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剧社才算名符其实。
当时，活跃在边区的文艺社团还有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它早于抗敌剧社，于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负责人是女作家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奔赴陕西西安，沿途广泛开展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巍峙带领西战团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1940年1月，西战团也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儿童队的任务是通过文艺宣传把边区儿童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这些小文艺兵经常的任务就是唱歌、跳舞、写诗、写散文、刷标语、撒传单，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道理宣传到哪里。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的这些话对沙飞的触动很大。报社和剧社相距并不远，每当剧社组织演出时，沙飞常常去为演员们拍摄一些剧照。
这一时期，“抗敌剧社”演出了自编自演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溪涧与洪流》及舒同主任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并与西战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等合作演出《雷雨》、《白毛女》等。特别是1941年初，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大型话剧《母亲》。这一剧目对八路军指战员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演员们将剧中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将剧情演绎得入木三分。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后，不仅接见了剧组，还在会餐的时候，特地向导演崔嵬、丁里、胡苏、汪洋、饰演主角的胡朋以及所有的演职员敬酒，表示感谢。聂司令员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重申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次年初，针对八路军中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的情况，应基层指战员的要求，剧社开始紧张排练曹禺的话剧《日出》。
仅仅经过三天的排练，演员们就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演出的那一天，漫天飘舞着雪花，天寒地冻。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聂荣臻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边烤火边朝准备演出的演员们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1940年就任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好让每个人呷上几口酒，脱去披着的棉衣上台。虽然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所做，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但是演出很成功。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
沙飞虽被剧情深深地吸引着，但他仍没有忘记自己手中的照相机，不时地按动快门，为剧社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即使是平时，沙飞也喜欢到抗敌剧社为演员们拍一些排练和生活的照片。
1942年底，沙飞带着从冀东过来的雷烨来到抗敌剧社，并为雷烨与田华拍摄了一张合影。当时，沙飞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为雷烨的遗照和田华永远的追忆。
那是一个山寒水瘦的小村落，敌人冒死地侵入，战斗迫在眉睫。1943年4月20日，浓眉大眼、英俊，能写、能摄影的冀东军区宣传科长雷烨搞完案头工作，带领2名警卫员到晋察冀画报社驻地—— 曹家庄去取秘密文件，发现敌人要来扫荡，报社催他赶快撤离。他们3人早晨撤出曹家庄，走到该村北边一个叫南段峪的小村子，没想到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竟然与日寇狭路相逢。“砰砰砰……”一时枪声大作、人吼马嘶，小山村已被日本鬼子和伪军铁桶般包围起来。
part 4文艺界的战友们（2）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雷烨立即和警卫员临时转移，想方设法一同突出重围。因为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孤力无援，最后在南段峪村山谷被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雷烨用手枪朝冲上山坡的敌人不住射击。终因寡不敌众，身上受伤多处，鲜血直淌。
身上的子弹全部打完了，再也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得赶紧做好最后的准备。眼看敌人已一步步向他逼近，于是他迅速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忍痛砸碎，不让敌人拿到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了。敌人已疯狂扑到他身边。这时，他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为了保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让最后的子弹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敌人狞笑着扑过来，一无所获而颓丧地低下卑贱的头颅，脸上有的是深深的失望。他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男儿之不可辱，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永远不可辱的巍昂气节。
