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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终理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那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时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曾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顺天府文安县知县，候补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于反对罗振玉这个人。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是极个别的，甚至也有人说过“日本推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们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们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再多，结果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允许，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细长的布包儿，对我说：
“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地，动手解那个包儿。包儿打开了，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来，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如此不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我心中十分不快，一时烦恼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胡嗣瑗知道了这件事，他坚持说，这决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不相信陈家的仆人敢把它拿到小市上去，但又说陈家的仆人偷出去卖倒是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另则和淙环铮嘁廊晃淳唬慌氯首诖巳ゲ患Ｋ审扌闹杏谢安荒芟蛏贤访魉担缓迷谧嗾凵衔衿浯剩写室构厶煜螅灰顺鲅病Ｈ首谠淖啻笈纶鸵坏溃底怨乓孕⒅翁煜拢蕹龉丶漓胱孀冢裼胁患恚恳虼怂审薅峁伲滴缙镄！Ｈ首诤罄丛谌群有泄ι媳觯冢ǖ拦猓┘次换钩唤髦泵牛醇怂审蓿疟松杞郑肫鹆怂审藿纱笮谢实鄣哪切┗埃靼琢嘶爸械暮猓胖勒獠攀侵倚墓⒐⒌闹爻迹⒓垂俑丛啊�
说到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着急地问：
“你说的什么呀？这跟陈宝琛有什么关系？”
“臣说的是陈宝琛，跟松筠一样，有话不好明说。”
“那么我是仁宗还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干脆人，别也学那种转弯抹角的，干脆说吧！”
“嗻，臣说的陈宝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过他对上头进谏，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直聪明，自然是能体察到的。”
“行啦，我知道陈师傅是什么人。”
我虽然还不明白松筠的故事的含义，也乐意听胡嗣瑗说陈师傅的好话，至少这可以除去那副对联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贼偷去的就好了。
罗振玉经过一连串的失败，特别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了我的信任，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另觅途径去了。
这里暂且不叙遗老们之间的争斗，先谈一谈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的原因，这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
我的前半生……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
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这张宪及张庆昶
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合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
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
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
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
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①。
①萧丙炎是清末都察院御史，任萨姆女士是婉容的英文教师。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
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
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
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
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的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来拜访我，表示了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当时任何的中国将军一样，他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他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力量保护我的。他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问我缺什么东西，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的。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的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在租界里是没有的现象。
后来，有个副官进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着忙，呆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问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国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虽然张作霖说他会治日本小鬼，虽然日本领事提出这样的抗议，但是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张作霖的关系，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张作霖未必就能有这么多的军队。所以由这次会见在我心里所升起的希望，并没有受到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我的复辟希望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长，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折”①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返于一九二九年才揭发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②：
①“田中奏折”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奏折说：“吾人如被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又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惟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②判决书于一九四八年公布。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
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
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田中首相还曾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
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的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
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
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
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波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
的权益。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在得到田中内阁的支持之后，成了北方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做了军政府的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发了一份布告警告过蒋介石。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官为表示对我的关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给我。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刚杀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学生，看见了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济南，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来，是从我见过张作霖之后开始的。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的把兄弟，这时又和张宗昌换了帖，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前内城守卫队军乐队长李士奎，这时也成了奉军人物，褚王璞和毕庶澄就是他引进的。胡若愚还给我带来了张学良。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