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科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下层木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手动迪特牌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纸张做原料打印出表格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有复印墨水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高的，有低的，还有倾斜的，这一切全归咎于这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蓝字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
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店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店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回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看看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令他们悲哀的是，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用强有力的推销术尝试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得到提升，我也对它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个体户，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太纠缠不休或是很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为赢得我那淡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科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 想看书来
无处不在的节俭（4）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19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使得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19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记得那时沙尘暴会把中午的天空盖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天气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厚厚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贴上，尘土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会清扫尘土，要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虫风暴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这些异常强烈的灾害的受难者经常是移民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孩子会一连几天都穿同一件脏外衣。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满是灰尘，而且看起来很饥饿。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父母会送上装满食品的篮子。那时，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因此，她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做围巾、帽子、袜子和连指手套。此外，她还做面包，通过面包售卖活动，施惠于科尼的穷人。他们的善行不仅局限于美国，父亲还会把钱，连同母亲做好的衣服汇往他们各自的家乡，为家乡谋福——他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了回去。他们的榜样行为至今我都不会忘记。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涵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
虽然沙尘暴和漫天的蝗虫吓坏了我，我也对那些饥饿的人和穷苦农民很同情，但归结起来，大萧条中，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有两三个本地理发师在咖啡馆用餐后没钱结账，因为他们的顾客开始不愿去理发店理发了。为此，父亲制订了双边交易协议，即食品换服务。每当我和弟弟需要理发时，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其中一个轮到的理发师那里。如果轮到的理发师技艺不精湛，我就会拥有一头碗状发型，看起来像那些农场孩子，（根据我的想象）他们的头发是他们父亲用修枝剪或钝的剪刀在家帮他们剪的。我讨厌让那些理发师理发，我还会就此事与父亲理论，但最终，我没有选择，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们只能靠理发来偿还欠咖啡馆的债。此外，他也不会因为儿子自负，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发型，而让那些人变成赖账者。通常我会在理发之后用剪刀重新修剪，希望能弥补头发受到的破坏，但是这从未奏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萧条是如何迫使人们节俭的。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即使是在萧条时期，也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花费，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应该节俭再节俭。
在家，父亲严格地要求我培养储蓄习惯。他从当地的信贷储蓄银行弄了一个储蓄罐，但存进储蓄罐的钱不是为一般小风小雨，而是为将来的大风大浪做准备的。他不允许我用储蓄罐里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速拍相机。在他看来，储蓄就是储蓄，不能时不时拿出来点儿。我要一直往储蓄罐里塞钱，直到它很重很重。只有在那时，父亲才会把它打开，让我把硬币都倒在床上。看到这些钱，我感觉自己很富有，但不幸的是，我不能用这些钱。我要清点这些钱，还要把它们堆放在包装纸中，然后带去银行，把它们存入我的储蓄账户，这样，账户的钱越来越多。之后几年，父亲严格监督我的储蓄过程。这些个人存款帮我支付了大学的学费。
用心取悦（1）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为了取悦父亲，我想证明我能达到他严格的要求。至于母亲，我只想重新获得她的关怀，并让她开心。那时，年纪尚小的我天真地以为我能填补伊莱恩的死给她带来的空白。
从梅约医疗中心回来后，母亲恢复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在厨房找到魔术师般的手感。她是个很棒的面包师。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家，都有温热的奶油土司、一大锅热巧克力和希腊糕点等着我。奶油土司是她用自制的面包制作的。母亲做的果仁蜜饼或撒上蔗糖粉的杏仁酥饼，令人欲罢不能。她的食婆饼也同样让人着迷，这种饼是用三角形状的薄面团揉在一起，接着进行油炸，然后涂上蜂蜜、坚果和肉桂制作而成的。因为我把取悦母亲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享受她的美食就成了我的责任。我设想，我吃得越多，她就会越开心，也会越来越关注我。就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的狗，我吃再多，也不能使伊莱恩复生，令母亲脱离忧郁，但我还是不停地尝试。由于热切地吃从她烤箱出炉的涂满奶油的美食，我成了个胖乎乎的孩子。正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抵制这些美食的诱惑，但至今，糕点还是令我痴迷。我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站在一个糕点店旁，而这时街上高调地走着一个裸体的超级模特，那我肯定会更有兴致看着糕点。我对食物的嗜好也使父亲的一项节俭计划落空，他想让约翰穿我留下的衣服，但是我的衣服对苗条的约翰来说太大了，因此他只能买新衣服。
