摆在前面，祝愿大总理长命百岁。
制作烟花爆竹的企业在这段时间加班加点，产品不断脱销，尤其是那些赚了钱的工厂主、资本家，在这时出手阔绰，纷纷比拼财力，燃放的烟花彻夜不停。而且他们也是大多数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财政支持者，这客观上扩大了集会的规模。
外部的震动同样不小，列强甚至将关注日俄战争的目光分给了这边一点，各国报纸纷纷报道华国即将成立的消息，连带着介绍了这个新兴国家崛起的过程，历数华国经历的几次战争，重点报道了华国崛起使列强失去了在远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利益——尽管这个新兴国家承诺与各国展开平等的贸易和交往，但平等对于列强们来说就是最不能承受的，他们一向的风格就是掠夺。
除了利益攸关的人，西方民间对于这个新兴国家不感兴趣，但长江以北不同。华国的成立似乎预示着满清朝廷的覆灭，从北方各省日益活跃，甚至有些明目张胆的革命活动就可以看出，满清气数已尽，对于革命党在北方的活动地方上并不敢强力压制，生怕遭受秋后算账。而且朝廷对南方的封锁命令形同虚设，每天都有无数的民众从渡口乘坐小火轮、小帆船前往南方，大部分是移民，小部分是贩卖南方商品的生意人。从上海一直到湖北，长江上到处都是这种船只，自从振*长江分舰队成立之后，朝廷干脆解除了对沿江地区的封锁。
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利益集团被朝廷养肥，来自西方银行团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贷款大部分用在了新军的组建，到1904年6月，除了新军第一镇外，其余五镇都被袁世凯的亲信控制，从1903年7月开始组建的第十镇和第十一镇也接近尾声，北洋集团此时拥有超过10万人的新军，虽然面对振****还是不够看，但起码拥有了与振*对抗的实力。
朝廷上层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这个老不死的甚至召见袁世凯时直言不讳：只要能够维持满族在朝廷上的统治，甚至是名义上的就可以。因此，袁世凯得到了满清内阁的大部分权利，从政权到军权，袁世凯已经得到了大部分权利，成了北方事实上的统治者。
袁世凯很清楚自己与吕梁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发生战争北洋军必败，所以，他并没有对边界地区实施封锁，军队也没有离边界太近，尽可能的不要与振****产生摩擦。他的希望放在了洋人身上，在他看来，洋人不会允许一个如此强力的国家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列强在此地的利益太大，怎么能甘愿失去？所以他的精力都放在了游说列强、特别是英国人身上。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将来带给吕梁的麻烦更大，尽管现在看来没有危害，但吕梁不会放低对他的警惕。但他没想到，一个围绕着他和振国党高层的阴谋逐渐形成，而主使人恰恰不是袁世凯。
1903年底，同盟会孙革等人商讨对吕梁的刺杀行动，但每次都无法准确掌握吕梁的行踪，后来行政中心转移到武汉，失去了目标，继续呆在香港已经没有意义，孙革决定北上寻求新的盟友。黑龙会的井上腾三郎为其牵针引线，介绍了躲藏在上海英国租界底的徐润。
徐润在抵抗失败后就躲回到租借地休养生息，积极组织反对振国党的运动，但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1904年2月，孙革与徐润在日本会面，二人一拍即合，孙革具有徐润缺少的组织能力，而且同盟会虽然都是些虾兵蟹将，但组织比较严密。徐润具有刺杀吕梁的经验，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而且手里还有两名培养多年的杀手。井上腾三郎积极参与此次计划，并从总部调来十名上忍，确保完成此次刺杀任务。
为了确定吕梁的行踪，一百多名间谍被派入南方，主要是武汉地区，力求一次性锁定吕梁。杀手队伍分为三波，一处在武汉，一处在上海，一处在广州，不论吕梁出现在哪里，杀手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这次行动组织周密，有丰富刺杀经验的日本黑龙会在幕后策划，孙革和徐润负责组织实施，力求一击必杀！除了吕梁，井上腾三郎建议一起除掉在振国党内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吴月、吕一、张之洞、陶成章四人，以防吕梁死后这些人继续维持振国党在南方的统治。
第一百四十五章建国第一大案
比起以前对吕梁的刺杀行动，这一次显得更有耐心。徐润从落魄的买办们手里筹集了一大笔金钱，作为行动的经费，南方新光复地区许多因改革利益受到损害的人被招募，参与到情报搜集、提供落脚点和传递信息等行动中。人、财、物的充足使得孙革等人信心爆棚，1904年6月13日，行动的主要实施人之一的徐润假扮货商乘船进入上海，做好刺杀前的最后准备。
两天后，汪精卫也潜入上海，与徐润汇合，随同汪精卫一起前来的，是黑龙会提供的十名忍者，这些人将与汪精卫一起负责实施刺杀行动。
“汉民，武汉的情况怎么样？情报站都建立起来了吗？”汪精卫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模样向胡汉民问道。汪精卫最近意气风发，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格，此人虽然是同盟会的新人，但文采斐然、容貌不俗，非常得孙革的赏识，而且黑龙会的井上腾三郎对其另眼相看，日本人现在是同盟会的主子，内部谁也不敢违背日本人的命令。加上汪精卫年轻气盛，不免有些骄傲自大。
