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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得了天下，穷苦人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张东奎觉得老在人家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也没有出头之日，就想到城里去，找政府谋分差事干。可王媳妇不让他走，哭着说：“你走了，这孩子谁养活？这老的、小的都扔给我一人，遭人家白眼不说，我还能在庄里蹲下去吗？”张东奎极力想离开：“宿迁县城里共产党坐了江山，我在单家干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共产党要搞建设，要有人干事业。”他劝王媳妇：“你带上孩子咱们一起进城。”王媳妇哭哭啼啼：“我不能现在离开。家里还有当家人，我一走，人家会说闲话。”张东奎说她：“你心肠太软了，太善了。”张东奎只得留下，照顾单家。但张东奎到底还是到了县城，找到在县里工作的老熟人，托熟人给自己介绍一份工作。张东奎的老熟人知道张东奎有文化，能干事。就把张东奎安排进县政府工业科当一名办事员。张东奎到县里上班，县里分给他一间单身宿舍。他心里想着单家娘儿俩，就经常下班后到运东单老地主家，帮单家干些活。张东奎离开单家到县城工作，单家的农活基本上就靠王媳妇一人干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还要带着孩子、照顾单老地主，生活的重担全压在这一个年轻的女人身上。张东奎虽然人在城里上班，但心里时刻放心不下单家娘俩，因此常常下班后到单家帮忙一天。张东奎下班后又来到单家，见周围的庄邻欺负王媳妇，把王媳妇推来搡去，骂王媳妇是地主小婆子，王媳妇搂在怀中的儿子吓得大哭，单老地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拄着一根木棒做成的拐杖，蹲在地上气得发抖，却不敢吭声。张东奎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老子过去打日本鬼子、打汉奸狗腿子，出生入死，为的是人不能欺负人，你们要欺负人家，先来跟我动动手，我不怕你们这些人。”欺负王媳妇的庄人对张东奎说：“单家过去欺负我们，如今我们翻身了，就要找姓单的算帐，也要让地主尝尝挨欺负的滋味。”张东奎和他们理论：“旧社会姓单的欺负你们，是他的不对，现在是新社会，是共产党的天下，姓单的过去做坏事，也应该由政府来清算，你们不许随便动他们。”众邻居不甘心：“你姓张的帮单地主家说话，你就是他们一伙的。”庄人撇下王媳妇，纠集一些人想上前动手跟张东奎打架。好几个庄稼汉围住张东奎，眼看就要动手，王媳妇不顾一切过来护张东奎。张东奎对王媳妇说：“去把我的东西拿来。”众人见王媳妇跑进屋不知拿什么武器家伙，未敢先对张东奎动手。王媳妇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包袱，递给张东奎。张东奎把包袱打开，从里面抓出一把军功章，拿在手里，在众人的眼前晃动，张东奎说：“你们跟我干仗可以，但干仗之前，让你们先看看老子杀敌获奖的军功章。在战场上，老子连敌人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对付你们这几个人，老子觉得跟吃小菜一样。”参与打架的人中间有见过一些世面的人，走近前看了看张东奎手中那些红红绿绿的军功章，啥话也没说，溜了。其余人也作鸟兽散。王媳妇这才知道，张东奎是个老革命，她更舍不得张东奎了。张东奎也舍不得他们娘儿俩，日子就这样朝前过着。
单老地主家的地被穷人分了，家产也被分了，开始过穷日子了，尝到了当穷人的滋味。穷苦的日子不好过，这还在其次，当地政府组织庄人批斗单老地主，七十多岁的单老地主经不起折腾，气出一场病来，病越来越重，最后连气带恼，死了。死了的单地主躺在屋里，单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庄邻都在看单家的笑话，这个说：“老地主终于死了。”那个说：“老地主死了活该，该是我们翻身穷人过舒心日子了。”王媳妇央求张东奎：“老头子死了，无钱安葬，你也看我们的笑话？”张东奎动了恻隐之心。他想：人死了，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还计较他生前干什么？他也心疼王媳妇娘儿俩，就痛快地说：“我这里有些钱，给死者买口棺材，安葬下地吧。”张东奎把钱递给王媳妇：“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我再拿。”王媳妇拿着张东奎给的钱把死者埋下了地。这娘儿俩真正是无依无靠了。姓单本家有一位妇女看出了苗头，就劝张东奎：“张先生，她们娘儿俩实在太可怜了，孩子他娘还年轻，新社会也不讲守寡，谁还想竖那个贞节牌坊？张先生你如不嫌弃，我想从中撮合，你把她们娘儿俩领走吧。”张东奎同意，就把王媳妇娘儿俩接到县城。王媳妇就改成叫张大嫂了。公私合营时县里成立百货公司，张大嫂就到百货公司上班。
