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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经说过：“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道：“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是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他公开以此告诫鄂“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说黄“滥举非人”，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对此人“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不会草率对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宫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派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关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仅命鄂容安退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实录》）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时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终不渝”的包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运地病死，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乾隆的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一 长恨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览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制诗二集》）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来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风景、记事件而已。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乾隆率大臣们游园，诗兴大发，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这里，突然卡壳了。幸好刘罗锅在侧，继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诗。事虽夸张，却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乾隆许多“御制诗”的“创作”过程。事实上，为了记日记方便，乾隆皇帝什么时间都可以写诗，什么事都可以入诗，为了押韵对称，任意增词减字，创作出了不少中国诗歌史上最没有诗味的“诗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一般人无法读懂的“诗”：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头两句，对历史特别熟悉的读者也许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内阁每隔一天送给皇帝一次阁报，通报国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阁报上说，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后两句如果不看诗注，任您知识多么渊博，也不可能读懂：过几小时，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报告，说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事情，看来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势更加喜人啊！
当然，任何事情总归会有例外，在写作四万多首平庸作品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带着写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来不告去无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