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都出卖。
殷谦：他们是怎么安排你们工作的？
张倩：很简单，他们找需要服务的游客，然后向游客提供我们的照片，游客看好哪个就哪个去陪，他们一般不干涉我们的工作，他们将游客交给我们后，我们就自由活动，但是他们有一条规矩是不容破坏的：你必须满足游客的要求。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会被辞退。
殷谦：你们作为私人伴游，向游客提供的服务内容有哪些？
张倩：主要是带游客逛名胜古迹，吃地方小吃，什么地方好玩就带游客到哪，如果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以另提。
殷谦：其他要求包括什么？
张倩：性要求
殷谦：这种游客多吗？
张倩：多，当初负责人联系游客的时候已经向他们说明了，再说了这种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说白了我们就是那种可以出入星级酒店的应召女郎。
殷谦：这些游客一般是什么年龄段？来自什么地方？
张倩：他们大多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事业有成。一般是些港澳台的游客，还有一些是外国人。
殷谦：你们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是否真如他们说的一个月2－3万？
张倩：没有那么多，我们每天接待一个游客，他们就给我们四百块钱，他们能从中提五六百左右，但是游客在这期间给你的小费是属于自己的。有时候一天也就能收入七八百，但是在这一个月内不可能天天有客。
殷谦：为什么他们提的这么多，你们还要干？
张倩：因为在他们这里安全，不必躲着警察，没有警察会经常到星级酒店检查。
殷谦：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倩：我现在手头上已经有一定的积蓄，但还远远不够，我打算再做一年，等有了足够的钱我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家服装店，从新开始。
在采访过程中，张倩显得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麻木，是否金钱的能量如此之大，引人深思。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至今仍逍遥法外，在向公安机关反映时，有关负责人回答，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和证人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去规范一下旅游秩序，而这个职责是旅游局的。而我在向旅游局反映的时候，几乎得到了相同的回答，“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也无能为力，现在国内的旅游市场还有待完善，我们会尽快将你反映的事情解决。”
这样的事情每天还在上演，在利益的诱惑下，文字的谴责与道德的约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而国家的权利机器在它的面前也收效甚微，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值得我们在心中打一个大大的“？”。
后记：人在一生中充当两种角色，买家与卖家，当身无可卖时，唯有卖身，卖心。
信息咨询公司数据真假内幕
如今，广告地毯式的轰炸混淆着大众的视线，除了采取名人代言、电视画面展示等手段来愉悦大众视听感官，提高知名度外，广告商为了增强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多会在广告词中加上如下字样：“数据调查表明”、“权威数据显示”、“数据分析”等。满意度99％，知名度100％，但现实中，人们对产品的反应却难以和商家提供的数据吻合，不禁让人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这些数据一般都是商家委托专门的信息咨询公司调研得出的，但数据是否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告之于民”？为此，我对相关知情人士进行了采访。
车主调查：满意度真的达到99％了吗？
黄金周期间，我在大街上随便接了一张传单，上面粗体红字异常醒目：“XX汽车2007年消费者满意度达到99％”。众所周知，那只是一家近几年才兴起的汽车公司，他们生产的汽车仅能凭借价格优势保持一些销量，那么消费者对这样的品牌满意度真的能达到99％吗？我在家乐福的停车场采访了几位车主。车主们纷纷抱怨这个品牌的汽车总出问题，而且还不是小问题，每次修理都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元。有时候开会赶时间，车子却坏在了半路，最后迫不得已只能打的去。有三位车主表示早知道这款车的质量这么差，当初不如多添些钱买其他品牌的了。可见，商家在广告里所宣传的和消费者的实际满意程度相差甚远。
街头问卷：大学生作兼职访问员
那么，商家对外宣称的数据又是如何得出来的呢？据相关人士透露：商家会委托信息咨询公司调查一些数据，由信息咨询公司派访问员去街头做这些问卷。这些访问员大多是女大学生，她们会在访问结束时给被访者一份小礼品并要求被访者留下姓名及联系方式，如果被访者拒留，她们就会可怜兮兮地讲她们也不容易，这份问卷作废了就拿不到工资而且老板还要扣礼品费等等。碍于情面，被访者一般会留下联系方式。甚至有的被访者生怕人家问卷作废，把自己的手机、家庭电话甚至公司电话都一股脑写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就会被各种回访电话所骚扰，先是信息公司的回访，然后商家也可能打电话给被访者。如果打手机找不到，就打被访者所留的其他电话。
相对作废：一切都是走形式
据调查，信息咨询公司给被访者打电话是为了确认一下被访者所说的是否和问卷上的回答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咨询公司会以回访电话中被访者所说的为准，并把问卷做相应的改动。商家给被访者打电话不排除真正想了解一下产品的满意度，但即使被访者把他们的产品骂得一文不值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也还是信息咨询公司提供给他们的。
