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犹豫了，因为明天就要去培训了，现在去洗衣店不是明摆把人家当猴耍？不过，既然已经来了，先去看看也好。走了大约500米，拐进一条小巷，到了他所说的车间。
一进车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鼻而来，我掩上鼻尖。老板回头看见后，说：你要是工作了，以后天天吃在这里睡在这里。
我说：哦。即使没有明天的面试，我心里也已经打退堂鼓了。正在车间忙活的女孩穿着灰色羽绒服，有点胖，她从缝纫机前站起来，看着我微微地笑。十几平米的车间里，还隔着一个玻璃房，里面竖着两张高低床。
老板说：我该走了，你想想，再电话我。
我看着老板的背影说：好的。
感觉自己轻松了许多。我望着女孩，说：你一个人吗？
是的，以前还有一个，走了。现在到了旺季，忙不过来，所以，老板要请人。
还要熨衣服么？
是啊，针线活都要会的。
我不会。
没关系，可以慢慢学。
那吃饭呢？
自己买菜做啊。
平时吃什么菜呢？
我们生活很简单的，就一个菜。炒白菜煮萝卜什么的。
那住呢？也是在这里吗？
是啊，就在里面。
可是，这里气味受不了啊，会中毒的。
能有住的就成，管它中不中毒，总比流落街头强啊。
我22，你多大？
我18。
老板说一个月500。
是的，现在涨了，以前我是300。不过，他要压一个月工资的，你别指望一个月后能拿到钱，过年也不能回家的，要加班呢。
哦。
离开这个所谓的烫衣车间，回到住处，我没有给烫衣店老板打电话。
晚上，院里的小琴回得比较早，在水池边洗衣服，我见她在院子里把衣服晾了，便邀请她到我房里坐一会儿。她明亮地笑着，昏黄的灯光照耀在脸上，分外灿烂。我问她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她说老板一家今天有事情，所以，早关门办事去了。对于小琴的经历，我一直很好奇，总觉得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子，骨子里有一股韧劲，果然，从聊天中我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我要小琴把脚拿到床上，我们偎在被子里面对面。我问小琴是哪里人，她说是安徽的。我问她家几口人，她说姐妹三人，还有父亲。说到母亲，她声音哽咽了。她说她母亲叫陈喜凤，以前为了给她们姐妹几个挣学费，在北京做保姆，没想到在为雇主家买菜的途中出了车祸。母亲的骨灰是父亲抱回去的。她辍学很早，但两个妹妹成绩很好，她说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来养活一家人。我说：那干嘛一定要来北京挣钱呢？小琴说：老家的钱难挣。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我妈曾在这儿吧，总想着离她近一点，有个照应。我的鼻尖一酸。小琴又说，只要对别人提到母亲，我总要告诉别人我母亲的名字，好歹她到过北京，兴许还有人认识她。
我说：小琴，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冻着、饿着。
小琴说：谢谢，我知道的。我们这种穷人家的女孩，现在能这样，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就是老天保佑了，我爸前几天还催着我回去嫁人，我想留在这里呢。
24
当我从周姐房间里出来的时候，竟然没看到宝宝。周姐在客厅里摘菜，身边还坐着一个男人。为了得到宝宝的消息，我一直听他们的谈话，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一点有关宝宝的消息。
周姐涂了口红，睫毛上还刷了睫毛膏，看上去妩媚动人；男人看上去个子有点高，一双眼睛灵活性感。
周姐说：老八，这次回来准备呆多长时间？
那个叫老八的男人说：你想我呆多长时间？
周姐说：呆一辈子。
老八说：哈，好啊，也许还没呆上三天你就嫌弃了！
周姐用食指点点老八的鼻尖，说：讨厌！
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八是周姐最爱的男人，她说他在国外，一直追她，向她求婚。周姐说她一直不松口，因为她已经不相信婚姻。她可以和他同居，可以耐心耐烦地伺候他，但是，她已经不再想走进婚姻。不过，从他们的神态和举止，我相信他们是相爱的，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提起宝宝，我已变得没有耐心，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听周姐说：你还是找个小女孩子和你死心塌地地过日子吧，我们这种老女人，别指望。老八，对了，我这里还真来了个小女孩，说是当保姆，可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当什么保姆，我猜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老八说：那你怎么不联系一下她家里？
周姐说：我也是忙昏了头，等她来了再说吧，她说她离开几天，有点事情。
听到周姐这样说，我稍稍放下心来。
宝宝会去哪儿呢？
