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5）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布特、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人士极度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太大，已经破坏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国威慑敌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调研这一关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这个所谓的“B队”得出结论，事态比设想的更为糟糕：美国已经大大落后，苏联首先发动核打击已经成为现实可能。苏联的威胁还未消失，1998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又警告称，美国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
从国安会68号文件虚无缥缈地描述苏联能力和意图开始，所有这些警告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在每个案例中，“尼采主义”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实，夸大危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轰炸机和导弹差距是想象力过分活跃而虚构出来的。虽然苏联核武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远远没有掌握先发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结论也证明这些纯属虚构。但在每种情况下，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智囊”们的叫嚣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6）
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看似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小团体思维，导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反映有关人员的偏见、政策议程和职业利益。乔治？W？布什的下属没有发明这种为某项政策而篡改事实的想法。他们只是把这种过去60年在国家安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厚颜无耻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位代表者是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尔的继承人一样，沃尔福威茨也可被视为尼采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沃尔福威茨崭露头角，成为“B队”的初级成员，为尼采效力。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间，他在国务院、国防部担任各种职务，在职务阶梯上稳步上升。虽然沃尔福威茨不被公众所知，但在内部人士中间，他已经获得后起之秀的美名——有头脑、有想象力，对刚刚浮现的新威胁极其敏感，对美国既有智慧带来的限制无法容忍。
对沃尔福威茨来说，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诚的信徒，对历史的目标和美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天定角色毫无怀疑。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实力充足且能自我补给，于是一直急切地想让这种实力发挥作用。冷战结束使这种激进倾向更加明显。沃尔福威茨也认为，这场胜利把美国抬升至绝对优势位置。“伴随巨大的影响事态的能力，”他写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能力塑造未来。”此外，根据他的判断，无所作为的风险虽然难以衡量，但有可能超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在沃尔福威茨塑造未来的手段中，军事力量被赋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总统领导的国防部工作时，他就曾经名噪一时，在一份文件中主张永恒且无疑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应成为冷战后政策的基石。多数*党批评者指责这一主张是军国主义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蓝图。然而，当*党人199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着手培育一个大胆使用军事力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尔？克林顿向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军队，轰炸塞尔维亚、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时沃尔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国政策过于鲁莽，而是依然胆小怯懦。他指责“克林顿政府见风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脉”。这种见风使舵“会使将来的问题不断累积”。沃尔福威茨对堆积问题不感兴趣，他想消除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袭击事件时，沃尔福威茨又出现在政府内，这次他是乔治？W？布什麾下国防部的二把手。对沃尔福威茨来说，近3 000名美国人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提供了众多机遇。这是一劳永逸终结见风使舵倾向的机会。就像尼采利用苏联原子弹、中国革命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沃尔福威茨现在利用“基地”组织的袭击为释放美国军事力量而奔走呼号。他认为，直取敌人命脉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伊拉克提供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动。萨达姆的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尔福威茨后来评论道，“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铁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又赋予了这场冲突一个适当的道义借口，让布什政府把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标榜为解放战争。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7）
沃尔福威茨期望这样一场战争具有变革性质。废黜萨达姆将成为“21世纪西方自我定位的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等价值观”。推翻萨达姆可能会在*世界掀起政治变革浪潮。沃尔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这个最重要*国家的天才人民”，“为美国人、*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他感觉“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对沃尔福威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规范。从名义上讲，这场行动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残暴的*者，排尽恐怖主义“沼泽”的水源。但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解除对美国使用武装力量的所有限制。
