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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半明半灭大明朝(9)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半明半灭大明朝(10)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半明半灭大明朝(11)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