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热烈反响。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他说：
“用具体的话来解释，社会主义团体是由一群意见不合的人所组成，在最近的几次竞选的决策委员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领导人观察人类的方式，是透过无数铁蓖子上的格眼和鸽棚的鸽子洞来进行的。他们对追随者说：
‘请投票吧！’”
紧接着他的演讲以更加尖刻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顽固立场。他说：
“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下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丘吉尔的演说不断被拥护自由党的听众的欢呼声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投票的结果，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为议员，比第二名候选人几乎高出近3000票。此时，丘吉尔可以心情愉快地去商务部上任了。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丘吉尔发现，自己为平息劳资纠纷耗时费力，疲于奔命，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对此局面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商务部以仲裁权，所以丘吉尔于1908年9月成立的公认调停人小组其实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丘吉尔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商务部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不久商务部即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以扩大该法案所限定的行业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其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自此以后，工资协商会即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此后他接受了部里专家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前往德国考察后提出的思想。劳合—乔治回国后曾在北威尔士停留，丘吉尔去拜访过他。劳合—乔治即向丘吉尔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度过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当皮鞋匠的叔叔家长大的劳合—乔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问题颇有研究，能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丘吉尔曾回忆说，当他初次和劳合—乔治交往时，后者渊博的社会知识使他大为吃惊。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位朋友的知识和经验，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丘吉尔的议案仅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1909年9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丘吉尔传……４ 内政大臣
４ 内政大臣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即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作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