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的几分钟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的几句话或是一个签名，就能为你的几百个无眠长夜或是几千个毫无意义的电话划上句号。你见到的不是公仆——无论是市政的还是其他的——而是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拜访印度行政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公路局局长库里安（）时，问了两遍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的原因。库里安备受尊敬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科钦（Cochin）国际机场，科钦位于印度最南端，殖民时期曾是一个港口，我此行就是要与他谈论一些关于机场的话题。刚走进他的办公处时，我确信一定是弄错了地方，这里没有雇工在搬动那些用线捆住的布满灰尘的文件堆，没有嘈杂且古老的电传打字机，取而代之的是时髦、宽屏的电脑；这里也没有请愿者等候在这位大人物的办公室外面，寻求机会见他。库里安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快进来请坐”，这时，我的两个疑惑都打消了，但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两分钟以后，采访就正式开始了。幸运的是，库里安愿意让采访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同样幸运的是，库里安先生和许多印度人一样，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时不会保持沉默。这一直是个让我很欣赏的特点。
在印度，如果你不是对贪污过于敏感，并且不是很在意工程的最终质量，那么负责修建一个机场或是一个公共项目，都是很轻松的。因此在这方面，负责1992年科钦国际机场的库里安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异类。由于他顽固地拒绝遵循这种游戏的一般规则，科钦现在拥有了一个干净且高效的国际机场。与印度其他机场不同的是，它还是个盈利的机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库里安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充满攻击性的障碍。“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被一位高级官员召唤过去，”当我们大声咀嚼着香蕉片、喝着加糖的办公室茶时，库里安告诉我，“这位官员要我放弃修建机场跑道的最低投标，而选择稍高的投标。在我说我不会违反规则时，他说我可以得到1000万卢比（相当于20万美元）。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位官员最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久，不出人们所料，库里安被调到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岗位上。在印度，你不能随便解雇一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如果引诱不成，政客们通常会将公务员调到一个偏僻的地区或是安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是不到两年，由于机场严重亏损，库里安就被重新召回。到2005年，机场利润率达70％，主要是通过将零售商店签约外包给私人公司，收取高额费用，获利最丰的是免税商店。
到达科钦机场的感觉和初到库里安的办公室的感觉一样，让我充满了困惑。德里和孟买的那些机场曾让许多刚到达的外国客人对印度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而科钦机场不同，它干净、光鲜、现代，这里的候机大厅并不需要24小时的人群疏散。但是，尽管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名声，库里安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来自部长们以及公务员们的“请求”的困扰。“有一次，当我拒绝雇用200个企业与电力部长推荐的人做机场员工时，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机场几乎每一个职位都外包给了私人企业，因此我没有权利雇用或解雇任何人。”还有一次，国有的印度航空（AirIndia）公司说如果不将地面保障控制——历来的赞助来源——承包给它，它就拒绝往来科钦的航线。这一次，库里安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总能成功。“如果你立场坚定，并且不介意他们把你调到任何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对你无计可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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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3）
然而在印度，像库里安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及其同事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向他提起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M＋D=C，即垄断＋权力=腐败（MonopolyPlusDiscertionequalsCorruption）。对于一个每月挣42000卢比（大约为1000美元）的45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取一小部分贿赂，提起这个爱因斯坦式的公式就等于暗示他打开话题。和印度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样，他提到了神的话题。“我只能将幸运和侥幸存活解释为命运以及神灵的眷顾——我是受神保佑的，”他说。我说他本来也可以拿走别人给他的东西，为什么很少有印度行政局的官员像他一样做呢？“这很难说，”他解释道，“正直的印度行政局官员为了不涉嫌贪污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说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贿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想点生财之道，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来描绘那些正直的官员——“潘文格尔”（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骗的意思。同样地，那些懂得如何给人贿赂的人被称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时也暗含着“将成年人与孩童区别开的辨别能力”29的意思。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