当然，可以说多吃一些母亲做的点心并非什么难事，但这并不是所有，我还做了其他事情讨好母亲。有一年，当母亲节快来临时，我们的小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手工活动：让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个纸质首饰盒。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个礼物更好。我想办法弄到了雪花石膏，这是正规的首饰盒制作材料。然后，我开始把它雕刻成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别的孩子在课后玩耍时，我在专注地准备我的礼物（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所以与喧闹的操场相比，我更喜欢准备这礼物）。后来，当我把盒子送给母亲时，她笑着抱住了我，夸奖我的体贴，夸奖我能为她着想。接着，她就把盒子收了起来，而我从未见她用过。伊莱恩的死给母亲带来的悲痛之大是我无法体会的。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楼下的客厅里放一张伊莱恩的照片，毕竟装有我和约翰照片的银色相框就放在客厅的边桌上。“看着照片，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你知道我把它挂哪儿了吗？”她把伊莱恩生前唯一的照片挂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边的墙上。“每当我想她，想看看她时，我就会上那儿，打开灯，对她倾诉，然后大哭。”
5岁那年，我在爱默生小学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这是科尼市几所公立小学之一，那时还没有私立学校。如果有人认为用税收做资金来源的公立学校不能培养青少年，不管是在农场种植方面、商店管理方面，还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方面，那么科尼人会感到很生气。从爱默生小学，到初中，再到朗费罗高中，我感到我必须成为全校最乖、学习最好的学生。确实，我做到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很调皮的事。我累积了好多奖励好学生的金星，并且基本上各科成绩都是A。唯一一门得B的科目是生物学，原因是我不会画书上提到的青蛙。9年级时，我开始痴迷地练习吹单簧管。我甚至还说服父亲给我买了飞歌公司生产的一个设备，它能把我吹的曲子录进软塑料磁盘，这样我就能听自己的演奏，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我对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已经很精通了——我一向对“精通”这个词用得比较随便。高中时，我是乐团和管弦乐队的一把手，并被选为内布拉斯加州管弦乐培训班的首席单簧管手，这个培训班由来自州内各地的高中音乐人组成。
用心取悦（2）
我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我对父母的极力讨好有时也是有限度的。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又执意忠诚于希腊，包括它的宗教和习俗，这种矛盾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我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如果把内布拉斯加州比做一珀西片大海，那么科尼市的希腊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这种孤立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母亲每次让我穿着去上学的衣服。她让我穿她亲手做的蓬松裙子和偏向女装的衬衫，而衬衫的领子上还有褶裥花边。这些多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灯笼裤和黑色漆皮高帮鞋，让我看起来和同学们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其他同学都穿着背带裤、牛仔衫和休闲靴，我穿的却是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式的服装。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起初很好奇，而后就掩面而笑，而我则尴尬地红着脸。那天下午回家后，我向母亲抗议，但她坚持让我穿这些衣服上学。约翰上一年级时，也是如此。虽然这些日子只持续了几年，但那时，我却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
如果复活节等特殊的日子来临，情况会更糟。在这些日子，我们所穿的衣服正是希腊人民在跳舞或者作为国王御林军时所穿的服装。整套服装包括袖子宽大的衬衫，而衬衫底部则张开得像裙子一般，另外还有马甲、装饰性的腰带，以及紧腿裤，小腿上还裹有吊袜带。穿着这些，想融入美国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开始寻思母亲让我们穿这些女性化的衣服是不是因为想把我们打扮成伊莱恩。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我们了解她的动机，也无法减少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且女性化的服饰给我们带来的窘境。当地的其他希腊孩子都不必穿这些服装。我的儿时伙伴格斯·波洛斯（Gus Poulos）、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米歇尔的姓氏是由米歇尔波洛斯（Mitchellopoulos）缩写得来的。——作者注，至少他们能理解我的苦恼，而那些占主体的非希腊裔每次看到我和弟弟穿这些衣服都会偷笑。
甚至连我的名字似乎也和我过不去。母亲叫我彼娣（Petie）。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名，可它会引起误解，这是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天所了解到的。那天，老师在点名，突然她停下来了：“彼娣·彼得森，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整个教室哄笑开来。事后，我坚持要求母亲告知学校我的名字叫彼得，但她总是叫我彼娣。此外，在伊莱恩死后，为保护我们，母亲总是对我们的各项活动都管得很严。她不让我和约翰玩有接触性的运动。当我们在公共游泳池游泳时，她坚持要在边上看着。记得有一次，在7月4日，母亲对比尔（父亲的弟弟）的大意行为抱怨不已——他在点燃樱桃炮的引信时，引信突然崩飞，弹到了我的眼睛。她甚至不让我们爬后院的樱桃树，而它的树干离地面还不到6英尺。因为这一切，其他男孩说我娘娘腔。我想，他们说得没错。约翰没得到这个称呼，因为他更热爱运动。他还是个顽皮鬼，有时很不老实。这使他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尤其是母亲。
就连一些家庭习俗好像也妨碍我融入学校。我们家会定期收到来自母亲故乡的花草茶。这种茶叫做蔡茶。母亲会把它放在箱子里，并储藏在阴冷的地下室保鲜。我们有两种蔡茶：一种是母亲让我早上喝的，母亲称它为“健脑食品”，她说这茶能让我变得很聪明；另外一种是甘菊，母亲会在晚上喝，因为它能帮她入眠。有一天上课，老师问我们早上都喝些什么。大部分同学都说他们会喝牛奶或阿华田（瑞士著名麦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