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过着很宅的生活，极少到纽约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初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是那么相似，我感到非常吃惊。人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其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却与一个在纽约的都市森林中长大的男孩极度接近。后来我开始远途旅行，发现挪威的商人、南非的部落首领和中国的音乐家们对于每天发生的事件都有着非常相似的情绪反应，这类现象实在令人着迷。例如，人们都用大笑来表达愉悦之情，也用类似的反应传递恐惧或狂热情绪。
多年过去，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表现出相似的不安全感和幼稚感，当然也不乏壮志雄心。在我看来，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写于19世纪早期的小说描绘了对今天的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熟悉的社会交往的游戏场。我们人类看起来的确是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ō米ō花ō书ō库ō ；http：//www。7mihua。com
但归根结底，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就像行为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考过程其实更多依赖于直觉而非逻辑思维。虽然所有知识和物质的进步最终都需要系统化的逻辑思考的证明，但我们的日常思维却很少采用那种严密的模式。
广义地说，关于动物精神的经济学研究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其关键在于，采用了较为现实的行为观来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模型。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模型在我们大学校园的经济学课程中已占据了太长时间的统治地位。1新的较为现实的关于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行为观所描述的经济增长，会比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模型的结果低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只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为我们的全部统计观察和预测本来就是基于人们实际做出的决策，而非基于更加理性的逻辑可能做出的决策。假如人类行为的理性程度真和我从小接触的标准经济学课本中的设想一样高，社会的生活福利水平的确有可能明显提升。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从预测者的视角来看，问题并不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而在于行为规律是否具有足够的重复性和系统性，从而可以在数量上进行度量和预测。
急速变换的金融市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多数决策都取决于瞬间的反应判断，用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快思考”（fastthinking）。我们有能力更好地识别和测算这些快速判断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长远的视角
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意，它们为我们带来了蒸汽机、电动机、铁路、电报、原子能和集成电路等奇迹。正是这许许多多创新，在过去两个世纪把人类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据称，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Pascal）曾这样描述：“人的伟大源于其思想力。”这种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说的“慢思考”（slowthinking）。
长远的视角（2）
诚然，很多伟大的创新者经常用顿悟或者直觉来解释他们的创见，但这些顿悟似乎只发生在那些为灵感迸发而辛勤积累相关知识的人身上。2在我看来，18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成果奠定了21世纪高生活水准的重要知识基础，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Locke）、大卫·休谟（DavidHume）、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这些人的激进思想带来了政治运动，改变了由神圣君权（往往结合教会势力）统治的古代社会。许多国家在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法治基础上进行了重构。在角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推出了大量创新，结束了数千年来经济停滞不前的僵局。人类智慧的这些成就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历史基础。但同时，人类的智慧向来与各种类型的非理性特征相伴而行。θ米θ花θ书θ库θ ；www。7mihua。com
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移到日益复杂和注重交互作用的现代社会城市经济，商业周期随即出现。周期现象显然是我们如今在投机泡沫中看到的同一类动物精神所致。农业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农业主要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而非动物精神，其盛衰与非农业的商业周期并不同步，因此在总体上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幅度。
我在本书中有时会加入一些标准的预测模型的内容，以显示我们已经理解了金融市场扰动的某些特征，但尚未将其成功纳入预测模型。上文曾提到，我过去一直把动物精神视为由随机非理性驱动的人类行为倾向，认为不适合将其结合到描述现代经济运行的正规模型里。但2008年9月对经济预测者来说是个分水岭，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我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我将试图证明，在理性调节下的动物精神显著影响了宏观经济决策及其结果。新兴的行为经济学正迫使预测者们以更复杂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数据，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
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替代，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丹尼尔·卡尼曼在介绍其最新著作时提到，“许多讨论……都涉及直觉产生的偏见，但强调错误并不等于贬低人类的智慧……我们的大多数判断和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恰当的”。3
就像科林·卡默勒（ColinCamerer）与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Loewenstein）10年前曾准确阐述的那样：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如下信念，即夯实经济分析的心理学基础将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基于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行为研究带来的偏离并不是激进的，因为它们驳倒的假设并非处于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不要求人们必须以线性方式看待有风险的结果，也不要求必须以固定速率对未来收益做指数式折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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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识别
由于至少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品质是相似的，因此，通过对我们每个人的内省和观察就可以发现人类的许多先天性心理倾向。例如，恐惧、狂热、竞争动机和时间偏好等都既能在内省时自证，也容易从他人身上看到。先天性的从众倾向和家族倾向等其他本性则主要通过对他人行动的观察来认识。所有这些独立的心理倾向都将在下文进行简要介绍。