于是，“9？11”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胆闯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范围，鼓吹“预先自我防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后不到48小时，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不愿把行动局限在与恐怖阴谋直接相关的人身上。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绳之以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美国计划对所有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战役”。目标不仅限于未来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国执行“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安全港”。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至少还装模作样地提供了几种选择以供考虑。而对“9？11”之后的沃尔福威茨来说，选择只有一种：永无休止的全球战争。
“9？11”之后数小时内，沃尔福威茨已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来清除萨达姆了。结果，批评者后来给他贴上了误入歧途的伊拉克战争主要设计师的标签。更严重的指控是，他应为预防性战争概念合法化负主要责任。历史将记住沃尔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义”的知识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斥责预防性战争为“令人讨厌的”。沃尔福威茨现在则称其为可以允许、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对1940年前的多数美国人而言，寻求全球永久军事优势好像含糊其辞，格格不入。这种前景可能让普鲁士人激动不已，却不可能让皮奥利亚人②有所触动。1950年后，如果有人认为美国不愿意成为军事领先国家，那简直无法容忍。这是尼采取得的赫赫成果。
2001年前，尽管尼采竭尽全力鼓吹军营心态，但多数美国人依然声称武力是最后的手段。政治家们依然认为战争应当避免。至于预防性战争，它仍然是不妥当的行为。“9？11”后，预防性战争被推崇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准则。各派政治家都声称支持“全球战争”，即使冲突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代人，他们的热情也不会消减。其实，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状态。至少在华盛顿，这一显著进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去探讨这场无限期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全球战争之外或许还有替代方案，但这种可能性无人理会。这是沃尔福威茨取得的成果，并随着入侵伊拉克而达到顶峰。
尼布尔曾经写道：“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虚假安全是权力的安全。”战后时期的“智囊”们，从福里斯特尔到尼采再到沃尔福威茨，都从不动摇地忠诚于这种金玉其外的安全观。
伟大的帝国梦与永无休止的战争
“布什主义”是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实施以来最重大的国家安全倡议。其意义远远超过与之齐名的“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
毋庸讳言，在构建这个学说时，布什政府没有征求国会的同意。它甚至也没有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由沃尔福威茨领导的一批“智囊”看到有机会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推销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法令的形式付诸实施。
“布什主义”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基本依据。布什政府的沃尔福威茨等人深信能速战速决，取得决定性胜利。作为战争目标，伊拉克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强大可怕，海湾战争和10年的制裁已经使萨达姆的军队虚弱无力，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了空军。伊拉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看起来弱不禁风。入侵伊拉克肯定非常容易，理应如“闲庭信步”一般。沃尔福威茨等人期望利用这场胜利来巩固“布什主义”，展现其效力，并为未来更多实践铺平道路。简言之，有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任何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以及行使帝国总统特权）的限制都会烟消云散。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9？11”事件所启动的这些计划的范围。这些计划一开始就在伊拉克遇上了问题，但这不应让美国忽视一个事实，即清除萨达姆从来不是最终的较量。入侵伊拉克只是一个惊人阴谋的组成部分。“9？11”后给布什提供建议的“智囊”们希望先拿一个弱小对手开刀，以一场轻松的胜利为未来更大的胜利搭建舞台。
早在1997年，沃尔福威茨就认为，清除掉萨达姆“将为美国政策开辟新的选择”。新的选择指的是创造施展美国力量的新机遇，从而根据美国的利益塑造未来。“现在看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行动，”沃尔福威茨轻松地预测道，“在走出最初几步后将变得更为可行”。这就是“布什主义”的基本目的：它赋予布什政府一个自行生效的授权，让它在未来采取任何需要的步骤。
虽然未来的步骤还在公众视线之外，但肯定是宏伟的步骤。“我们现在是帝国了，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现实，”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对记者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说，“我们是创造历史的演员……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研究我们做的事情。”“布什主义”为创造那种现实提供了主要工具。依靠军事力量，白宫将行动起来。其他所有人，包括官僚机构、国会、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只能在一旁观看。
当然结果证明，完成最初几步的难度已经远远超出沃尔福威尔茨的预期。我们习惯于尊重那些秉承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智囊”，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成了这种尊重的终极表现。“布什主义”第一次应用就翻了船。
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的努力只关注那些操作性问题。有人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更准确的情报。军队必须提高反叛乱能力，更好地策划“下一场战争”的“第四阶段”，即占领和重建战败国所需的一整套行动。士兵需要更好的装备，既能防止简易爆炸装置（IED）的袭击，又能区分叛乱分子和无辜平民，准确消灭前者而保全后者。
然而，对战术和行动的关注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领域更重要缺陷的思考。在这方面，如果放在1945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的更大背景下，伊拉克战争应当给予美国以下教训。
第一，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美国例外论最为有害的表现形式，为制定合理政策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实力处于上升状态时，美国可以装模作样地解释历史的目的或上帝的意愿。今天，美国已经不能继续放纵这种自负了。
尼布尔曾经写道：“整个历史的戏剧是在一个很大的意义框架内上演的，人类无法理解和控制。”接受这一格言中的真理应该是被选举或任命担当高级职位的前提。如果决策者依然故我、狂妄自大，他们将会招来更大灾难，让伊拉克遭遇相形见绌。
第二，美国人再也负担不起一个不起作用的政府。绵延数代人的准危机状态制造了近乎灾难的后果，扭曲了美国的宪法。在这个关头，认为白宫换一张新面孔、把国会控制权从一党交给另一党、再次努力治理国家安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