在失落宝宝的同时，我也变得茫然起来。我不知道该留在这儿还是回去，我有些想念楚江了。想念在楚江度过的冬天。那一天——小区外的马路穿上了黑色晚礼服，厚重而悠长，如一首古老的歌谣。一觉醒来快中午十二点，阳光洒在阳台上，泼辣而大方。眯缝着眼，对面的高楼也快竣工了，如一个多层奶油蛋糕。这都是因为阳光所带来的，给我的生活一种懒洋洋的温暖。突发其想，我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几年前托人从俄罗斯带回的羊毛大衣，用袋装了，径直下楼去找裁缝，想把它改一改，等飘雪花的时候再穿在身上，有一种别样的暖意。楚江建新集贸市场的裁缝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从布堆里抬起头，推说大衣不好改小。往里走，我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改的裁缝，在他的吩咐下，又去城南路买羽纱做里衬。一路骑车飞奔，过情人桥、看莲花湖里的残荷已经老成锈黄了，荷梗硬硬的，各自展示着充满个性的姿态。湖边的垂柳绿得倔强，绿得刚中带柔，在阳光中寒风中摇摆着。垂柳又宛如门帘。看一家家，倒是各有各的悠闲：有小乖乖女倒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有老太婆把猫抱在胳膊弯里的，有小屁孩撅着屁股下象棋的……于是，我心里便生出嫉妒来，嫉妒他们如此恬静的生活。很快便到了城南路，长长的巷口扑面而来一股商贾气息，里面拥挤热闹，店铺一间挨着一间，衣服一件贴着一件，各式各样，夹杂着浓浓的乡音，走在里面，觉得亲切无比。一件旧大衣，就这样使我走进楚江走进小城。一直以来，我觉得离它很远。每当背着重重的行囊离开它出门采风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仿佛逃离了某个俗不可耐的故事情节。可是，当我一身疲惫回到它身边时，陌生的它又无端地亲近了，美丽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都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在这来来去去中，我和我的小城竟有了一份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为什么要这件旧大衣？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带着它到北京去过冬天，与钟新在一起。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吧，到愈冷的地方去过冬，在愈热的地方去度夏，这样的人生才能经受住考验。晚上回家，风衣在路灯下拖着长长的影子，空旷的马路上歇着几辆出租车。前面灯火通明处是夜市，路灯早已融化在那一片灯海里。买三块卤干子、二两锅贴饺子，边走边吃。卤干子热透了，轻轻一咬，舌头都颤抖起来；饺子的边沿是枯燥的干脆的，丝毫没有被醋所打动，吃着吃着，唇齿间沾满“满足”二字。夜间，竟然还有六七十岁的捡破烂老头，便从兜里搜出几块零钱递给他，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如果不是特别为难，老人现在应该躺在床上休息了，所以，几块钱，让他早点回家休息，也算做了一件善事。……
这些，都是关于楚江的记忆。也许，这些细节就是我热爱楚江的理由。
想到回去，我突然暗暗吃惊：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想到钟新了。难道是因为缩短了距离所以消失了美感？也许，北京本来就不属于我，我应该回去。
周姐在厨房里忙出忙进，老八也系着围裙在她旁边站着。从老八进门到现在，我一直没见他吸烟。显然，周姐房间里的烟味儿不是这个男人留下的，除了老八，周姐还有另外的男人。他们所营造的这种虚拟的幸福非常不适合我，我必须尽快离开，越快越好。
在离开辣妹子所在的小区时，我观察四周好几分钟，牢牢记住了它的地理位置。不管还来不来这里，我必须记住。
我走得很快，脑子里闪电一样掠过一幕幕镜头，竟然是郁大勇的形象。他的眼神先是热烈，而后慢慢冰凉。
我们的爱情，就是从他眼神变得冰凉的那一刻消失的。
那是一个可怕的下午。高考之前，一个来自县城的女学生匆匆忙忙赶到我家客厅里上课。郁大勇坐在钢琴前，他正和几个早到的学生闲聊。我在房间里看《尼采的最后一个梦》，这本书的前言详细交代了尼采与一位30多岁的音乐天才瓦格纳的关系。1869年，26岁的尼采被巴塞尔大学聘为副教授，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就有瓦格纳。1871年，尼采和传统的古代语言学决裂，发表了《悲剧的诞生》，并就此走上了哲学的道路。瓦格纳对他的书大加赞赏，后来，尼采在《不合潮流的观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对瓦格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878年，尼采发表《人性，太人性了》，在书中再一次对瓦格纳发动攻击，两个人的关系真正破裂。
我不是尼采，但我从不否认郁大勇是位音乐天才。而这个下午，悲剧在尼采的预言中，真的诞生了。
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真相的。那个下午，那位来自县城的贫困女学生因忘记带补课费而被坚持原则的郁大勇拒之门外，虽然郁大勇后来强调说并非为了钱而是出于对自己劳动与价值的尊重，但任何理由都不能挽回那个女孩健全的四肢，她面对郁教授冰凉的目光，羞愧难当，在我家楼下院墙外匆匆过马路时，被撞成高位截瘫。
这是羞辱我终身的记忆。我能容忍郁大勇玩世不恭、能容忍郁大勇胸无大志、甚至，能容忍郁大勇风流嫖娼，而唯独，无法容忍这种来自骨髓的恶。
“人性”，太“人性”了！
事后，我曾与郁大勇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你太使我失望了！你将永远遭到良心的谴责！
郁大勇说：我也没有料到会这样！但遭到谴责的应该是这个社会！而不是我！
我说：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它不是一个空架子。
