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 第1部分

《红色童年》
作者：盛顺丰



正文
红色童年


　　　　红色童年
　　　　自序
　　　　它，可以算是作者的自传；也算是那个平淡而又疯狂时代的试图代言。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精神苦难史，轻易地把心灵的疮疤撩起给人展示的，但历史总是在真实中被记忆磨难出一点痕迹来，让人想忘又无法忘记。我但愿这不是小说，因它基本上都是本人的真实事件的琐碎记忆，也许你会感兴趣，也许你也有相似的经历，如果出生在60年代，你大概更会有同感。不论我的文笔有多么拙劣，可真实往往会有感人之处……
　　　　吃晚饭时，刚满八岁的女儿又打开了她的问号箱，“爸爸，为什么咱们的国旗是红色的？”我信口回答：“太阳是红色的。”她对这个答案不甚满意：“太阳没那么红，我们老师说，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不以为然：“我们老师也这么说过。”我以为问题该结束了，但孩子的表情又严肃起来，告诉我真正的提问才开始：“为什么电视上说绿色象征着和平？”我的回答更加不自信了：“烈士用鲜血染红了国旗，然后告诉我们为了绿色的和平不要再流血。”她仍不满意我的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旗是绿色的？他们没有烈士吗？他们只有和平吗？……”阅历极浅的我被卡住了，我也在内心发问：颜色真的象征这些或那些吗？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曾被封为红色的接班人，红色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神圣的颜色呵，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图腾……
　　　　七十年代初步入小学校园的我，既没有经历过“*”初期的大风大浪，也无力快步赶上“*”结束后的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是微不足道的一代，也无法给自身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起初被定为红色接班人，“*”一结束又被定为被挽救的一代。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谁也无遐研究，老三届指责我们：没有参加过武斗，经不起大风大浪；没有上山下乡，没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没受“*”多大影响，什么好事都赶上了。最后，我们只得自嘲地给自己下定义：没有时代阅历，没有知识功底，比上不足比下无余的麻木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一迈进学校的大门便接受了红色的洗礼，红色就是我们的追求，红色象征着绝对的进步，对红色的简单认识就是我们的全部阅历，我无法回答孩子关于其它颜色的政治含义是因为我不曾接受过多彩的启蒙教育，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红色”中度过的……
　　　　一、红小兵
　　　　七三年暑假前，我终于以两个学期各门功课全部满分征服了全班同学，第二批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红小兵。记得那天下午，我胸前戴着崭新的红领巾，别着那枚红色的小塑料牌，骑在教室的窗框上不断地擦玻璃，放学已经很久了，我仍不舍得离校，直到拿钥匙的同学准备锁教室门了我才跳下来收拾书包。
　　　　学校里静悄悄的，上灶的老师端着饭从我面前走过，大门已经关上了，我央求正在闷头吃饭的传达室赵伯为我开小门，他态度和蔼地说“当上红小兵高兴的连家也不回啦。”告别赵伯，我卸下书包边抡着边往回跑，太阳已快要落下，弄出些余辉重重地涂在西边的天上，夏日的夕阳红得使人眼晕，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叫美，只觉得好看，它象巨大的火炉中的火焰映红了视野，也把我胸前的红领巾映得更红了，它给我增添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得意，我甚至怀着一种炫耀心理步入我们那所马蹄型的大院。
　　　　我们这个家属院共有十七户人家，东西两排相对，南面一堵砖墙将两端连起，北头是进出的缺口，两排当中是宽敞的大院，只要从东北角的小木门一拐进北口，全院概貌一览无余。夏日的傍晚，家家门前都支出张小木桌，聚家围坐在一起吃饭，邻里间相互交谈着。我跨进院子，经过西排第一家李荷花家门口，李荷花边吃饭边对他父亲说：“看，小顺也当上红小兵了！”她比我大一岁，和我同班，总是莫名地羡慕我并为我鸣不平，而我又莫名地有点讨厌她。她妈是全院的高音喇叭，高呼着：“哟，小顺当上红小兵了！”这一喊，几乎全院人都扭过头看我，使我由得意变为惭愧进而有些恼火，我快步走向西排十二号，那是我家。我们这个院子家家门户都挺相象，区分靠的是每家右门框上的红漆号码，唯独我家最好认，右侧一棵又粗又壮的杨树。
　　　　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只听身后东排４号程家的二女儿程雯哼了一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第一批呢。”李荷花接了火：“人家要是同意当班长也是第一批！不像有的人拿着批好的煤条子去巴结老师，丢人！”李荷花她妈大喝一声：“荷花，进屋端饭去！”院子里突然静了下来，但不一会儿又热闹起来。程雯比我大一岁半，也和我同班，她家门口也有一棵大树，不过是长在左侧，而且树身也向左斜；这家的几个孩子在院里说话都很气粗，因为她父亲是厂里的革委会主任，虽说大字不识几筐，但凭着在仓库当保管时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一夜之间入了党，老上司一上调他便平步青云做了主任，连他那不识字的童养媳大龄老婆也从现场调到营业室开起票来。夫妇二人倒是沉默寡言，男的总低着头走路，女的走路爱把头高高扬起，院里讲迷信的胡老太总在背地里说：“扬头婆娘低头汉，这家算占全了，连门前的树都是歪的，那屋里的人心能好吗？！”说来也怪，院里的老老少少很少有人接触这家；倒是我们家常常门庭若市，没人忌会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大人不说小孩不懂，父亲耿直善言，乐于助人，听别人讲他是被人从“上边”整下来的，马列理论水平相当了得，发言从不拿稿子，破例被安排到政工组当组长，在那个时代，被开除党籍的人搞政工实属少见。