了解这个情况后，沙飞怀着悲痛，在《晋察冀画报》上刊发了一组雷烨拍摄的照片来纪念这位战友。他怎能忘记1942年底 ，战地摄影记者雷烨作为冀东军分区代表到晋察冀边区参加第一届参议会，并带着自己几年来拍摄的照片和底片，与沙飞见了面。当看到雷烨拍的冀东的照片时，沙飞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他也曾多么想去冀热辽啊……
沙飞很喜欢田华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但这仅仅是大哥哥对小妹妹的那种关爱。不久，沙飞又给田华拍摄了那张坐在阜平大沙河边上的照片，并成为田华的经典照片被广泛流传。
几十年后，田华追忆沙飞时，仍然觉得沙飞有才，勇敢，是好人，不管对错，他敢说、敢做。沙飞出事后，政治部给田华她们念文件，女孩子们都难过得哭起来。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与沙飞是老战友、好朋友，他们相识在战斗频繁的晋察冀军区。
1938年“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由刘白羽同志带队，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彬和汪洋一行五个人到晋察冀军区。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方面到敌后体验生活，了解军民斗争情况，同时还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第二次到华北敌后了解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
第二年，汪洋随抗大二分校又回晋察冀，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沙飞正好在政治部负责画报社的工作。他们住得比较近，经常往来，无话不谈。无论对剧社的工作或汪洋个人的情况，沙飞都很关心。剧社每排一部新剧，沙飞都抽时间来给他们拍剧照。虽然历经日寇几次“扫荡”，不少资料被敌人烧毁，但在解放后，抗敌剧社（后来的华北文工团、战友文工团）搞了几次纪念活动，展出照片大多还是出自沙飞之手。
沙飞从不满足已获得的成绩。沙飞和汪洋只要一见面，就常常为未来的事业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这时的沙飞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谈得最多的是摄影画报如何发展成为彩色的。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机械，更谈不上电气化，一切靠人的双手才出了黑白色的画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他却想着如何出彩色画报！在今天的条件下出彩色摄影画报，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在那个时期是多么大胆、多么“狂妄”的幻想啊！但是，这个“幻想”在沙飞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战争环境中实现了。这是中国摄影画报史上一大奇迹。当时，如果没有沙飞高度的革命激情，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沙飞对人亲切和蔼，剧社的同志都很喜欢他。汪洋总是看到他背着照相机，默默地走来走去，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是个很细心、很会体贴同志的人。他知道汪洋喜欢拍照片，但当时照相机和胶卷都很缺乏，他就慷慨地借给汪洋一个拍电影胶片的相机，汪洋用这个相机拍了一些剧照。后来汪洋拍了一张边区群英会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欢送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照片。沙飞看了很满意，就把它登在《晋察冀画报》上。这张相片在“抗战摄影展”、“老摄影家展”以及《人民日报》上都发表过。
part 4文艺界的战友们（3）
沙飞不仅对汪洋个人很关心，而且对电影事业也关心备至。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电影队。当时电影队没有固定驻地，缺乏适应战争条件下的设备器材，但全体人员有豪情壮志，一定要出有声电影记录片。通过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拍摄出“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到部队放映，很受指战员的欢迎。在生产制作过程中，沙飞领导的画报社及时送给他们一台法国造木壳老百代35毫米无声摄影机，经研究改制成印片机。这对当时电影队能土法摄制出新闻第一号电影是莫大的支援。此外，他还将部队缴获后送到画报社的一些放映机转送给电影队，对开展电影放映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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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八年后的复婚
在晋察冀边区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抗敌斗争中，沙飞将满腔的热情全部投入到了摄影中，他为了摄影而抛弃了家庭，为了摄影而不顾个人安危，多少次在前沿阵地上，他跳出战壕抢拍战士们冲锋陷阵的镜头……
但很多次，他在和战友们谈天说地的时候，还是时时提到自己的家庭，两个孩子和那个让他爱又令他恨的女人—— 他的妻子王辉。因为妻子对自己追求摄影的不理解，他甚至私下里将妻子的名字改称王若冰。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忘不了她。
两个人虽天各一方，没有书信往来，沙飞甚至不知道王辉与自己有着共同的目标——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着。
