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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丘吉尔还是认为，他应该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时还有费希尔，也都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军队，回到伦敦来。因为此时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内阁成员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合—乔治甚至决意辞职，准备加入反对派的行列。丘吉尔此时回来，将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国前线。几天后他在给比弗布鲁克勋爵艾特肯的信中写道，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现政府对战争领导不力，自己有责任想法改变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国；另一方面，“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在这里的工作既充满危险又满载荣誉，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战争形势愈趋严重，我内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识和力量弥补时间，加之改弦更张决非容易，又得顾及我所向往的事业，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犹豫不决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他的难题。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6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7营。由于第7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因而“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丘吉尔在回国前借了辆汽车，几乎跑遍了在法国的所有英军部队，以便把他手下的军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的下属们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为丘吉尔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说：“我坚信，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得人心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他热爱军职，时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军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W·Z·S·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他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因此，我要说，我不希望将责任转嫁到在海军部任职的任何一位军官身上”。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使基奇纳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这一期间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同时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报告批评基奇纳未能好好利用总参谋部，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因此曾遭到丘吉尔的抗议。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他对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为伤亡惨重的前线部队抱不平；他主张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项积极的募兵政策；他对把伤愈士兵再派往前线提出异议，认为应征召未服过役的人去代替；他对法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战提出疑问，认为代价太大而并未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还对英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责；他认为应对航运业实行国家控制，降低运输费用；他主张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以取代单靠提高售价来限制消费的不妥对策，因为涨价是“最残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对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在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阿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政策分歧，劳合—乔治以辞职相要挟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协。但是时至11月初，政府在关于尼日利亚的敌产政策问题上又发生重大分歧，使双方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投票，321票对117票的结果使首相一派败北。劳合—乔治将这次投票结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他向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组政府，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小型委员会，把战争的指挥权由首相等少数阁员手中移交出来，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骤以确保战争的胜利。阿斯奎斯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劳合—乔治提出了辞职。当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辞职。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顽固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尔知道后极为生气，从F·E·史密斯家中愤然而去，认为劳合—乔治“对我不好”。其实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尽管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分歧，但劳合—乔治对他相当了解，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参加新政府以发挥他的才干，但来自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使他未能如愿。劳合—乔治曾就此事在回忆录中写道：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不能为了让丘吉尔能领导一个部而冒有损于政治联合的危险。政治联合是政府的基础。”
12月10日，劳合—乔治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乔治·里德尔带口信给丘吉尔，向他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丘吉尔。劳合—乔治的确这样做了。他先建议让丘吉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当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安排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一次劳合—乔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断，他先把反对丘吉尔的主要人物诺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国，然后改派现任军需大臣艾迪生去负责研究战后重建问题，接下来未同博纳·劳进行磋商，就宣布了对丘吉尔的任命。这一冒着政治风险的任命成为既成事实，使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之久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
丘吉尔传……２ 军需大臣
２ 军需大臣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陆军大臣德比勋爵以辞职相威胁；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写信给劳合—乔治说，这“很难让我的许多朋友继续给予支持”。保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