　　　　大人之间的事我知道不了多少，只知道自从当上红小兵便没有同学骂我是右派的儿子了，我有了护身符，一方小小的红塑料牌堂堂正正地别在我左胸前，它标明了我的身份：红小兵。
　　　　二、改名字
　　　　我一出生，父亲便随湖北老家的家谱“顺字辈给我起名顺丰，后来看我长得很瘦便希望我长胖些，丰字改为彪字，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自己叫顺彪，我很不满意这个彪字，到了*摔死在温都尔汗时我便有了借口，对父亲说“*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我才不愿顺他呢，我要改名！”父亲并未反对，说：“那你就还叫顺丰吧”。过去，常有人问我：“你那个彪字和林副统帅的彪字一样吧？”语气中分明有讨好的意思，我总是反感地回答：“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一个小孩懂得什么，私下里我总有点看不惯那个倒八眉、三角眼的小老头，他手持一本红宝书站在*旁边并被印在日历牌上，我觉得不协调，感到画面很拥挤，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是这样理解这幅画：看，有人要打*，还是拿*语录。上学后才知道*第一他第二，他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他那是在保护*呢！但是到了夜里，我借着灰暗的灯光看到这幅画仍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他没有*好看，并且他的笑容也不那么真实，还是热爱不起来。白天，我总怕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或是不注意说出来，那是极为反动的，但回到家里又忍不住那么想，反动就反动，又没人看见，我又不说出去。每当我注意到那幅画时心里总不免胡思乱想，但他是在我家的墙上，何况他手里拿的红宝书我也会背许多篇，我不懂政治也不可能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鹦鹉学舌地背几段语录，装模做样地拿着红宝书照像，我图个什么？又懂个什么？懂个屁！我只图那本书的封皮是红色的。在那个红色笼罩精神的时代，人们的言行竟是那样步调一致，有人在厕所发现“*万岁”的口号，用白色粉笔写的，革委会出面调查，因为把领袖写到厕所本身就是犯罪，况且又用了白色书写，简直反动透顶！最后，查出是个刚上学的小学生“干”的，饱打一顿后被他父亲带回去写认罪书了，那是我父亲厂里一个不识字的老工人的独生子，晚来得子竟得了个小**，这孩子也是他家里第一个会写字的人；审查到最后，革委会把父子二人交到政工组，我父亲没有再审下去，立刻作出判决：把这个老工人从一线搬运组调到机关澡堂劳动改造。私下里又托人把那个小**转到我们学校上学，并且和我同班。他转来不久，*被宣布为坏人，我改了名，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我的改名发表了演说：“为了表示对篡党夺权的阴谋家*的愤恨，盛顺彪同学已改名为盛顺丰，他把和大坏蛋名字相同的字改了，这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很高，请大家为他鼓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的“新”名字被老师写在黑板上。从那天起，我作业本上陆续被老师打了个小红×，后面添上个丰字，再后来，这个彪字彻底消失了，再没人叫我小彪了。那天，我回到家挖空了日历牌上的那张令我讨厌的脸，第二年终于换了新日历牌，上边印的是京剧《红灯记》的剧照。
　　　　三、家里买了收音机
　　　　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处于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象我父亲这种月收入79元的算高工资了，加上母亲的49元，已令院里人羡慕的不得了，可五个孩子的吃喝穿戴以及学费，使这一百多元的收入显得苍白无力，加之郊区乡下父亲的几个哥哥月月轮番进城办事，看病，小住，使得父亲不得不常年借债。乡下的亲戚是万不能怠慢的，因为奶奶住在他们那里，得罪了他们也就惹恼了奶奶，父亲是个孝子，这种事是不会做的；因此，应筹各种亲戚成了父亲的又一项主要“工作”。那时的乡下人可不象现在这么财大气粗，城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理想，有个象父亲这样的有“官儿”帽的亲戚，简直就是“万事通”，来办事的，我们家是免费旅店吃住全包；来看病的，我们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疗晚上回来，非住医院不可的，父亲或姐姐早晚得送饭，交药费时，陪同病人的亲属会直接找到我父亲单位……父亲从不说是借钱，而是说：等一会儿。那时父亲简直就是办事主管、主治大夫、财务部长，没人相信他会去向人借钱，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是永远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么用呢？后来，奶奶去逝了，这种情形便渐渐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没人再进城来看我们了，父亲也极少再到乡下，父亲携全家开始了漫长的还债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我们姊妹全都工作了，家里才抖净了一身债务。如今的乡下亲戚再也不会羡慕那几个工资，相继都富了起来，偶尔有人进城办事路过我家，也是饭不吃水不喝，提的礼让我们乍舌，看到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不免流露出一丝嘲笑，父亲仍是那么热情，但愈热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后悔不该来。