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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顾名思义就是通畅。“小灵通”的“通”也恰恰体现在拥有较高的通话质量方面。“小灵通”的通话频率是“全球通”、“神州行”等普通ＧＳＭ移动通信频率的近５倍。因此，在网络信号覆盖好的区域内，“小灵通”的通话质量远远超过一般手机，可以与固定电话相媲美。
“小灵通”成了香饽饽，用户激增。这时，许多公司争先恐后抢占“小灵通”市场。由于“小灵通”这名字叫得响，他们的“无线市话”手机也用“小灵通”这名字。尽管深圳*一度叫过“市话通”，江苏通信公司则叫“万信通”，但都没有被市场所接受，最后还是叫“小灵通”。这样，中国居然有52家通信公司采用“小灵通”做商标。作为中国最大的“小灵通”生产商的ＵＴ斯达康与另外51家通信公司打起了商标之战！
一时间，这场“小灵通”商标之战打得如火如荼，我也成了“焦点人物”。许多记者打电话给我。我的答复是：“ＵＴ斯达康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采用‘小灵通’作为商标，是经过我的同意的。至于52家通信公司之间的‘小灵通’商标之战，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概不过问，也概不介入。”
这场商标之战不了了之。因为随着“无线市话”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小灵通”的名气已经很大，已经成为“无线市话”的约定俗成的代名词，就像手机是移动电话的另一个称呼一样。“小灵通”已经从ＵＴ斯达康的商标演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业务的名称。
2000年，信息产业部发文宣布：“小灵通”为有线电话网的补充和延伸。至此，无线市话“小灵通”这一名称被*各省分公司正式采用。
这么一来，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都可以把自己推广的无线市话这种业务叫“小灵通”。
这么一来，中国52家通信公司都可以把自己的无线市话叫做“小灵通”。
这么一来，“小灵通”的名气更大了，中国一亿“无线市话”用户都说自己在用“小灵通”。
有兴就有衰。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如今，传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的消息，正是反映了事物的规律。我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扼腕而叹，我也为“小灵通”手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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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1）
2006年6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应邀出席这届全国书市，并举行签名售书。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出席全国书市了。
在这届全国书市上，我的“主打”新书是《追寻彭加木》。当时，《追寻彭加木》一书是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急件”出版的。从我用E…mail把书稿发给作家出版社，到印出新书，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天！
事情竟是那么的凑巧：新疆全国书市是在6月16日开幕，大会安排我签名售书的时间是在翌日——6月17日上午。6月17日是什么日子呢？正是彭加木的失踪之日！
全国书市本来就是记者云集之处。6月16日那天，我在乌鲁木齐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记者们不断打我的手机，差一点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周刊、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甚至还有我的老家的温州日报的记者们，都赶来采访我。6月16日晚，我下榻的宾馆几乎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幸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给我安排的客房带有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记者。仍有记者摁门铃，那就把一张备用的单人钢丝床也拉来，供记者们坐……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钱学森秘书柳鸣。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来到搜索现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钱学森秘书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上级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乘越野车长途奔驰，进入马兰核基地。我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而隔壁的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原来，他们为了回避记者们的追访，不住乌鲁木齐，而是来到马兰核基地，恰恰被我“一网打尽”！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我在马兰核基地详细采访了彭加木亲属。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再从那里乘一架苏制“米…6”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因为彭加木失踪处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飞机飞往那里。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据说，十多年前，那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直升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我以为库木库都克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在蒙语中，“库都克”即“井”的意思，“库木库都克”即“沙井”。不过，库木库都克所谓的“井”，只不过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而已！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来说，有“库都克”——“井”，就能维持生命。彭加木“往东去找水井”，也就是找“库都克”。他是为寻找“库都克”而失踪而献身的。
直升飞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飞舞的黄沙。我看见一大群绿衣战士冲进“黄旋风”。飞机刚刚停稳，战士们就争着上来卸货了。
时值中午，我刚刚走出机舱，差一点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掀倒。我的双脚像踩在滚烫的糖炒粟子的锅子里，我的头上是火炉一般的骄阳，我的鼻子吸着热烘烘的空气。
我朝帐篷走去。战士们让我坐在驼毛毡上休息。不料，帐篷里象蒸笼一般，比外边更热，新来乍到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驼毛毡通常是用来防寒的，而在这热浪滚滚的库木库都克却用来隔热。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沙漠里没有水。我曾试着把沙扒开一米来深，也不见半滴水。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里喝的水，是用大卡车从“720基地”运来的。水是装在装汽油的那种大铁桶里。汽车在沙海中前进，颠颠簸簸，铁桶在车上左右晃摇，桶里的水成了黄褐色的“酱油”，还带有浓烈的汽油味儿。然而，在库木库都克，只要能够喝到这种水，我也如同饮甘露似的，得到莫大的快慰。用这样的水做饭，那饭也是黄褐色的，而且一口米饭一口沙。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 想看书来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我的书房里“雪藏”了二十六个春秋。已经被人们淡忘的彭加木，由于2006年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经过媒体广泛传播，使彭加木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热点人物。
我记起二十六年前写的《彭加木传奇》，进行了大修改，补充了十多万字，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一书，
一部“雪藏”了二十六年的书，在新疆全国书市上亮相之后，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我在1961年写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被出版社退稿。“雪藏”了十七个春秋，在1978年出版，一下子就印了三百万册！
这似乎印证了“酒越陈越香”这句话，尽管这样的“雪藏”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查清密探的来历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