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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他们没留神，苍蝇。”
“啪！”一个大嘴巴！
“哎，你打人！”
“打你还是好的。”
一乱，掌柜的先生伙计全来了。
“先生，甭生气，这顿饭我们送了。”
“没这么便宜！我不是吃饭不给钱的人。”其实他就是这人。
大伙一劲地央告：“得了，别生气。”
大摇大摆往外走：“我他妈上卫生局告你们去，三天甭开门！”
走了，哪上卫生局了？回家了！
饭店就怕这恶霸。可有的饭店伙计对这路坏人是怕，可对穷人他又势利眼！
没钱的人穿的戴的看得出来，一进门，那伙计斜着眼看：“找谁？找挑水的老李上后门。”
这份看不起人的劲儿。
“我不找人，吃饭。”
“哟！真没找错，找到饭馆吃饭来了。”
这不废话吗？吃饭不上饭馆还上棺材铺呀？
往这一坐，半个钟头没人理。其实也不忙，就不爱理，知道吃不了多少钱，给不了小费。
叫了二十多回，伙计过来了，说话那音儿从鼻子眼儿出来：“吃什么？”
“您这卖什么呀？”
“什么都卖，海参鱼翅，就是不卖窝头！”
“有饺子吗？”
“有。”
“来十五个吧。”
“十五个，吃的了吗？”
“啊？”
“吃多了可撑着！”
半个钟头，饺子端上来了，也没醋，也没蒜，饺子汤也没有。
“劳驾，来点醋蒜，来碗饺子汤。”
“嗯。”
醋蒜拿来了，一碗汤也端来了。“喝吧！多喝点，来个水饱！多蘸醋！出门往东别往西，往西呛风，别醋了心！”
这位也生气，干吗这么瞧不起人。“你别这样说话！给我来二两酒，来个炸丸子！”
“嚯！想开了，不过了！”
“你管得着吗？”
又等了半个钟头，炸丸子就来了，一看这色儿，全黑了，起码放了半斤酱油四两盐，没法吃呀！夹起一个一咬，差点没飞起来，这个咸哪，舌头都木了！
“劳您驾，过来看看。”
等了半天，爱答不理地过来了。“干吗？”
“丸子咸了。”
“咸了？烤白薯不咸！你们家吃过丸子吗？”骂上了。
“不，太咸了。”
“那怎么办哪？”
“您尝尝。”
“一天那么些座，都尝尝，撑死了！”
“要不，您给回回锅。”
“卖个菜回回锅，生意甭做了！”
“您给放点汤。”
“凉水多贵呀！你知道多少钱一挑呀？”
“真咽下去呀！”
“真吃不了？”
“真吃不了。”
“那算了，我也不勉强你，你走吧。”
“这菜钱？”
“你照给五毛钱，小费加一……”
不吃还要小费呀！
………
北京洋车（1）
………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这从咱们的交通工具上就可以略见一斑。
现在，咱们出门代步的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以至轮船飞机，可以说非常方便。但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市内的交通工具，只有大车和轿车。随着四轮马车与人力车的发展，这种大车与轿车，也逐渐被淘汰了。
北京的人力车从1900年以后才有，因为是由日本传过来的，所以最初叫“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
北京最早出售人力车的地点是西交民巷的起顺车行，一辆新车一百元。车的里外轮胎都是英国邓禄普的老头带。后来北京有了出赁人力车的车厂子，多的几十辆，少的也有四五辆。
车分黑白天两班出租。白天早晨出车，晚上六点收车。晚班车是晚上出车，夜里十二点收车。拉车的交车时，要交车份儿。赁车的必须有铺保或人保，如有损坏丢失欠车份儿，都由保人负责。
拉包月的，本家有车，管吃管住，一个月的工钱，大概是七块钱。如果拉车的自带车，那就得另外加钱。本家有饭局的时候，拉车的一次还可以得到客人给的两毛钱的饭钱。
拉散座的叫拉散儿。大多是到车厂赁车。一般的都在马路边上，或在大胡同口上搁车等座。
有的车还有脚铃、喇叭和电石灯。夏天有帆布篷，冬天有棉布篷。坐车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拉车的，太阳晒着，汗塌儿湿着，西北风刮着，大雪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能歇着，赶上下大雨，淋得水鸡子似的，浑身打哆嗦。
北京人力车的车牌，是蓝地白字，可是东交民巷单有一百多辆白牌儿车，白地黑字，专拉外国人，受北京警察局管理。不是白牌车，不准在东交民巷揽座搁车。
民国十八九年的时候，北京的人力车大约有几万辆。当时的警察局想了个生财之道，做了号坎儿，上边印号码，通过车主卖掉。不穿号坎儿的不准拉车。号坎是用一尺多次蓝布做的，既小且薄，大个子穿不下，只好搭在肩膀上。号坎卖完，穿不穿，警察局可不管了。一件号坎儿，连工带料，不过三毛钱，警察局每件要五毛钱，号坎的钱出在谁身上？车厂主有主意，以此为由涨车份儿，拉车的倒霉！
过去，凡是拉车的全是穷苦人，跑一天，挣一家人的饭。有的人早上六点出去了，到下午六点回来，才挣二毛钱。有的人早上八点出去，下午四点回来，挣六毛钱。有的人早上十点出去，下午一点回来，挣两块钱。有的人，中午十二点出去，十二点十分回来，挣一百钱块，怎么呢？他把洋车卖了！
拉洋车，既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外行拉不了。我有一个亲戚，论着是我的舅爷，在旧社会的时候，拉过一回洋车，闹了一场笑话。