*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而父亲对乡下人的态度也是一辈子不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乡下的亲戚富裕了也是他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人家怎么想，他是绝不向那些他曾帮助过的亲戚开口要什么的，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内容也单调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画饼充饥，能吃到半个看着一个就足矣，尚或有一点点新生事物出现，就觉得充实极了，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家里买了“台”半导体，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普通人家里的奢侈品，虽说它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摆在家里的半截柜上显得十分耀眼，简直就是“大件”。记得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敢确定那是真的、借的还是自家的，父亲高兴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在商店里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离去，对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动地问父亲：“咱家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立刻冲过去拿起它，又怕丢到地上摔坏，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说明书找开关，终于它被我弄响了，调出少儿节目，播放的是一首儿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红小兵学农到近郊
　　　　……
　　　　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几句歌词。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早晚围着它转，爬墙上树少了，也没空儿和别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我从不错过收听时间，早上没听上等中午回来听，中午没听全晚上补听，什么《矿山风云》、《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从少儿作品到**作品，从中国小说到世界名著，半导体伴随我渐渐长大。在七十年代，有几部小说给我印象极深，从《新来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锦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大家集体都能完成1080°转体，绝不能象陈超那样标新立异搞个人动做，要提防阶级敌人借赠苍鹰图腐蚀我们；从《向阳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劳动就是放了学去工地上帮工人扒沙浆，绝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卖钱搞资本主义；从《艳阳天》中我认识了劳动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后分红就是资本主义抬头……，那时候我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由于警惕性过高，我和几个爱听小说的同学把学校门前小卖部里的独腿老头当阶级敌人监视了起来，我们怀疑他与《海岛女民兵》中的台湾特务刘阿泰有关，尤其是那条假腿，我们怀疑里面也装了发报机，有个同学尾随他进了厕所，看见他解下假腿，便认为是要发报硬要检查，结果被老头儿骂了出来：“滚*蛋！老子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性，经常把发现的“敌情”报告老师或家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亲近那部半导体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继买了黑白电视，有声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导体只有父亲常摆弄它，再后来它摔了几次，最后终于坏了，陈积厚土无人问津，我上高中的时候收破烂的把它收走了。
　　　　四、红色向阳院
　　　　当那只半导体还“年轻”的时候，一部《向阳院的故事》几乎吸引了所有小学生甚至中学生乃至家长们，从临近暑假一直播到放暑假后不久，刚刚放假的孩子们象脱缰的野马到处乱窜，而有一部分孩子便受了故事的影响四处寻找工地扒沙浆，结果上门告状的工人满脸怒气，因为施工用的水泥中被掺进了粗粒砂子；不久，同名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上映了，找砂浆的孩子有增无减，工地的人便告到了街道办，为了使孩子们不再盲目地模仿故事，街道办便决定成立向阳院，新生事物产生了，街道办为百十多个大院统一编了号，一个个向阳院便诞生了。孩子们的热情有了归处，不再去找那从未见过的沙浆，而是比赛看谁起得早来打扫大院的卫生，孩子们大清早五点多就拿了笤帚抢着扫院子，一时间尘土飞扬笑声震天，那段时间里，我爱睡懒觉的毛病被纠正过来。向阳院的成立的确给大人们帮了不少忙，孩子们变勤快了，听话了，也团结了，不再往外跑，到处可见向阳院精神，只要有人去院外的垃圾台倒垃圾，便会有红小兵过来帮忙，渐渐地向*神升华为雷锋精神。
　　　　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