郁大勇说：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我说：说得好听！
郁大勇是惯于包装的，我已经习惯了。现在，我只想快点回到楚江回到家回到医院，我想看看郁大勇在干什么。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窥探他秘密的欲望，而现在，竟然渴望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想透过他的镜片与他对视对质。因为，我不甘心。
25
一夜醒了好多次，外面风很大，一阵阵的怪叫声。我想到早上八点半到京东宾馆培训，再也睡不着，便靠在床头看书。起床收拾完毕，一出门，才知道风像刀子一样地割手，手不敢再拿出来。围巾缠在头上，我只把眼睛鼻孔给露出来。
到了京东宾馆附近，发现许多准备培训的人，而且，以女人和老年人居多。
在大厅，我交了身份证复印件、两张一寸照片和20元钱，领了一张表格和一份资料，进入了会议室。
没看见刘勇辉。这是有关林业的培训。第一个讲演的是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叶小林。叶小林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女人，30多岁。她一上场就说她曾经在韩国花90元人民币买了两根牙签，为什么？她说韩国的牙签很软，用米粉做的，可以吃。而我们中国每年要消耗450亿双一次性筷子，这等于消耗掉166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要砍25000万棵200立方米的大树。环境问题木材问题如何解决？林业如何发展？叶经理发问了。一系列问题问得人无从招架，我稍稍正了正身子，见整个礼堂里黑压压一片。很显然，大家并非为了环境问题而来，那是国家林业部门要解决的事情，礼堂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和我一样，是为了那6000元的月薪而来。叶小林接着说：影响林业有三个重要因素——土地、技术、资金，现在三者各自为战，目前，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们关心怎么把钱放在正确的地方。现在没有零风险投资，林业投资是休闲投资，客户一般都有这样六个问题：一、公司的信誉问题；二、林权证是否下发；三、公司管理得怎么样。四、出不了材怎么办。五、卖不出去怎么办……叶小林讲得头头是道；之后，是刘波经理讲，刘波经理讲完后，是投资顾问严先生讲，整整一个上午，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原以为上午培训会结束，哪知，会议结束前，台上说下午去国际大厦继续培训。我出京东宾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后，朝国际大厦奔去，又是一个下午。培训结束，回到垡头已是晚上7点，市场早已收摊。买热水瓶和热得快的计划又泡了汤，我在小胡同里吃了一碗酸辣粉，带着一身灰尘回到住处，用凉水洗过，倒在床上睡着了。
据培训主管讲，这次培训要进行整整一十二天。为了那6000元的月薪，我也只得耐着性子每天起早摸黑往返于国际大厦与垡头之间，中午，我一般过国际大厦门前的地下通道去斜对面的一家成都小吃吃碗酸辣粉，那天，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耳边传来忧伤的歌声，和着吉他伴奏。我每移动脚步，就感觉那曲子弹在自己的心上。走近后，才看清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衣着并没有落魄中的破破烂烂，他干干净净地靠在墙壁上，干干净净地唱着歌。我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把准备吃饭的钱放在了他脚前的小碗里。
我数着自己的钱，已经有一种危机感。来北京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而且，从这些天的培训看来，那6000元的月薪是遥不可及的，远水解不了近渴。躺在小床上，我寻思着，明天到底要不要去继续培训。
钻进被子之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快进入梦乡的我正艰难地行走在去梦乡的崎岖小路上，没想到，手机毫不留情地又把我拉了回来，竟然是周姐，周姐口气异常沉重，说：宝宝，小莲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一个激凌坐起来，说：小莲她怎么啦？
周姐说：我今天看到报纸上有个认尸启事，说是一个女孩先天性心脏病，在路上犯了病，后来被人送到医院没救活，看着有点像小莲……
我说：啊？
周姐说：认尸启事的特征好像是她。
我追问说：那手机呢？
周姐说：不知道，没见着手机……
沉默了半晌，我说：周姐，只是有点像，是不是，肯定不是她，我明天早上就过去。
周姐说：但愿吧！
小莲……小莲……我轻唤着她的名字，这是我又一次触摸到的“死亡”这两个字，没有预谋的死亡在身边惊心动魄地发生。以前，生活温馨浪漫，舒适安逸，从没有如此残酷如此撕裂内心的事情出现。也许，老天爷故意在我面前抖威风，要我见识见识它的狰狞面目。
半夜，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清晰得比现实还现实，比生活还生活。有阳光、空气和水，有草坪、鹅卵石小路和鸽子，场景里除了我自己，再也没有任何人，我打着赤脚，让那些圆润的小石头顶着自己的脚板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