那么，信息咨询公司提供给商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据悉，这种调查问卷的工资是按份计算的，把问卷上的问题全部问完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被访者也会厌烦，所以很少有访问员把问卷按部就班地问一遍，一般都是问一些自己不可能填上去的，比如被访者的姓名、年龄、职业等。剩下的问题由访问员整理问卷时自己“补”上去。
如果被访者真的不肯留下电话，那也只不过是信息咨询公司不用付给访问员这份问卷的工资了，只要在被访者的联系方式一栏上随便填一个11位的本地电话号码就可以用了，至于是停机还是空号或者电话错误那就无关紧要了，反正商家也不会每份问卷都打，而且谁能保证不换电话号码呢？总之，信息咨询公司不用担心没话说。
真实内幕：所有买车的人都应该知道锦湖
为了全面了解事实真相，我采访了艾思特信息咨询公司的督导员陈娟，她告诉我，前些天她负责做锦湖轮胎的市场调查，她把访问员交回的问卷全部一审后自以为没问题就交给老板终审，开始老板还很满意地点头，可等老板看完全部问卷，竟然对她说：“你怎么搞的？锦湖轮胎的市场认知率怎么这么低？买过车的人都应该知道锦湖这个牌子，你拿回去好好整理一下，要让被访者都知道锦湖这个牌子”。于是陈娟只好把所有问卷作了同一个改动，那就是在被访者对锦湖的认知这一栏上打钩。
陈娟的话里透着无奈，毕竟，督导这个工作你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就像信息咨询公司的无奈一样，如果你这家公司提供的不是商家“想要”的数据，那么商家以后再有项目也不会找你调查了。
利益分割：商家与信息咨询公司心照不宣
由此说来，商家所要的数据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信息咨询公司所要做的不过是为商家提供这样的数据，比如，锦湖轮胎的认知率是百分之百。至于访问员作的问卷那就纯粹是在走形式，咨询公司要的只是“合格”的问卷，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每天能做出多少问卷，这个项目的进度是否与商家要求的一致，以及怎样把问卷做得和真的一样。可想而知，一份调查问卷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访问员对被访者的访问过程，如果这个过程都可以被简化甚至被忽略，那么要那些“好看”的数据又有什么用呢？
话又说回来，如此“好看”的数据当然是有用的，否则商家怎么会花重金给信息咨询公司要这些数据呢？据调查，一个三百份问卷的项目，咨询公司就会从商家那里得到六七万元的项目费。商家在广告中使用这些数据，在宣传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无法考证商家提供的数据的权威来自何处。假若真有消费者要刨根问底，说：“某某商家，你们的数据怎么得出来的？”商家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花了多少人民币，聘请某知名信息咨询公司调查出来的。”作为消费者，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信息咨询公司和商家对数据调查的造假活动可谓心照不宣，这样被损害的当然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我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不要盲目地听信广告中的“权威调查”，而要根据商品的实际品质三思而后行。
小偷猖獗：乘飞机进京行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十一黄金周期间，在八达岭免费班车上，三名扒手抢门儿扒窃时被公交警方抓获。经查，三人竟然是从哈尔滨坐飞机专程来北京盗窃的。八达岭特区免费班车是前往八达岭游玩必须乘坐的交通工具，免费班车一进站，很多游客就抢着往上挤。这三名扒手于是就借机抢门儿互相掩护进行扒窃，从一名男事主的后裤兜内窃出2000元，反扒民警立即按住了他们。经查，这三名扒手均是老贼，在他们的包里有来北京时所使用的机票。经讯问得知，他们专程乘飞机来京的目的就是要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大捞一把。
不光是长假期间“长途跋涉”进京行窃，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今年8月有4名吉林窃贼每周坐飞机或火车来京盗窃，周末再返回老家度周末，两年间偷遍京城八区，作案72起，盗窃所得价值70余万元。4名嫌疑人交代，“我们一般都是周六坐火车、长途车，有时也坐飞机到北京，周一到周五行窃，周末返回长春老家。”北京城八区几乎被他们偷遍了。盗窃时沿着地铁线附近的小区内转，事先不踩点，走到哪里，有机会就干。盗窃时主要选择旧式高层板楼。“因为老楼的住户的窗户有一个是在楼道内的，而且这种房子没有保安，也没有电子防盗门，比较容易进到楼内，然后找厨房窗户对着楼道的人家。盗窃前如果敲门或者按门铃后屋内有人，就编瞎话说找人，或说找错门了。”
