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道路；我庆幸以英语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今天被我们这个使用方块字的古老民族所接受；我庆幸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庆幸之余，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美国人、英国人每年光是向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英语学习读物，提供英语教学服务，就可以赚取无数的财富。这些财富中相当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奉献。好在我们已经明白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交点学费，不是很正常吗！
（199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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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法语的看法
多年以来，酷爱自由的法国人不断地感到他们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这是因为他们的法语和法语文化一直遭受着美国文化的入侵。为此，他们不懈地努力和斗争，并成功地敦促法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美国歌曲和影视剧在法国媒体上出现频率的法律。最近，他们又开始寻求限制英语在所谓“最新威胁”上的使用，这种“最新威胁”就是计算机互联网。一个名叫“保护法语”的组织坚持认为，旨在保护法语的现行法律应该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网站这种新兴的媒体。1997年，该组织曾正式向法院起诉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位于法国梅斯的分校，理由是这间分校在法国开办了一个使用英语的互联网网站。
尽管类似“保护法语”组织这样的过激做法在许许多多的法国人中引起了共鸣，其中甚至包括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但是，也有一些法国人认为，这种举动有点太过分了。巴黎的一位网站设计人员就这样说：“互联网是面向全世界的。强行要求它使用某一种语言不仅愚蠢，而且显得非常可怜。”更有一些法国人尖锐地指出，英语是目前互联网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强行禁止在互联网网站上使用英语有可能会使法国和整个世界隔开。看起来在“保护法语”的问题上，法国人中间也还是有不同声音的。只不过，目前强调保护法语和法语文化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
法国的这一境况，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着。比如，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所谓满怀一腔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的人士，在各种媒体上呼吁要保护本民族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并号召国人对以美国文化（也就是英语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侵略”和“霸权”进行斗争。特别是前不久IT界有关反对微软“霸权”的那场热烈讨论，从实质上看也与所谓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产业有着密切关系。应当说，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分子，我并不怀疑这些人士的爱国热情与善良愿望；但是从理智和客观的角度出发，我则不能不持有与法国巴黎那位网站设计人员相近的观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对英语以及英语文化在世界的强势发展采取敌意的态度；如果盲目地倡导一种所谓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用以对抗当今互联网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的潮流，很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们知道，历史上法国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法语和法语文化也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而我们中国更是文明古国，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以英语为代表的英美文化，却是异军突起，不仅领导了工业文明的进程；而且在马上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大有领导信息时代潮流的迹象。如果说英语文化的崛起是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那么英语文化进一步的辉煌则很可能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的结果。面对这样的世界趋势和时代潮流，无论是法国人的法语和法语文化，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汉语和汉语文化，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字和文化，又怎么可能以所谓的“保护”名义而“独善其身”？“保护”的结果又怎么可能不是“愚蠢”而“可怜”的呢？
看起来，比“保护”更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开放和交流。设想一下，法语也好，汉语也好，其他语言也好，让它们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彼此开放、彼此交流、彼此融合，不正是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多姿多彩的人类世界的写照吗？
（1999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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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影星的高收入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好莱坞的天王巨星们收入高得惊人。但是他们的收入到底有多高，身价到底贵到何种程度？最近，笔者看到了这样一份有关美国好莱坞影星身份的报道，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据《香港商报》报道，汤姆·克鲁斯（曾主演《职业特工队》）身价高达2500万美元；像他这样的天王巨星，好莱坞共有10个，他们是：梅尔·吉布森（曾主演《赎金风暴》），身价2500万美元、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曾主演《泰坦尼克号》），身价2100万美元；而曾主演《蝙蝠侠与罗宾》的阿诺·施瓦辛格、曾主演《本能》的米高·道格拉斯、曾主演《虎胆龙威》的布鲁斯·威利斯、曾主演《神探飞机头》的金·凯瑞、曾主演《星球大战》的哈里林·福特、曾主演《缘分的天空》的汤姆·汉克斯以及曾主演《周末狂热》的尊特·拉华达等七人的身价均在2000万美元。相比之下，女明星的身份就低了许多：身份最高的戴咪·摩尔的片酬是1400万美元，紧随其后的茱莉亚·罗伯茨只是1250万美元，仅为汤姆·克鲁斯和梅尔·吉布森的一半。
