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掸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多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余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其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掸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掸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蔓延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会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掸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没想到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掸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掸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掸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近四百两，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万余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近五千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些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如山积。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听说过的奇闻！谁人这么大胆，敢当面偷骗皇帝的宝物？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掸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
六 君臣赌局
按理说，王掸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经过发现和处理，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官员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糨糊。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报喜不报忧。对专制者来说，从“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稍作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道”产生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
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五十五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六次普免钱粮，无数次赈济灾民。不惜巨资，修筑海塘河工保卫百姓生命安全。“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情事。
至于尹壮图所说的官场腐败、各地亏空，皇帝认为这也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事实上，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当今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不但超越历代，而且也远优于皇祖皇父时期：“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而乾隆年间，惩贪之严厉前所未有，各地官员凛如冰渊，绝大多数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胆大之徒，也马上遇到严惩：“自朕临御以来……其有贪婪不法如王掸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么，尹壮图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瞎说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开分析说，尹壮图此举出自如下卑鄙动机：他自揣学问才干均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所以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赌还没有见出分晓，皇帝先进行一通人身攻击，其气急败坏之心态袒露无遗。
皇帝更趋气壮地与尹壮图摆下了擂台，要公开较量一场。然而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暗访一下，形势立判。
尹壮图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皇帝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皇帝明确拒绝了尹氏“密往查访”的要求，理由是“无此政体”。
其实，老皇帝虽然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之声，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仓库亏空，在某些局部也确实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经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办过府库亏空案。而云南一省现在亏空100万两，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那么难保不查出几处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响大清政治的光荣和伟大。皇帝和尹氏打这个赌，就是为了反击那些恶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谐声音。因此，采取点小小手腕，也是必须的。所谓“行大事不拘小节”。
因此，皇帝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策：
第一，拒绝尹氏“密往查访”。非但不允许密查，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发前，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打一剂预防针，以防大家思维混乱。皇帝在上谕中点明打这个赌的目的，是以尹氏为反面教员，对全国臣民上一次形势教育课，以为无识之徒戒。皇帝说，令尹氏盘查盘查的结果必然是用事实“服其心”。“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盘查，当然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点含糊。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是，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还特别说明，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一路花费由他自己负责，以示国家大公。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
“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打开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了，“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按理说，事情到此，皇帝已经达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并不满意。比赛刚刚开始，尹壮图就应声倒地，显然是用假死来逃避打击。皇帝一定要把尹壮图拉起来，迫使他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气。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