这种老家和作案目的地两头跑的小偷似乎已经改变了小偷往日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升级为款爷级的人物。乘坐飞机去行窃，听起来很阔，比《天下无贼》里那些撬宝马，动辄拿上万在火车上行窃的老贼团伙要更会节省时间和享受生活。在人们对这些乘飞机的小偷心生恨意，害怕自己也会被盯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不劳而获的职业群体为什么会如此的猖獗？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会打击不劳而获的现象。而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这种人正在形成一个群体。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缘故，一是因为社会打击此败类的力量不够。为什么一群小偷得以作案72起才被起诉到法院？可能是在此之前民警一次也没有抓到这批小偷，也可能是抓到了处罚太轻，不久之后又放出，这些小偷又开始兴风作浪。这其中也和民众的力量有关，有些民众的防范意识和与恶势力对抗意识太低。民众丢了东西，因为不是很值钱，就不报警，自认为倒霉，这种心理的长期、普遍存在就壮大了职业小偷的胆量。二是社会舆论的引导使得小偷个人社会价值取向非正常化。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以钱为主导”的社会，国民追求物质的狂热使得拜金主义盛行，人们朝思暮想怎样发财，而实现的过程却是不择手段，所以小偷职业化，没有让人感到羞耻，反而在他们心中是理所当然。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还有更让人触目心惊的事实，据报道，四海为家的“职业扒手”平均年龄在十二三岁，在青岛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现在一到街上，看到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就下意识揣好自己的包。据了解，这样的孩子经常成群结队出现在城市繁华地带，由专门的幕后大老板操纵控制，老板盘剥了这些小孩子偷盗的财物，仅分很少一部分维持这些孩子的生存。这些孩子一旦被抓，也只是劳教管制不长的时间，出来后继续为老板卖力。等过了16岁，他们就会被老板“开除”，成年后的他们就开始独立门户，当老板操纵小孩子去行窃，继续这个行业。这些一开始就受污染的小孩子，练就了一身偷的武艺，成为社会的隐患。当他们乐于自己偷盗多少财物的时候，更多的人在担心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让他们的良知丧失，沦为社会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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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尴尬：“无冕之王”今安在？（1）
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行业节日”，记者本身又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是人民的喉舌，关注民间疾苦，肩负着启蒙公众的重任，是荣耀、道德、良知和正义的象征。曾几何时，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的人少之又少，其从业者也开始戏称自己为“新闻民工”。
记者的尴尬境地
“无冕之王”说法最早见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泰晤士报》掌握着英国的舆论导向，其主笔在辞职以后多供职于政府，并且地位很高，因此，著名的主笔开始被称为“无冕之王”；之后崛起的美国《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的名流记者把这一称呼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据一份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现在还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大部分人认为记者的荣耀地位已经不再。
做记者一个字“累”。这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很多记者也认为“要东奔西跑的，很累；年轻时做做还可以，一上年纪，就要考虑转行了。”记者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在外面采访，收集资料，下午三四点回到报社，或者晚一些五六点回来。一回到报社，又开始马不停蹄的趴在办公桌上赶稿子，再晚也要赶出来。而且，要通过编辑的审核才能见报。
工作的成就感减少。王梅是某大报的驻站记者，同时兼顾新闻采写、发行和经营，她说工作量倒是不大，可以轻松完成。但是她觉得有些遗憾，“做记者缺乏尊重，很多时候，记者和被采访者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别人请你去，就是想发个稿子，你要不发，他们就会立马很冷淡，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本质上都是利益说了算。”
待遇一般，取得编制的人占少数。总体来看，国内媒体从业人员收入一般，据北京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对平面媒体业所做的一次薪酬福利调查显示，北京普通媒体的记者收入在2000元左右，主流媒体的记者收入在3000…5000之间。调查对象中的没有和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是稿费。
苏瑞供职的报社是日报，他没有单位的正式编制，和正式员工相比，他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想都不敢想，加班到凌晨两点是常事，虽然每天都拼命的工作，但工作以来还从未生过病。“真不知道哪天倒下了，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已经考虑转行了，“记者这个工作干不了一辈子，就是吃个青春饭。”
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媒体产业化以后，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行业主要实行“末位淘汰”制，一般是连续2或者3个月的考核成绩最差就要被辞退，这让记者群体面临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有人说记者是除了保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