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指导时，美国应当遵循“正义战争”传统，不仅因为这个传统符合美国的道德价值观，也因为它为健康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最后是第四个教训，与战略的制定有关。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层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间，这已经成为一项逝去的艺术。
冷战结束以来，文职官员倾向于将战略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布什总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总统的自由议程本应为如何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一个蓝图，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负，没有严肃的评估实现目标的手段。
越战结束之后，军官倾向于将战略与行动混为一谈。没有人比汤米？弗兰克斯更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倾向，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内幕的*的功劳。
为了满足公众的口味，弗兰克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过分谦虚的乡村男孩，一个惊叹于自己成就的、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孩子。但实际上，弗兰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专业的学者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军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博览过许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著作，从孙子、克劳塞维茨、罗素和甘地那里积累了智慧”。
虽然弗兰克斯用古代中国和德国思想家的名言来扮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划入侵伊拉克时，弗兰克斯坐下来，手里拿着记事本，勾勒出其决胜“模式”。《美国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现了其手写表格原件，即一个矩阵，由七条横线组成，列举了美国的各种能力，与之交叉的是九条纵线，代表萨达姆权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点（共36个）上，弗兰克斯画上一个“放射星”。据弗兰克斯称，这个矩阵提供了一个设计巧妙的范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战略”。
对弗兰克斯矩阵的因果分析表明，这远远算不上什么战略。对门外汉来说，他的矩阵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视野狭窄，毫不关心未来战斗的后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问题，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关系，没有指出战争会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基本不考虑历史，不顾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它也没有道德层面，甚至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自从苏联不再是一个常规的对手之后，美国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困境。现在是美国直面这个困境的时候了。那些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制定大战略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心存幻想，要么试图实现永久全球霸权，要么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时，那些能够戳穿这些幻想、帮助美国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军事精英们，则迷恋于战役和战斗，指挥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组织协调军品物资。
汤米？弗兰克斯等自诩的斗士们决意排除道格拉斯？费斯等文职官员的干涉，将战场当成职业军人的专属领域，故意轻视其政治目的和潜在政治意义。弗兰克斯及其同代士兵从来没有因为越南战争而原谅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本能地认为文职官员是麻烦制造者，一直游荡在他们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内。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蚕食行为成为一项绝对责任。
重申对战争行为的职业垄断权，需要在政治和战争中间画出最鲜明的分界线，从而防止将军事和非军事考虑纠缠在一起。因此，在环境舒适的总部中同步经历战争的高级指挥官（如弗兰克斯）仍然坚持把自己标榜为“参战者”。他这么做不只是出于象征性原因，拥有这种身份使他可以保有军官们现在顽固争夺的特权。
好像出于疏忽，攻克巴格达（或喀布尔）成了战争的首要（几乎唯一）目的。结果是一场在极其天真的战略氛围中进行的战争，弗兰克斯等斗士和费斯等文职人员都认为，只需几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当然是战争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真正扣动扳机、投掷炸弹的人可能不欣赏或者赞同打仗的方式，因为从本质上讲，战争也是而且总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实，如果战争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结果，它就必须服从于政治。实现这种服从正是战略的核心。
许多因素造成了美国今天所处的军事危机：贪婪、嫉妒、误算、意识形态障碍、国际体系的性质、前人罪恶招致的报应、文职军人的傲慢。所有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士兵》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被生动展现出来：指挥不利，扭曲了战争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四个教训归结为：事态表明，美国精通战争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战争依然受制于潮汐或天气，很难说顺从于人类的控制。表现更为努力、投入更大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新颖战术，甚至提高指挥水平，都不可能让美国逃避这个现实。
更进一步说，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让美国摆脱由经济文化危机带来的困境。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烦，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过度扩张、破产和毁灭。
从结果方面看，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以来的军事表现，一直不令人信服。这种平庸的“成功”记录让一些观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军队或者不同以往的军队，实际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
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军队——他们很好，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持现在的水平——而在于国家强加给士兵的一些要求。国家与其扩充或改革军队，还不如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这意味着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承担2001年以来滥用军力的后果。
美国不需要更大的军队。它需要一个更小（也就是更谦虚）的外交政策，给予士兵符合他们能力的任务。谦虚意味着放弃冷战后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着约束帝国总统，不要指望依靠军队实现这些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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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1）
在银装素裹的艾奥瓦州，大获全胜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片欢呼中宣称：“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他誓言将削弱游说者的势力，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削减中产阶级税务负担，终结伊拉克战争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团结美国和世界应对21世纪的共同威胁”。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大胆地承诺让家家有肉吃。当今时代，奥巴马则放眼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气候变化和贫穷、种族灭绝和疾病”。
这个议程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说某个人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就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简直就是在屈服于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选人放言什么和普通选民相信什么，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不是推动变革的运动。真正的目标是确保连续性，保持当今华盛顿所有机构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担任竞选顾问的前政府官员，对遏制总统过度膨胀的权力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分享并使用这些权力；站在候选人背后的退役将军们，也不想拆解这个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他们只是想维持并扩展这种状态。那些谴责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候选人，非常善于向有钱人献殷勤，以聚敛数百万竞选捐款。
