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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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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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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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明半灭大明朝(3)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

半明半灭大明朝(4)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镇压的经验,中原平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犹如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席卷河南全境,而且在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明朝政府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
  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

半明半灭大明朝(5)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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