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第65部分

　　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

　　“头一批会有谁呢？”

　　“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

　　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

　　“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

　　“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

　　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

　　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

　　“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

　　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

　　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

　　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新的一章

　　列车奔驰着。外面，是白雪覆盖着的平原，光明、辽阔，正如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车内，我身前身后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们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车上。我将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建设，我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不，我现在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　
　　在抚顺上车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说明我是迈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是列身于什么样的人之间。列车员和一位女乘客搀扶着一个小姑娘，走进我们这个车厢找座位。在我身后有个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齐让了出来，给她们坐。那妇女让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侧身偎靠着她，神情十分焦灼。邻座有人向她探问，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为什么还要出门？那妇女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原来她是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教师，小姑娘是她的学生，刚才在课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难忍，学校卫生人员怀疑是阑尾炎，主张立即送医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远的矿上工作，通知他们来带孩子去看病怕来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动手术的矿上医院，也费时间，于是女教师毅然做出决定，立刻带孩子搭这趟客车去沈阳。站台人员让她先上车后补票，同时叫她放心，他们将打电话告诉沈阳照应她们。这个简单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渊明说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胸怀。我更想起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我现在所迈进的社会，我现在所参加的行列，原来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来到祖国的首都。这是我别离了三十五年的故乡。在辉煌壮丽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见了三年多不见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见的四弟。我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我叫过的称呼。我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别了伴随我们来的李科员，也告别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们同所的蒋介石集团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战犯之一（连我和前伪满将官郭文林，抚顺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来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给我提起那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我两旁，我们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对着站台大钟，掏出我的怀表。离开抚顺前，所长从我献交给政府的那堆东西里面拣出这只表，叫我收下，我说这是我从前用剥削的钱买的，我不能要。所长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你收下吧！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从父亲家里逃人东交民巷那天，为了摆脱张文治，在乌利文洋行想主意时买的那只法国金表。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的可耻的历史。如今，我让它也开始一个新生命，用北京的时间，拨正了它的指针。　
　　所长发给我这只表的那天，对我们蒙赦的十个人说，你们回到了家，见了乡亲们和家里的人，应该给他们道个歉，因为过去对不起他们。他说：“我相信，家乡的人会原谅你们，只要你们好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到了五妹和老万的家里，所长的话完全证实了，同院的每个人对我都是和蔼可亲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　
　　我还见到了七叔七婶，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们。我从七叔这里知道了家族最新的兴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情况的发言。我听到了亻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给我写的字。他的书法造诣确实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我还欣赏了亻间五哥的花鸟新作。我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动人心的则是第二代。过春节的那天，数不清的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里屋外。在已经成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见到了立过功勋的前志愿军战士、北京女子摩托车冠军、登山队队长、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更多的是正在学着各种专业的和读着中学的学生。这里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其余的人无一例外都在争取获得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些成长起来的青年，又是那些带红领巾的弟弟妹妹们心目中的榜样。　
　　我还会见了许多旧时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卧榻上和我见了面。他是文史馆的馆员，因为老病，说话已不清楚。他见了我，面容似乎还有点拘谨的严肃，挣扎着要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你是老人而且有病，应该躺着休息。我们是新社会的人，现在的关系才是最正常的关系。等你好了，一块为人民服务。”他脸上拘谨的神色消失了，向我点头微笑，说：“我跟着你走。”我说：“我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也跟着共产党走。”我更见到了当过太监的老朋友，知道了他们许多人的近况。他们正在民政局为他们专办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见到的人差不多都说：“你回来了，要到各处去看看，你还没逛过北京呢！”我说：“我先去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我是早已从电影、报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从银幕上看到过举着各项建设成绩标牌的游行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还看到过这里节日的狂欢活动。我从报刊上还看到过交通民警在这里领着幼儿院的孩子们过马路，看到过停在这里的“红旗”牌和“东风”牌小轿车。我知道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个月之内完工的，知道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今天，我来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地方。　
　　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门是祖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历史见证，也是旧溥仪变成新溥仪的见证。在我左面，是庄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祖国大家庭的重大家务在那里做出决定，其中也有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决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馆，在我后面矗立着革命英雄纪念碑，它们告诉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英雄烈士进行了什么样的艰巨斗争，才给我们争得了今天的果实，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分享者！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　
　　我和五妹、俭六弟缓步西行。走到白身蓝顶的民族文化宫的时候，五妹关心地说：“大哥累不累？这是头一回走这么多路吧？”我说：“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刚开始的新生活中。“头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觉得兴奋，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　
　　我头一回到理发店去理发——严格地说，这是第二次，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在理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