舅爷是农村人，日子太苦了，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想进城找点活干。通过一个亲戚又找了朋友，这朋友是车厂主，专门赁车。一听我这位舅爷想拉洋车，看了看我这舅爷，直嘬牙花子。怎么呢？大六月天，舅爷还穿着棉袄棉裤呢！这条棉裤，光棉花二十多斤，白天穿着，晚上脱下来顶门！拿它当顶门杠用，您说这棉裤多硬吧！冲这身打扮，又是外地人，北京路不熟，拉洋车准挣不着钱。给车吧？赔钱；不给吧？又碍着朋友面子。一想：“干脆，这么着吧，都是关系不错，也甭给钱啦，要是愿拉，有一辆车，您弄走吧！”“车在哪呢？”“在房上哪！”啊！房上了！您琢磨，好车能搁房上吗！赶等拿下来一瞧哇，这车太破了。车厢板也散了，左右两个车轮，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前边车把就剩一根，短一根还没横梁，太破了。舅爷一看，“得，破点破点吧，回家俺收拾收拾吧。”把这堆破烂弄回来，开始归置。一个车轮没胶皮，没有没有吧，凑合了。找根扁担当车把，拿麻绳捆上，前边横梁找根拐棍，系上。车厢板散了，得钉上，找了几个钉子。你倒找点小钉子啊，他可好，找这钉子，二寸！这么大个。扶好了，咣咣钉上，好么，钉反了，钉尖冲上，整在座上！也没砸下去，上边铺块麻袋，收拾好了，上街了！
别人拉车都找热闹地方，他可好，又不认识道，还找一个死胡同，往那一蹲。谁找你呀！别说，真有这没眼的，打胡同里出来一个男的，一看：“哟！正好有辆车，哎，洋车，洋车！”舅爷还纳闷呢：“到底是北京，怎么人名字还有叫洋车的？”谁名字叫洋车啊！这人到跟前：“哎，说你了，走啊！”“哦，叫我呢，我也不叫洋车啊？先生，去哪？”“火车站。”“上车吧！”多大胆，哪都不认识，上车了。这主一上车，“嗯，你稳当点，我坐下啦！”“坐吧。”这坐车的块儿也大，二百多斤，“咣”一坐，“噌”又起来了，“我的妈哟！疼死了！”怎么了？哎，车座上刚反着钉了一个大钉子，尖冲上。这主一看：“嚯！这么大钉子！也不砸砸。”这位下车捡块砖头，咣咣一砸，砸下去了。又坐好了，“嗯？你这车陷里边了？”“没有啊！”“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呀？”“您不知道，这边车轱辘没胶皮！”“嗬！我说的呢，快走！我等着上火车呢！”“好嘞，走！”舅爷从外边往车里迈，先把腿搬进来，怎么？棉裤太沉！一抄车把，悠悠悠悠！真快！快是快，见高不见远！往起蹦，棉裤太坠得慌，一起一落。坐车的主一看：“哟！这轧面条呢！”好容易上了街了，瞎跑，坐车的说：“你倒快点！”“还嫌慢哪！”“太慢了！”“你下来拉着我，我不嫌慢！”这不抬杠吗？坐车的一看，火车也误点了，干脆，你拉着我跑吧，反正你也不认道，今儿晚上旅店钱省了。这主掏出一条手绢，往脸上一蒙，睡了。这招太损了。舅爷也不认道，可着北京四九城转上了。跑着跑着一看，不远有人过马路，你倒是慢点呀，他可好，慢不下来了，自己嘴里嘀咕：“离着不远了……我看你要找倒霉呀……越来越近……你倒是躲开呀……非撞上不可呀……到跟前了……还有十步……五、四、三、二、一。”“咣”，这下撞的，这人吧唧就趴下了。舅爷还说呢：“怎么样！撞上了吧？”这人起来就急了：“你怎么拉车！”一抬手就要打他，这个躲挨打，也是技术，要是别人，一低头，就过去了。舅爷不懂呀，一看手来了，他手里握着车把呢，一抬手，拿车把一挡，这人手正打在车把上。“哟！真疼！”舅爷乐了：“哈，没打着。”这时候，后边过来一个人，一抬手，啪，给他一嘴巴，舅爷傻了：“你怎么打我呀！我也不认识你。哎，看你眼熟呀！你！哎，你不是坐车的吗？你怎么回事呀？”“我怎么回事！你扬车把，我摔后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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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洋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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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热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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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话说北京》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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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少支多，入不敷出，几乎成了清朝末年旗人的真实写照。这些旗人无生计可做，真是成了些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破落一途。破落的旗人下场凄惨，颜面难顾，实在是难以入目。不过，在清朝兴旺时候，旗人的规矩礼节，排场派头可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旗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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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铺与庸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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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句话：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了病要抓紧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