张东奎对自己的父母，心中一直抱有成见。要不是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张东奎也许能在军队中干出一番大事业。他也打听了一下几位当初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他们当中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则随解大军南下，如今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里工作，而自己却在这宿迁小县城，颇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父母远住在运东农村，他很少回去看望父母，很长时间才到父母身边一次，除了给父母一些钱，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返回宿迁，从没有多余的话跟父母谈。父母却很满足：儿子在外闯荡多年，没有被子弹打死，还在县城工作，又有了老婆和孩子。因此，从老家搬到泗阳三庄的父母逢人便夸儿子：“儿子又来看我们老公俩了，还送给我们钱花。”邻居也羡慕这老两口，啧啧称赞张东奎。
张东奎的爱人张大嫂没见过老公公、老婆婆，劝张东奎：“你不把父母接来宿迁县城住我过意不去，是你做儿子的不肯，别人却以为是我这当儿媳的从中阻拦的。”张东奎听媳妇说这话，劝张大嫂：“我对父母就是有气，要不是他们，我何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你不要管这事。”张东奎吹胡瞪眼，饭也不吃，坐在那里只顾吸烟。张大嫂不服气：“你今天怎么啦？谁给你罪受啦？你一定要把父母接来，哪怕住几天也好，不把父母接来，我跟你没完。你知道人家怎么议论我吗？”张东奎和媳妇说不清楚，又经不住媳妇的多次劝说，才答应去农村把父母接进城。
星期天，张东奎托人买了几条淮阴产的大运河牌香烟，又买了几瓶地产酒。张大嫂把烟和酒装入一帆布袋内说：“我带着孩子跟你一道去看看公公婆婆？”张东奎不同意：“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要想看公公婆婆，接回来不就看到了吗？”张大嫂又说：“我不去，别人不说闲话吗？咱们一家子去老家看看多好？”张东奎就是不答应：“我去就行了，拖家带口的不方便。”张东奎骑着自行车，沿着出城的砂石路，去泗阳三庄，骑了大半一天，才到父母居住的庄中。遇到庄中熟人，张东奎下车与人打招呼，熟人高兴地说：“东奎回来了。”张东奎到家中对母亲说：“妈，到集上多买些菜，我要请邻居们喝杯酒。这些年来，我常不在家，你老俩口多亏人家照应。”母亲接过儿子给的钱，提口袋赶集去了。张东奎跟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拿出烟来给父亲抽。
母亲做了一桌子菜。张东奎把左右邻人都请来，拿出“大运河”牌香烟散给邻居。老农村的庄稼汉们平日只抽旱烟袋，很少见到纸烟，邻居们美美地吸着烟。有个邻居羡慕地说：“这洋烟就是好抽，不苦不辨烟味挺香。”邻居们喝着张东奎带来的酒，张东奎也不停地跟这位喝两盅、跟那位来几口。张东奎对邻居们说：“各位乡邻，我的父母从老家搬到三庄这个地方，也有快十年了吧？我不常回家，家中父母全靠各位照顾，东奎在此感谢了。”他喝了一口酒又说：“东奎此次回家，是接父母到城里过日子。家中的田地、房屋还要靠各位多照应。”酒桌上的邻居都夸张东奎的父母有福气，要到城里享福去了。东奎的父母也高兴。酒席散后，张东奎给在座的每人身上塞两包烟。父母把家中的事安排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安排，田地的庄稼请邻居们看管，家中的鸡鸭也都送给邻居喂养。父母跟张东奎进了县城，儿媳妇与公公婆婆见面，张大嫂尽心照顾老俩口。这老俩口开始还觉得城里新鲜，日子长了，就苦闷了。城里没有闲人，没有人跟随老两口唠家长里短，城里边无地可种，无鸡鸭鹅可喂养，闲得浑身难受。老俩口就合计还是回农村去。张的父亲在晚上吃饭时对张东奎说：“我和你妈在农村过惯了，城里边的日子我们过不来，我们老公俩还得回农村去。在农村多好，无拘无束，种点地，喂喂猪，喂点鸡鸭鹅狗，比城里闲着舒服多了。”儿媳张大嫂听公公婆婆想回农村，小心地问：“是不是我们对您老俩口照顾不周？”公公说：“不是。”张大嫂又问：“是不是我对您老俩口不孝顺呢？”公公也摇摇头。张大嫂说：“那你们为什么偏要回农村？”婆婆怕儿媳妇生气，说：“你们别理睬老头子的话，他不会说话，俺们回去，主要是俺们过惯了农村日子了，这天天不干活，俺们觉得难受。”老俩口在城里过不到十天半月，惦记家里，终于又回到三庄农村生活去了。张东奎抽时间就骑几十里路的自行车去农村看看父母。