不管怎么说，上述哪一位好莱坞巨星们的赚钱本领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中国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等贵贱，均贫富”，而不是贫富差距过大；而且多少年来我们也一直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奋斗着。然而生活的现实，却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在美国那样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与人存在着令我们无法想象的财富差距（注意不是贫富差距，美国已经基本消除了贫困，甚至美国的所谓穷人也享受着拥有汽车和宽敞住房的生活）；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刚刚迈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人与人收入的不平等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比如，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跻身《富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甚至我们的股市中个人投资者也不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贫困人口，他们不仅遍布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即使繁华都市也有他们的身影。为什么同样的世界，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一贫如洗？文明社会里，过大的财富差距合理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感情出发，必须依靠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分析。先说为什么会存在人与人收入的巨大差距问题。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存在着严密的社会分工，每个分工领域里的工作性质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工作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而有的工作却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有的工作必须由特殊才能的人来担任（像影视演员、艺术家、运动员等）；有的工作只要求一般才能就可以了。因此，知识、技术、特殊才能、特殊本领对一个人的收入多少是非常重要的，具备上述条件的人毫无疑问应该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收入，及至非常高的收入。一般而言，具有上述条件的人并不可能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只能是社会的少数成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少数人非常有钱，而大多数人收入平平，甚至贫穷的原因所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好莱坞天王巨星们，他们能够拥有天价收入，首先归结于他们举世无双的天才、美貌、演技，以及他们能够为影片带来的难以估量的票房收入。好莱坞的老板们能够付给他们天价的报酬，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比天价报酬更高的经济利润。同样，资本家拥有亿万财产，律师拥有豪宅汽车，也是由于他们拥有我们常人所不具有的才能和本领。基于这样的理性分析，我们就没有理由对于美国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家中的，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士拥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收入鸣不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和贫富的差距，是正常的；相反，不存在差距，或者时刻企图消灭这样的差距则是不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文明社会里过大贫富差距是否合理的问题。应该说，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在一个社会当中，贫富差距如果不人为加以控制的话肯定是愈来愈大。而且很多时候，人拥有财富的多寡并不仅仅由人的才能和知识决定，比如家庭背景、所处环境和国度等等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子弟，一出生便拥有财富；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尽管天资聪明，却可能终生与贫穷结缘。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为社会存在的正常的甚至还是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由于贫富差距原因导致的人与人的不平等竞争。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够认为文明社会里过大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虽然这样可以促进人们的进取精神并对提高经济效益大有好处。事实上，今天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家的政府都注意到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天王巨星们的天价收入，相当一部分都要通过纳税的形式最终资助收入不太高的所谓“穷人”。
关于英国医疗丑闻的思考