“兆铭，我们的行动进行的非常顺利，不但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建立情报站，在芜湖、南京、长沙等大部分大中城市都有站点，敌人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愿意追随我们的大有人在。”见胡汉民似乎被汪精卫的弄得兴致不高，不愿回话，郑士良赶紧替他回答道，胡汉民和郑士良两人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南方，为刺杀铺路。
汪精卫撇了胡汉民一眼，心想早晚要把这个刺头弄出去，呆头呆脑，对革命事业一点用都没有！
“士良劳苦功高，就把咱们在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吧，我和徐润兄都很想知道。”汪精卫说完徐润也暗自摇头。这个兆铭啊，同盟会派了这么个人来负责刺杀，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好，这段时间我负责招募情报人员、选择落脚点。汉民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分析，还有就是搜集武器。其他方面进行的还算顺利，就是武器不好找，以前在民间的枪械很好找，但是现在敌人实施禁枪政策。民间就算有也不敢露出来。”
“能不能从外界运进来？我们在北方还有一点存货，段祺瑞与我也有交情，也能从他那弄来一些，要不就从英国租界买一些，他们应该很愿意提供武器。”徐润说道，此人财雄势大，虽然经历多次失败，钱、人都损失很大，尤其是失去了财源的核心沪杭地区后，财源顿减。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他经营的人脉关系犹在，这也是黑龙会选择与他合作的最主要原因。
“英国人吗，日本人在上海也是有租界的，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弄一些，这件事可以问问井上君，让他协调。”汪精卫有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日本主子，徐润对此没意见，提起英国人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至于从哪里弄无所谓。
见都同意。汪精卫继续说道：“弄武器的事情我去办，但从租界运往武汉、广州需要汉民想办法，能不能办到？”对于汪精卫的语气胡汉民并没有在意，点了点头。
井上腾三郎与十名忍者都躲在上海的黑龙道场里。胡汉民来访后说明武器问题，井上腾三郎不解的问道：“还需要枪械吗，不是全部使用我们手下的忍者解决吗？”
汪精卫一跪到底，低着头说道：“十名忍者要分散在武汉、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以便得到吕梁的准确行踪后第一时间行动，这样一来每一地的忍者数量就少了。还要在同一时间干掉那几名高层。我们已经招募了行动者，都是当初的买办们攒养的死士，但缺少武器，那些高层的身边一定有配备武器的保卫人员，光靠冷兵器怕是不足。”
井上腾三郎点点头，问题是日本领事馆这边的武器储备也不足，驻扎在此的日本兵只有三百人，配备的还是上个世纪的单发步枪，最好还是使用先进一点的武器啊！
“要西，兆铭考虑的很周到，但是日本这边没有多少武器，而且都是上个世纪的武器。这样，我从英国人那里搞一些，他们的洋行从这里撤出后留下了不少武器还没有处理，应该有不少存货。”就像徐润说的那样，最后还是摊在了英国人身上。
井上腾三郎口中的洋行存货确实不少，光复以前，列强在中国掠夺利益，大多是通过洋行进行，这些洋行代表着银行、资本家甚至政府的利益，国家的主权和财富被其一点点夺走。而武器也是洋行售卖的大头之一，晚清时期中国对于轻武器，尤其是步枪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地主们用来看家护院的武器全部都是从西方通过洋行购买。原本历史上革命以后能够迅速拉起队伍，一部分武器是从官方夺得，一部分就是从民间搜集。
革命政府的崛起不断的排挤洋行的生意，当北伐之后，洋行在南方的生意基本陷入停顿，他们能售卖的，当地也能售卖，而且质美价廉。再加上政策限制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政府有意无意的推动国货运动，让洋行在国内举步维艰。没有利润反而不断亏本的洋行逐渐撤出中国市场，吕梁倒也没有激进的收缴西方人在国内的资产，市场手段足矣。
英国人手脚麻利，洋行留在租界仓库没来得及运走的武器被抽调一部分，卖给汪精卫等人。这批武器包括曼利夏步枪两百支，子弹五千发，美国产柯尔特左轮手枪10支，子弹100发。汪精卫将这些武器分发给武汉三地的站点，要求刺杀人员尽快熟悉武器操作。
胡汉民这次办得很好，运输武器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问题，各处检查的革命政府海关人员没有发现这批武器，就连乔装打扮后一起前往的忍者也没有被发现。
6月19日，汪精卫抵达武汉后不久，郑士良就赶到了汪精卫所在的秘密站点，再次指出了计划中另一个不足之处。
“兆铭兄，咱们的武器都分发下去，但招募的那些刺客根本没有几个人拥有射击技能，大部分都是耍砍刀、斧头的帮派分子，我怕到时候他们会误事啊！”郑士良说道。那些刺客大都是打黑除恶行动的受害者，没了组织，没有赚钱的机会，又不想卖苦力、学文化、找工作，整日在社会上混吃混喝，还得提心吊胆的怕治安团和警察局的人。这批人的数目不小，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希望不劳而获的人，所以在徐润的帮助下轻而易举的招募到了这些人。
徐润总共招募了五百人，其中二十人是买办们培养的死士，会开枪、杀过人，其余的都是从当地招募的原帮派成员，砍人的事情没少做，但大部分没有开过枪。
“能不能在野外找个地方练练？”汪精卫问道。
“恐怕不行，武汉三地四周都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很可能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