库里安认为，许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统过程中的困难。
当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谈时，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印度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虽然他们是靠人民养活的，但其中大约有1％～2％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剥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糟。他们会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你要钱，他们会要求你带他们到最具异国情调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们从不试图掩饰对金钱的热爱。现在他们总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们能在私营部门挣到多少钱，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库里安经常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电话是另一部门的官员打来的，他要求库里安用他的权力，将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务舱座位升级。还有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进口税以及消费税部门的官员，他将要参加在机场举行的晚间招待会，因此打来电话要求让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库里安两个要求都答应了。“你能怎么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于别人无害。”我对这些打扰来的正是时候感到好笑，也为库里安的诚实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们的谈话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在印度要驯服某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艰难，尽管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以来，中央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这同样让我想起了曾在1999～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长（MinisterforAdministrativeReform）的阿伦？舒里（ArunShourie）的一句评论。在谈起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时，他说：“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遮盖。”
人们努力改革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会被某些势力竭尽所能阻挠，这样往往会产生一些闹剧似的效果。舒里就曾说过一个这种例子。301999年4月，印度的钢铁部（MinistryforSteel）向舒里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询问书。这个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花费了印度一些最高级官员宝贵精力的严重问题，就是是否允许印度的公务员使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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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4）
经历了几周的会议、磋商、做了备忘录以后，舒里部门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刷局解决。又经历了三周颇有深度的讨论后，印刷局将文件返还行政改革部，并且建议说这个问题应该咨询培训与人事部（MinistryforTrainingandPersonnel）。在这份文件送到该部门之前，又经历了三周的时间，因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员需要花时间去考虑委婉措辞以应对印刷局。于是这个政府的问题历经曲折，经历了几周又几月，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开了一次又一次讨论会，最终得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折中结论：“初稿起草时要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以区分最终的正确版本。”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制度：“只有联合秘书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少数情况下（适时的宣布警告）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正如舒里注意到的，这是“一个贴切的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即使权力受到约束！”如果弗朗兹？卡夫卡把这种情形写入他的小说，批评家肯定会指责他过分夸张。
曾经有多家印度私营部门中的公司邀请库里安加入他们，并且提供了不错的薪酬。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企业的诱惑。“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说我愿意为公共事业服务，听起来似乎有些傻，但这是事实，”最后当我要离开时，库里安说。有一度我在想，是否可以请库里安先生为我升级第二天飞回德里的航班座位。但是这种念头仅一闪而过。
印度行政管理局
