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
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
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
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
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
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
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
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
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
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
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
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
佩孚败后囗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
侯、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送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
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
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
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
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乡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铃木询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
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
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
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
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
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九，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
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他在日本，被当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过天津总领事，白井是副领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时把我接进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任。岩田爱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佃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有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地共同接待着“郑大臣”。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来做过首相、陆相等要职的近卫（文囗）、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财阀，此时全都出了面。也许郑孝胥和这些人会谈时，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使他太高兴了，所以在伪满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我的前半生……七 “行在”生活
七 “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①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 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国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②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201元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例外①。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①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作者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