毫无疑问，总统竞选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像媒体极力渲染的那样。2009年1月20日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美国人的期望与愿意或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将依然顽固棘手。总统任何有关旨在消除挥霍浪费、改革政治体制、设计更现实军事政策的倡议，可能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认为合适的人承担起总统和总司令之职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对维持现状是有好处的。依靠新总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期望有简单、无成本的解决办法，允许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对当前国家困境的责任。那些宣称鄙视华盛顿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党归属，期望又一位约翰？F？肯尼迪或罗纳德？里根再次让事情回到正轨。他们坚守一种幻想，认为一位得到明确授权的首席行政官员会“改变”华盛顿运行的方式，让美国恢复健康。可是，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历届总统的表现来判断，那些依靠白宫实现超度的公民肯定会失望。这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毁誉参半，远不像他们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
“政治圈里的人都会撒谎，但他们撒谎时如此轻而易举，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时，好莱坞大腕戴维？格芬（D*id Geffen）对克林顿夫妇作出的这一激烈评论，立即成了新闻标题。对有些人来说，格芬的评论有些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饰。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许下宏大的诺言，但同时又慎重地回避复杂问题，避免人们质疑他们变承诺为现实的能力。大谎言不是有关减税、全民保健、恢复价值观、通过展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世界和平的许诺，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自由也有阴暗面；国家与家庭一样，最终也必须量入为出。尽管许多信誓旦旦的声明谈及这一点，但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测的。最重要的是：实力是有限的。政治家们在沉默中故意忽略这些问题。结果，美国人性格中最为持久的元素（自觉性）一直不知去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2）
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一再确认了这种倾向。在上天选定的时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这个典礼成了“美国的早晨”。竞选获胜者已确定。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入主白宫，欢欣鼓舞地期望历史很快恢复正确走向，这个国家将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期望的确有动人之处，但也有令人难过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这一次丈夫会真正履行诺言，不再向她举起拳头一样。
对于受虐待的妻子来说，依赖性肯定会让她继续遭受折磨。当她拒绝这种倾向并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开始。这样的比喻也适用于美国人民。
对美国而言，在消费主义时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种依赖性，依赖进口商品、进口石油和信贷。不管承认与否，美国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商品、石油和信贷。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这一欲望，部分通过在国内分配这些赏赐之物（国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部分通过在国外追求帝国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达到。
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总统）时常声称依赖性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降低这种依赖性的有意义行动却一直难得见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华盛顿权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宫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官员）实际上受益于这种依赖性：它提供了地位、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能源独立，对五角大楼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会失去工作，中东及其周边的数十个基地将被关闭，海军第五舰队将被遣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将可能取消。
所以，美国政治阶层并不是在解决依赖性问题，而是在刻意加剧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承认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寻求加速消耗这种实力的政策。“9？11”以来就是这种情况。
对铁杆民族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承认这种极限意味着战线的收缩或不可逆转的衰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承认美国实力的极限是遏止近几十年损失的前提，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数代人来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继续假装美国无所不能只能加剧美国面对的问题。美国人忽视依赖性的意义，决策者继续认为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这种状况持续越久，当账单到期的时候，美国将下滑得越为急速。
另一方面，现实地认识这些极限会创造调整政策、补充资源甚至更新机制的机会。极限会让美国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动创新思考，释放创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为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把治国的精髓描述为寻找“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交会点”。这一表述抓住了启蒙现实主义的核心。尼布尔知道自我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睦邻爱人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尼布尔曾经评论道：“要求一个国家‘自我牺牲’不属于道义责任的范畴。”可是尼布尔也知道，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时，一个国家才能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处理与重要盟国的关系时，美国坚持了这一理念，尽管有许多不完美。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实现了有限、有条件但同时是真实、可贵的团结。虽然破坏盟国团结的事情经常出现，但美国及其伙伴修补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从来没有让争论导致彼此彻底疏远。许多因素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西方团结的显著持久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治家愿意严肃对待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同伴的关切。对付苏联的威胁是首要任务，但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也是重要使命，这就是利益交会点，它成为盟国团结的基础。在对待伙伴时，美国不只是发号施令，还与之协商谈判。简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西方，是因为它避免了滥用领导权。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3）
“9？11”之后，布什总统抛弃了这一做法。他确信美国实力无人能敌，对寻找交会点毫无兴趣。相反，他开始发号施令。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顽固坚持要求众多他国政府“必须”做什么。布什却要求各国作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共戴天。通过其自由议程，这位总统甚至发誓“清除邪恶世界”，声称他的政府有权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无比。但是，考虑一下过去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这位总统“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显得愚蠢了到极致，他消灭邪恶的诺言也显然荒谬可笑。他的政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然而，尼布尔的交会点理论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承认布什的自由议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续，就不难设计出另外一种战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义是一种绝对现实的威胁。通过夸大这一威胁，布什总统让美国陷入了无限期全球反恐战争，但这一战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让美国人相信除了发动全球战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一种替代方案是遵循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曾经效果不错，而且针对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它同样能够再次成功，成为建立有效国防的框架。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挫败克里姆林宫扩大影响的努力。今天，遏制战略的目的应当是防止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扩大影响。
这一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防御性的，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战时期的遏制创造了苏联不可能获胜的竞争。时间一长，这一威胁逐渐消亡，苏联最终因内部问题而崩溃。新的遏制战略应当有类似的目标，让恐怖主义自己暴露不足，让这一威胁消亡的日子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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