人的一生可以不和法官打交道，如果你是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话；但是却不能不和医生打交道，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永远健康。所谓生老病死，人的一生与医生与医院打交道的时间其实是很多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不情愿这样做。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里，医生是一个受到普遍尊重的职业，善良的人们把世间最美好的词汇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了医生和广大医护工作者。但是，正像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命的司法部门常常出现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丑闻一样，肩负着维护人类健康生命使命的医疗部门也会常常曝出一些伤害人类健康生命的医疗*丑闻。这就实在让善良的人们为之痛心了！
最近，英国就曝出了一件有史以来最大的医疗丑闻：10年误诊癌症患者万。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披露，经过英国皇家病理学家学会（RCP）的高级专家小组对近10年来英国的癌症医疗记录展开秘密调查后发现，英国大约有万名癌症患者被误诊和误治。据报道，该专家小组在研究英国癌症诊断标准时，曾对万名各种癌症患者的病例进行调查，而在调查宫颈癌测试报告时发现曾出现很多同类错误。目前已经发现有超过5300名癌症患者被误诊，而且已经查实至少有9名患者本来是可以避免死亡的。在肯特和坎特伯雷就医的癌症患者直到不久前才知道他们曾接受有问题的治疗。62岁的退休商人沃利·巴斯托曾被诊断患有结肠癌，并做过大手术。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怀疑他们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是否有问题，我又怎么可能会发现呢？我只想活着。”他现在很担心对他的治疗是否也存在问题。海默尔史密斯医院国际癌症医药中心的卡罗·斯克拉教授说，“一方面，有些人也许并没有患癌症，却被按癌症治疗；另一方面，有些需要癌症治疗的反而没有得到救治，因为并没有诊断他们患有癌症。这第二种情况是最容易发生的，而真正对他们治疗时，他们已是癌症晚期了”。
如果我们把上述触目惊心的情况，只是当做英国一国的特例，恐怕就显得太天真了。且不说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人民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就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普通民众有病都不能够得到有效医治，或者如英国一样乱医乱治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医疗界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同样是十分严峻的。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媒体（如著名的《南方周末》等）披露的一些情况得到一点验证。比如，医疗费持续上涨，使得普通民众和众多没有公费医疗条件的患者，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能力医治病痛，生命健康权利被忽视；又比如一些医护人员丧失基本职业道德，手术收受“红包”；再比如因医生和医疗原因导致的医疗事故经常发生……
写到这里，我愿意讲述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以此作为我对医疗*的控诉。我的母亲，1993年夏因患癌症在北京某大医院治疗。当她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曾经要求我去赶紧为护士购买几箱饮料。因为当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听到护士抱怨天气炎热病人家属吝啬得连饮料也不给买。就是我这个被她们视为吝啬的人，在母亲住院之后却曾经用汽车把医院的主任、主治医生甚至包括医生的小孩等一路人马拉到北京饭店贵宾楼去“暴撮”（要不是我医院的一位同学出面替我邀请，他们还不一定赏光呢。因为他们更喜欢直接接受“红包”）。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刻，我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去关心护士们炎热天气里的口味啊？如果有人问我最愤恨什么，中国某些医护人员和某些医院的黑暗，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对于目前中国医疗界和世界医疗界存在的丑闻，不仅是我，恐怕很多人都有话要说。那么人类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以为，重罚应当是最有效的办法。对于医疗丑闻责任人，对于医疗犯罪责任人，对于严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人，必须施以重罚。这是因为医生和医院的职责关乎人类的健康生命，这是人类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唯有重罚才有可能让医护人员懂得责任的重大，才能更好地规范医生和医院的行为。其次，打破医疗垄断也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中国，绝大部分医院都是国家创办，绝大部分医护工作者都是国家公职人员，而广大患者对于医院和医护人员缺乏监督权、管理权和选择权，这样的体制为医疗*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中国今天应该鼓励民间和外资多多创办医疗机构，以尽快打破医疗国家垄断的局面。当然，还有一点是不能或缺的，那就是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护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宁愿相信，英国出现10年误诊癌症患者万人，主要是技术原因，而不是人为原因。
总之，我对减少医疗丑闻特别是中国的医疗丑闻是抱有信心的。
（1999年10月17日）
默多克的接班人
世界传媒大王、美国新闻公司总裁默多克1999年7月6日出人意料地宣布，公司未来总裁由他的副手彼得·彻宁接任，而不会交给他的3个子女。默多克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指定彻宁作为他的接班人的目的之一是安抚他的投资商，因为投资商一直担心默多克把公司看成家庭的世袭领地。毫无疑问，默多克此举，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了普遍好评。
众所周知，目前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都是由家族企业演变发展起来的。演变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族企业愈来愈难以适应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家族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体制容易存在决策不*、资本不流动、用人不灵活（近亲繁殖）、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弊端，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则要求企业建立一种决策*化、科学化，资本多元化，信息透明化，用人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