在对这些心理倾向进行分类时，我得坦承，自己并不清楚哪些心理倾向是真正先天的，哪些倾向只是由于统计规律的作用而表现出先天性。我把从众等倾向划归“先天”的类别，更多是出于论述的方便，而非基于深刻的洞察。我采用的“先天”这个术语既包括那些真正天然的倾向，也泛指行为表现足以让模型构建者接受这一假设的那些倾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论述覆盖了所有与经济相关的精神特征或行为倾向，但我的确希望涉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最终目标是，找到一组具有经济稳定性的人类行为，它们能够进行统计学测量，从而也能模型化。我十分清楚，在此过程中我将深入那些自身知之甚少的学科，因此在表达自己的结论时也将保持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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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倾向（1）
恐惧与狂热
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威胁（恐惧），也都有过幸福和得意的感受（狂热）。作为动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惧是生命、肢体和财富在遭受威胁时的自然反应。这种情绪绝对是先天具备的，没有人例外。然而，人们对恐惧的反应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是构成人们个性的一部分。我们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们的个性使每个人的价值观及其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所不同。此外，正是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才创造出了市场、劳动分工以及各种经济活动。
风险厌恶
风险厌恶是一种对预测至关重要的复杂的动物精神，它反映着人们在承担风险时的矛盾态度。每个人都清楚，我们需要通过行动来获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们也都明白，预先未必能够知道行动的效果。承担与回避何种风险的选择过程，决定着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主要功能——从储蓄到投资的资金流动。这个议题将在第五章展开。
如果承担风险对生存必不可少，那么承担的风险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这样，市场对劣质债券的需求就会超过无风险债券，优质债券的回报率将超过劣质债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显然说明：承担风险虽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数人积极追求的东西。对所有人而言，找到恰当的风险平衡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这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领域的表现或许最为突出。
对风险零厌恶或完全厌恶（或者说对风险完全承担或零承担）的极端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风险厌恶意味着对从事风险行动没有任何回避，它会使人们毫不顾忌或者无从识别生命和肢体面临的客观风险状态。这样的人不能或不愿正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然而，获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求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必然意味着由自己或他人承担风险，例如父母经常为年幼的子女承担风险。
我们每天都在风险厌恶与风险承担的边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场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评级和期限等信息，这种边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测算出来，它们对于预测来说至关重要。2008年经济崩溃后，2009年年初股票价格的反弹说明，人们当时的焦虑程度已接近历史的极值（参见第四章）。这种焦虑程度的极值还表现在信用溢价幅度上，它几乎不存在长期的历史趋势。例如，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优级铁路债券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幅度，与“二战”之后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幅度在长期内非常稳定。
心理倾向（2）
关于人们在理智与情感上如何应对非金融市场的风险，我采用了自己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一个测算方法——经理层选择把多大比例的流动资金投入流动性较差的、尤其是长期性的资本投资。这个比例反映着公司经理层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2009年，该比例下滑到1938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点。对居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有类似的测量指标，即家庭的现金投资于房产的比例。该比例在2010年达到“二战”后的最低点。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本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详述。
我将在全书深入讨论风险厌恶心理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影响。我得到的结论是：股票市场不但是产业活动的权威指标，而且是产业周期活动的主要成因之一（参见第四章）。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带有一些雾里看花般的特点，对未来的强烈折现意味着我们难以准确预见某个时点之后的情况，前方的景致随着跨度（即风险）增加变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确定性的减弱或消除则相当于迷雾被吹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倾向，人们对今天拥有的某项资产的估价要高于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拥有的同一资产。明天兑现的承诺在价值上要低于今天兑现的承诺。许多人在购买苹果公司的新款手机时愿意出高价购买现货，而不是排队等待，也是时间偏好的典型表现。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主要是通过其最常见的反例获得的——利率和储蓄率（参见专栏1–1）。时间偏好在代与代之间保持的稳定性有据可依，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利率水平的表现就已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市场。5英格兰银行在1694~1972年执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一直在2％~10％波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中提升到17％，此后又回到个位数的历史区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时间偏好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
时间偏好的稳定性这个推论，在行为经济学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WalterMischel）在1972年和1990年开展了一项知名实验，结果表明：4~6岁的儿童放弃即期享受的自制力，会在多年之后表现在较高的中学会考成绩上，能够推迟享受的儿童比控制力较差的儿童更容易获得成功。62011年对同一批测试对象的跟踪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个现象，这表明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保持着终身的稳定水平，当然每个人的水平各不相同。愿意为将来的更大回报而放弃即期享受的人，智力水平通常也更高。
我推测，虽然时间偏好很少能直接观察到，但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后的实际市场利率可能正在不断地向稳定的时间偏好水平趋近。
心理倾向（3）
专栏1–1时间偏好和储蓄
我们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程度（即时间偏好）必然会显著影响储蓄倾向。偏好即期消费会减弱储蓄倾向，反之，偏好为退休生活储蓄则会减弱消费倾向。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时间偏好并不对储蓄率发挥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后期以前，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必须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我们有着先天的储蓄倾向，也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