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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发动袭击时没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联会，如果国会1947年没有创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差吗？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机构，一个大小适中的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和两个主管军事事务的小型内阁机构，他会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吗？更直白地说，国家安全机构历经60多年的演变，它到底增加了什么价值？如果答案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回报基本上为负数的话，那么也许现在应该考虑废除这个显然没用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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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1）
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明显缺陷，帝国总统们转向别处寻求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建议。中央情报局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告诉总统想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依然具有一些边际效用。不过，在紧急征求意见时，总统日益依靠较小的亲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闹的官僚机构。对总统的个人忠诚，而非机构内的官阶，成为影响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这个国家安全危机永久化的时代，严肃问题总是在私下、幕后处理。这才是真正运作当代政治的地方。实质性的行动只涉及少数几个玩家，多数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的决议多数是在秘密帷幕之后作出的。
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蕴涵着两种理念。第一种理念认为，通过咨询一批亲手挑选的“智囊”，总统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定。虽然“决定者”最终拍板，但作出决定的实际过程是集体进行的，总统听取老练、机智、世故的顾问们的意见，顾问们依靠拥有专业知识的官员。
第二个理念认为，这些顾问必须只为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不为他人效力。只有保证咨询意见不公之于众，“智囊”才会坦率、诚实地讲话。这是寻求“行政特权”的基础。
其实，一般来说，“智囊”认为公众甚至国会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险的，显然也是无益的。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非常复杂，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识范围，因为他们也会受短期的、情绪化的考虑影响，无法形成冷静的、长期的观点。普通大众反复无常，把握不了这些事务。他们不识大局，察觉不到微妙变化，缺乏果敢决断。寻求真正战略途径的总统只能依靠老练的内部人士，他们充满理性，不带偏见，信息灵通，人脉广泛，掌握标准的政治词汇，了解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精英极其鄙视公众，虽然他们对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对媒体讲话时，他们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习惯，经常充满敬意地提及美国人民的“意愿”。
可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公然暴露出这些内部人士毫不关心无知大众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经顺口说道，“你每次都会犯错。”艾奇逊的话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也准确总结了国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民众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见。高级官员如何让民众顺从？迪安？艾奇逊解释道：依靠宣传。他在*中写道，在向民众解释政策时，“要说服民众，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洁，准确和细节必须让位于直白甚至蛮横”。他的意思是不能事无巨细地讲述真相，而是传递“比真相还清晰”的观点。
总统依赖“智囊”绝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他雇用爱德华？M？豪斯当他的亲信、密友和外交纠纷调解专家。这一传统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优秀公民（从华尔街）轮转到华盛顿，占据了罗斯福政府的高级职位。这批人包括艾奇逊、W？埃夫里尔？哈里曼、罗伯特？洛维特、约翰？J？麦克洛伊、罗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化身，其成员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自信满满，许多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危急时刻到政府任职是职责所系。他们乐于使用权力，他们洋溢着自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美国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2）
把这一传统浪漫化是错误的。回头看来，这一传统狭隘、顽固、恃才傲物。虽然其成员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贵族责任感，但他们大多对社会公正和*问题视而不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符合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偏见。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史汀生传统的拥趸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公仆。虽然他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党派考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不是迎合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在20世纪40年代，保卫国家意味着增强国家实力，使美国跻身世界大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敲响了这一传统的丧钟。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到它开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刚过78岁的国务卿史汀生终于离开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继续待在华盛顿，成为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人物。
虽然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但当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很能说明问题。史汀生出自长老会教徒世家，是耶鲁大学菲利浦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华尔街成功律师的典型。他结婚很早并一直忠诚于妻子。他积累了优秀的公职记录：1918年在法国服役，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当过4年国务卿，两次主掌战争部。对史汀生的崇拜者来说，他代表着“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办事、责任感，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
福里斯特尔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贫苦移民的儿子。他虽然上过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投身华尔街后，他加入了迪伦–里德投资公司，展现出赚钱的天赋。随着职位不断上升，他于1938年成为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940年，他去了华盛顿，接连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福里斯特尔的个人生活一路蹒跚：妻子是一个*和酒鬼，他本人则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亲、不加节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心神不定，狂妄好斗，暴躁异常。福里斯特尔陷入极度孤独之中，醉心于政府工作，徒劳地逃避从孩提时就萦绕在心头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汀生是“旧华盛顿”的门面。他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欢过度反应，不惊慌失措。他表现稳重、谨慎和镇定。
福里斯特尔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觉，又急于行动。他是一个伪现实主义者，声称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却极度误判美国面临的形势。福里斯特尔认为坐等事件发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风险。危险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即便最轻微的延误也会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溃败。这简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学说”的前身。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促使福里斯特尔从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4）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不仅不与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相背，而且会为持久繁荣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说服政府官员，尤其是杜鲁门本人，因为他担心把大量资金投向国防会造成负面的国内影响。这就是“尼采主义”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来源：改善军备不仅带来更大安全，也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富足。
可是，直到命运以朝鲜战争的形式出面干预，杜鲁门才被说服。对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总统来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是又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但对尼采来说，好运来的正是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印证了国安会68号文件中的分析：在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下，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正在全速前进。在近期美国历史上，这不是“智囊”们最后一次冲动地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极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果是清除了对尼采处方的剩余疑虑，国安会68号文件成了教条。国防支出在规模上增加了两倍，所增加的支出没有用于对朝作战，而是资助了尼采提议的改善军备计划。美国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就这样在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如果这份文件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它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安会68号文件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今天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这份文件的内容，但尼采的这部“杰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