自民间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来，世间便出现了医生这个行业，也出现了药铺这种生意。
北京的药铺以西鹤年堂为最早，始于明朝。但西鹤年堂曾多次更换铺主，而开设时间稍晚的同仁堂却一姓相传信用昭著，至今仍享盛名。
同仁堂药铺的主人姓乐，几代人都是郎中，以行医卖药为业。乐尊育是乐家的第四代，曾在太医院当过差。由于他“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因此，乐家由他开始发迹。至于乐家何时开设同仁堂一事，乐家十世人乐印川之孙在药目中说：“于康熙壬午岁在京都正阳门外大栅栏南设立本堂字号。”康熙壬午岁是1702年，因此，同仁堂药铺从设立到今天，约有三百年历史了。
同仁堂盛名长久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昔日它与清代宫廷和官府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晚清时，西太后下诏，让同仁堂直接为宫廷制药，所以同仁堂得到特殊的优惠待遇。它之所以能享誉长久，还与它的药品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六十年代曾经发现了一批保存了几十年甚至百多年的同仁堂中成药，这些药香气浓郁润而不干，就跟近期制作的一样。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同仁堂的药品质量了。
同仁堂制作丸、散、膏、丹、药酒之方，都是经过名医审定和实践后才确定下来的。
同仁堂制药选料很严。从选料上看，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是和疗效有密切关系的。比如，红花得用藏红花，本地的草红花不行，陈皮得用广东的，咱们这的那叫橘子皮，您得上土筐找去。此外像什么青海大黄、陕西当归、四川黄连、山东牛黄、广西肉桂等等，都是专门收购地点。
除了在选料上下工夫外，在制作成药过程中，严格按照古法炮制。乐家的祖训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由于同仁堂的用药考究信用昭著，所以在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城里的人看病都认大药铺。可是出了城呢？农村里有人病了也好办，有“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转县医院，县医院治不了转市医院，市医院治不了，转省医院，省医院治不了可以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也治不了，那……那就转火葬场吧！
现在医院、药店遍及城乡，治病方便。在旧社会，农村人得了病，困难了怎么办？没医院哪！那年月，有一种冒牌大夫，连扎针带卖假药，钻空子。清光绪年间，有这么一个冒牌大夫卖假药，穿得挺文明，长袍短褂，有个药箱子，还自己不背，雇一个徒弟背着，“雇”个徒弟？对了，不是收徒弟，收徒弟跟他学什么呀？学治病，连自己还不会呢。
临时雇个小孩，十二三，大了不要，太大就懂事了。俩人一进村，找个人多的地方，他拿一个串铃，一摇，说上了：“众位呀，敝人初到贵宝地，我是祖传世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膀子疼、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百病全治，扎针奉送，开方子不要钱了。”
过来个老太太：“先生，我有个小孙子，受了风了，能治吗？”
“拿手的。”
一进屋，这小孩四五岁，惊了风了，手脚直抽。
“这是我的小孙子儿，您看能治吗？”
“病治有缘人。不要紧，我这有祖传的八法神针。常言说，扎针拔罐子，去了一半子。得扎针，一针下去，就行了。”
“那敢情好，孩子躺半年多了，您扎吧！”
“行，一针十元钱。”
老太太赶紧拿了十块钱，他接钱来往腰里一揣。
“徒弟，把药箱子拿来。”
打开箱子，拿出一根针，六寸多长。什么针？烧鸦片烟的扦子。
老太太一瞧：“哟！这么大针？”
“别管了，这是八法神针！”
一挽袖子，把孩子裤腰往下一褪，左手一摸肚脐眼，往下按了按，右手把这针朝小肚子就扎下去了。拿手一捻针，捻不动，怎么？这针哪，也搭着劲大点，连炕席都扎透了。
老太太一看：“哎，这八法神针名不虚传，刚才孩子直抽，这会不抽了。”一摸脑袋，嗯，烧也退了，刚才烧的跟火盆儿似的，这会不烧了。往下一摸孩子心口，烧倒不烧，怎么冰凉？哦！死了！
这大夫把针一起：“这孩子跟我没缘。行了，人活百岁也是死，你们省心了。我说过一针下去，孩子就下地。”
“这么个下地呀！”
“这是十块钱，给你。徒弟，咱走！”
“走，哪去！打官司吧！”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拽着卖野药的，奔县衙门了。
知县一听，来打官司的，升堂。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上来：“老爷，做主吧！小孩子病了，来个卖野药，一针把孩子扎死了。”
老爷一看这针，“带卖野药的！”
卖野药的上堂：“老爷，饶命吧！”
“你卖野药几年了？”
“老爷，我不是卖野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教书的。”
“教书的为什么扎针？”
“因为我瞧些个医书，这孩子病了，老太太找我去了。他的病根本就不能治了，老太太直央告我，死马当活马治，其实我不扎针他也得死，老爷恩典吧！”
………
药铺与庸医（2）
………
知县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