当沙飞在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战场上抢拍镜头的时候，1940年9月，王辉北上桂林，来到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从事财务工作。12月调入重庆“八办”，不久，又将一双儿女送往延安。南方局成立后，王辉来到周恩来的身边，担任南方局的会计兼出纳。1944年5月，王辉奉调到延安学习。
在延安，王辉从《晋察冀画报》和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那里打听到了沙飞的情况，当她知道“沙飞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结婚”时，一向冷静、沉着的她沉不住气了。她向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明她和沙飞的关系，商讨解决办法。邓颖超说，应该恢复关系。邓大姐这一句话，点醒了王辉，她马上写了封信，由周恩来转交聂荣臻，又转托耿飚带到晋察冀。后经组织协调，1945年7月，这对分别了八年之久的夫妻在晋察冀边区，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新团聚。王辉留在沙飞负责的画报社担任财务工作，夫妻不再分离，他们共同战斗，迎接胜利的到来。
很快，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这对重聚的夫妻兴奋不已，并投入迎接胜利的海洋。不久，他们和画报社一起转战到张家口。此时的张家口已被八路军收复。
八路军胜利消息一传出，对盘踞在张家口市周围大小据点的日伪军震动极大，八路军与地方武装乘势相继收复了张家口境内各县城，并配合苏蒙联军攻克了塞外的2个盟、8个县、11个旗。
张家口全境的收复，为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控制热察，发展东北”的新战略方针做出巨大贡献。为此，张家口各界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有些人自发地组成了秧歌队，扭起秧歌舞，欢庆解放。沙飞看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景象，拿起照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了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
解放后的张家口一下子显示出了活力。经过八年的抗战，一切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人们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战后的重建。
而沙飞进入张家口后，也马不停蹄地把解放后的张家口展示给世界看。
尾声
一代红色摄影大师沙飞倒在了革命胜利的黎明时分。
他的死，源于精神幻觉，这可怕的精神幻觉来自侵华战争中那些残暴无人性的日军法西斯暴行带给他的致命的精神创伤。
沙飞对日本侵略中国及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痛恨不已。在与他的学生们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义愤填膺。有时明明是躺在床上讲一件事，他会坐起来突然跳到地上，大骂日本鬼子。
在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沙飞以民族存亡为己任，奔波于血与火的战场，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他曾给他的学生张进学看过他写给毛主席并托聂荣臻转交的万言书。他建议毛主席、党中央采纳他的建议，在敌人要道旁挖地洞埋伏八路军，打击敌人，沙飞还把这叫做土坦克战。在万言书的扉页上，沙飞亲切地称呼：亲爱的党、亲爱的父亲毛主席……
这位爱憎分明，用心灵和生命拍摄战火与硝烟、拍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拍摄解放区民众百态的人，长期超负荷地工作着，为着民族的抗争和解放，他奉献出了所有能够奉献的全部人生。沙飞因患肺结核病于1948年5月入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医院领导很重视沙飞的治疗工作。主要负责沙飞医治工作的大夫是医院内科主任、日籍医生津泽胜。
身体的疾病导致了情绪和精神的低落。精神的一时失常竟使沙飞怀疑津泽胜是日本特务，要谋害自己。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沙飞枪击津泽胜致死。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死刑。
聂荣臻很爱沙飞之才，对沙飞的摄影事业也一向非常支持。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张家口，沙飞的画报社都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发生这件事之后，聂荣臻也非常痛心。他当时曾说：“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后来每当有人在聂荣臻面前提及沙飞时，他都是长时间缄默无语，有时甚至眼里噙着泪花。
据当年的办案人员徐桐岗回忆：“我当时写的调查报告就明确提出，沙飞是由于精神不正常才导致事件发生。当时，和平医院的日本医务人员及家属有200人左右，事发后，他们很恐慌、紧张。他们很关注如何处理沙飞。聂荣臻从政治上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与日本的关系，主张‘杀人偿命’。”
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从沙飞贴身的衬衣口袋中，发现了用蜡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的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带着精神导师生前的最后遗像的底片同行，与大师的精神共存，这是沙飞给他亲爱的祖国和人民的最后表白。
沙飞与津泽胜的悲剧是战争的悲剧。
三十多年后，军队和人民还历史以真实。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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