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910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3）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11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的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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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12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13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14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2）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15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People’s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当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16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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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3）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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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1）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17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