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官员总自喻是“柏拉图式的卫士”，31他们是有意识地远离民众、但又护卫着民众利益的精英阶层。这完全符合皇家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有效途径。但它留下了一种超然于民众之外的家长式作风传统，这在今天依然很明显。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以下这段著名的印度作家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话，对描写19世纪的印度仍然很贴切：“在我们的头顶，是永恒不变的正义与秩序的苍穹，每时每刻都笼罩在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之上。”32其他人则发现，人们对今天的印度的一种更为流行的看法，是将政府看成“像季风一样，是自然的一个方面”。33很少有人认为他们能战胜自然。
我曾经参观过许多粉刷得雪白的殖民时期的平房，现在是印度众多的地方“收税员”的办公场所——这些地方成了官员们在当地的总部，在那里他们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又是上级主管在地方的左膀右臂。尽管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悬挂的画像是甘地，而不是乔治四世，但如果一名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来到这里，他的感觉肯定会像回到本国一样。这位官员的周围围绕着一群日工，而且如果没有一窝蜂似的随从人员跟随，他是不会到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去的。每到一个村庄，他（或是越来越多的她）都会被戴上一个由康乃馨、茉莉或是金盏草编织而成的花环，看起来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由于印度每个区（district）的平均人口几乎都是200万——比美国许多州的人口多——村庄很少有机会招待地方官员，因此村里的领导会竭尽一切能事，在短暂的时间中给他们的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这位官员的座驾——殖民时期的上面有红灯闪烁的白色大使牌轿车——自英国殖民统治后期以来也从未改变过。
今天印度行政管理局的许多官员眼光都很高，也常怀有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愿望，并以此激励自己。但是极少有人坚持住这一工作之初的理想。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地方官员将他们的工作描述成是打一场必败之仗，总是尽力挡开永无穷尽的恳请者、抱怨者、起诉者以及奉承者。就像克努特国王（KingCanute）一样，他们无法让涌起的浪潮退下。和他们的英国前辈一样，他们往往来自其他地方，远离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人。他们整天甚至整夜地工作，因为在印度农村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腐败在印度越来越被人们当作正常状态接受之后，34也开始变得腐败。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的合理的一部分。由于在印度这些官员是不可解雇的，即使当地的人们确信一位腐败的行政管理局的官员做了某些不正当的事，他们对他往往也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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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务员制度（1）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阿茹娜？罗伊，尼克希尔？德，以及他们在印度一些最贫穷的地区组织的抵制腐败的机构——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他们发起的使印度公务员承担起自己责任的运动，是到目前为止对深受殖民时期影响的官员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那段时期谢幕距今已经超过三代人的时间了。我陪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到他们在拉贾斯坦邦的主要阵地贝阿瓦尔的一个大广场去，他们为了给当地政府制造压力，向公众公开政府开支，在那里分段进行了长达40天的长坐绝食。这项引起全国关注的运动远不是书呆子们所能想象的。在这样一个某些地方的公共救济资金会成为人们饿死与幸存的区别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在进行了几个月艰辛的体力劳动后，依然得不到每天73卢比（大约美元）的最低工资。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用干，名字却已经登记在政府的薪水簿上了。腐败的官员们将这些“幽灵工人”的工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全当这些幽灵工人已经做过某些劳动，比如填公路上的坑洞，或是修建小型的“水坝”，而这些通常都是虚构的。在强迫当局公开政府开支的详细清单后，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开始核实政府提供的信息。他们发现，在一个负责管理好几个村庄的政府分支机构，650万卢比的公共费用中有450万完全是捏造的。这个村务委员会的名字叫做贾纳瓦德（Janawad）。
“那真是太具喜剧性了，”尼克希尔说，“那些政府官员把我们带到一座拦河坝，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他们的支出帐目上，这座大坝已经被写成了四座。而他们又带我们从另外三条不同的路去了三次，却希望我们没有发现这是同一座水坝。我们甚至都无法生气，只是感到太可笑了。”他们的调查发现了伪造的薪水簿、虚构的医疗诊所、根本不存在的学校以及成千上万付出了劳动却未得到报酬的劳工。由于被媒体大量曝光而备感尴尬的拉贾斯坦邦政府，极不情愿地承诺对所有的质疑进行调查。尽管这证实了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发现，却没有一名公务员被解雇，更不用说被判有罪。尽管如此，在拉贾斯坦邦，贾纳瓦德一案已经成为怎样与官僚受贿作斗争的象征。“我们从不绝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阿茹娜说，“将来的官员想要腐败会更难，我们已经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在他们定期的抗议活动和###中，尚卡尔？辛格这位木偶艺人和民间歌唱家创作了一些供农民们娱乐的歌谣，在拉贾斯坦邦的很多村庄已经广为流传。“他们（官员们）像西瓜一样胖，”尚卡尔？辛格用北印度语向抗议的人群唱道，“他们的脸像西红柿一样红。他们所知道的是怎样做虚假的保证。把这些高鼻子人物的鼻子砍去。他们用薪水簿上的假名字领钱，他们偷去了我们养家的钱！”尚卡尔的演出中准备了割去鼻子的木偶，常常逗得村民们捧腹大笑。这是人们在活动中对印度民主的一种富有幽默感的不敬的展示。在印度，越是在基层，腐败的现象就越严重，政府公务员对人们的生活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