五十年代后期，农村成立了高级社，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农村按生产小队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吃食堂，各家各户不准留口粮，各户所喂养的猪、饲养的家禽都必须交公宰杀，分给社员们吃，土地也交给集体，统一耕种。生产小队办食堂，社员们一家老小都去吃食堂，各家各户省做饭了，家家烟囱不冒烟。收工后，全家老少都去集体食堂吃饭，社员们开始积极性很高涨。但粮食越吃越少，有的连种子粮都吃了，最后竟无粮可吃了。社员们开始还吃得饱，渐渐的食堂的干饭变成了稀饭，稀饭又改成了稀汤，社员们开始饿肚子了。张东奎一家是城里户口，夫妇俩都有工作，带着一个孩子，人口少，所以每日三餐算有保证，不至于挨饿。张东奎怕农村的父母饿着，就隔三差五送些粮食给父母。
大跃进时，全国大炼钢铁，口号是“赶美超英”，宿迁也不例外。宿迁县委决定建一个小型钢铁厂，具体实施落实在张东奎头上。建厂需要机器设备，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炼钢铁，建钢铁厂的机器设备空前紧张。张东奎跑行署、跑省里，人瘦了一圈，也没有跑来指标。厂房都建起来了，机器设备却没有到手，省里无偿调拨的几台旧机床，虽然安装在厂里，但主要设备还没有搞到。钢铁厂的工人都招好了，只等培训开工生产了。
县委着急，张东奎更着急。张东奎在办公室里给淮阴行署有关部门打电话催问，对方回答：“张科长，我们也很着急。全淮阴地区十几个县都要上马钢铁厂，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跟省里协调。”张东奎放下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吸着闷烟。县委秘书敲门找他：“张科长，县委蔡书记找你去一趟。”张东奎怀着不安的心情去见蔡书记，进门就检讨：“蔡书记，县委的决议我没有落实好，我有责任。”蔡书记说：“我找你正为钢铁厂的事，有门了。”张东奎很惊奇，蔡书记就说：“说起来，你是一个老革命。你记不记得，你们老家有个叫张英华的？”张东奎回答：“当然记得，蔡书记怎么突然提起他？”蔡书记笑着说：“张英华同志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由于有些历史上的问题，他离开公安局了，目前组织上还没有安排他工作。张英华主动提出到家乡宿迁工作一段时间。”张东奎眼盯着蔡书记：“我们建钢铁厂与张英华根本沾不上边。”蔡书记笑着说：“你别着急，听我说。张英华在大上海工作多年，认识的熟人多，而且都是些头头脑脑的人物，我们准备把张英华安排在你的工业科工作，请他找上海熟人设法从上海调拨我们建钢铁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张东奎明白：“老上级犯错误被流放了。” 。 想看书来
张英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
张英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得好好的。可有一天，公安局党委找他谈话：“张英华同志，你过去的老部下、现转业到山东某城市工作的一个同志，在检举揭发党内‘阶级异己分子’时把你咬出来了。”这“阶级异己分子”可是顶大帽子，这帽子扣在谁的头上轻者丢工作，重者开除党籍，甚至判刑、做牢。张英华对局党委领导说：“这顶帽子硬戴在我头上，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局里领导说：“那位揭发你的人说你出身不好，说你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张英华说：“这个是事实，可我早在抗日战争前就脱离家庭参加革命工作了，这个有人证明。”局领导又说：“揭发你的人反映，你曾经和女特务上过床，揭发你的人曾亲眼看见。”张英华知道是谁揭发他的了，是暂编第七师自己的部下、老家人张苗清。当时只有张苗清一人亲眼碰见自己和特务徐莉同睡在一张床上。张英华反驳：“那是我奉华东局党组织命令打入敌人内部，军中女特务想陷害我，我一时糊涂干了蠢事，这充其量是个人作风问题，也算一条罪行？”此时张英华表面平静，内心却显得很气愤，这个人怎么乱咬人？亏我当时还是此人的上级。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局领导说：“你在解放大军强渡长江时，没有听从上级党委的指示命令及时率军起义，有这事吧？”这个张英华无法辨解了。局领导又说：“你在公安局工作一直表现很好，这些我们都看见的，但因为你有上述错误，局里领导经研究，认为你已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