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才叫迷信。
男人没有说话了，只是疑惑的望着我，再看看吴老。他大概是察觉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于是回头望了一眼老婆婆的木门，然后对我们说，你们跟我上来，很多事情，你们得先跟我说了，我才让你们去见我奶奶。我转头看着吴老，毕竟是他的私事，我得等他给个指示才行。吴老对我点点头，然后叹了口气，他在来之前，我想就曾经预想过，会是这种结局，对方的家人一定还在心里深深恨着自己，很多年都没说心里话，我想这也算是他的一种释放吧。
于是我们跟着那个男人从侧面的小口子走到楼上，这栋楼应当有些年岁了，因为虽然重庆老房子多，但是这种已经松动和破裂的木质楼板房，实在是不多见了。男人住在二楼，但是一楼所有的门上都画了大叉叉，而且楼里安安静静的，看样子这是一个已经被划为危房的房子，只不过他还在这里继续住而已。男人没准我们进他的房间，而是在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开门进去拿了一个小凳子，还有一个装腻子粉的桶，让我们当凳子坐。我们坐下以后，男人率先说话，他直接对着吴老喊道，你说不是你告发的，那你且告诉我一个原因，为什么我爷爷当年会被抓？
看样子，这个男人一定是从小就听自己的父亲或是身边的人说起这事，并且他的成长过程中，肯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否则他不该有这么激烈的反应的。只见吴老双手撑着自己的拐杖，然后歪着头长叹一声后，转头对我说，小李，这件事情本身和你无关，既然你来了，也是来帮忙的，我想我也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把这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说个明白，我很长时间没这么说话了，但是我却记得非常清楚，从来没有忘记过。
吴老说，他祖籍山西，16岁参军，后来分别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青训班学习作战，当时他在这两所军校的老师，都是一个叫做刘峙的高官，刘峙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喜爱，于是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把行政中心迁往重庆，刘峙当年作为蒋介石钦点的18集团军军长，带着部队一块到了重庆，作为蒋介石的卫戍军队，也就是古时候所谓的大内侍卫。而同时作为刘峙的爱将，吴老也跟着到了重庆，一直到1943年的时候，吴老机缘巧合的和这次拜托我来的老前辈认识了，俩人成了比较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却失败了，蒋介石因为要把都城恢复到南京，但是自己抗战期间在重庆这边留有大量的军事和政治部署，这些是没办法带走的，但是他又担心共军会乘虚而入，于是就安插了不少藏匿在民间各地的特务，特务头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
因为工作比较得力，刘峙带着18集团军离开重庆的时候，特别把吴老给留了下来，作为特务机关的人员，随时在重庆监察共产党的动向。而吴老当时的军衔是中尉。到了1947年的时候，吴老收到一些线报，说是有共军潜伏特务出没，于是就跟踪准备实施抓捕，但是在抓捕之前，他打算先悄悄摸清楚对方的情况，于是就化妆成一个卖草纸的摊贩，蹲守在对方的必经之路上。而这个他原本要抓捕的人，就是唐子成。地方，就在我先前找到老婆婆的那个池塘那儿。
吴老说，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抓捕行动，于是在连续蹲守三天的时间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老婆婆，当时还是个少女，每天都会在那颗黄角树下的池塘边呆坐着，而没错唐子成经过那儿的时候，都会走到她的身边，和她一起这么默默的站一会。两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眉眼之间，感觉就是一对暧昧的情人，却有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一样。当时他觉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以为那个少女就是接应的人。谁知道跟周围的居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少女，其实是个天生智障的傻瓜。那些街坊还说，傻瓜自打半年前在这里遇到了唐子成，于是每天同一个时间来这里守着，有时候唐子成没来，她就要在这里站很长时间，街坊还告诉她，这个傻子的爹妈都逃走了，但是她是个傻子，就把她给丢下了，有住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谋生的本领，重庆当年还算富，于是街坊们就大家帮忙，给她吃的用的，把她拉扯长大，脑子有问题，想嫁人都没人要，长得也不错，但是送去青楼大家都干不出这样的事，于是就这么耗着。街坊说唐子成是外地人，在这附近住，他心肠好，也很同情傻瓜，知道傻瓜天天都在等他，有时候他不来就一直等下去，于是他就天天装作路过的样子，来让傻瓜看他一眼，每天都和当初他们俩第一次在那池塘边见面的时候一样。
我打断吴老说，啥意思啊，你意思是唐子成是共产党，而他每天都要刻意重复两人初会时的场景，来让那个老奶奶感到幸福是吗？吴老点点头，他告诉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心里觉得如果自己抓走了唐子成，那么这个傻瓜以后就等不到人了，实在很可怜，好在唐子成踪迹的情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于是他就偷偷离开了，打算放他一马。
谁知道过了几个月，唐子成被捕了，当时他从内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度心忧，他知道国民党用刑的手段，那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于是他想办法打通关系，混到了牢房里，还想法子在审讯笔录上把唐子成的“罪”加重，为的就是让上级批准枪毙，而他就有机会做押运枪毙的人，这样就有机会再放走他。
那个男人显然是觉得吴老说的和他知道的相差甚远，于是露出一副非常惊讶的表情。我问吴老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因为同情那个傻瓜吗？他说是的，战火年代，虽为同胞，却不得不各自为战，如果不是大家的立场不同，那么谁都有机会成为至交好友。而他和唐子成虽然不认识，但是从监视他的那几天时间里，他敬重唐子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吴老说他的计谋很成功，果然上级指示要将唐子成枪毙，1947年的重庆，已经开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了，各地的地下党骨干都被抓了，蒋介石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虽然没能够从根基上动摇敌人，却大大挫败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情报机关。于是吴老在押运唐子成的时候，打算送到城郊，支开随行的人，然后偷偷放了他。但是唐子成并不知道吴老的打算，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于是他请求吴老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半天时间，明天一早我去见一个女人，见过之后，你再枪毙我。
吴老说，当时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带他去见了那个傻瓜，特务们就就知道他之前出没的地方，甚至那个傻瓜都还有危险。于是他拒绝了，一切如同他计划的那样，带到城郊然后以军官的身份支开随行的士兵，偷偷放了唐子成，并且还塞给他不少钱和一套伪装的衣服，说你别继续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既然心里有牵挂的人，就好好平静的过日子去。唐子成很意外，因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他在离开的时候问吴老，你是我们的同志吗？吴老告诉他，不是同志，只是一个有缘人。吴老告诉他，先前那个傻瓜住的那附近，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让他好好在那附近藏着，直到气氛松懈后再离开，在此之前，换个身份，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吴老说他会尽力保护那一带的太平。
唐子成谢过之后就离开了，而吴老回去的报告也写着击毙。而在那之后，吴老常常瞒天过海的偷偷去池塘边探望唐子成和傻瓜，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相互交流，因为彼此知道，这很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吴老说，他很高兴的是，唐子成和傻瓜依旧坚持这每天一次的昨日重现，每天仿佛是傻瓜第一次见到唐子成的样子，所以傻瓜每天都很开心，而当时，他们俩已经结婚。
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接连胜仗，蒋介石节节败退，重庆的气氛开始变得越发的紧张。尤其是46年戴笠死了以后，重庆和南京两边消息都藏着掖着，生怕给对方知道了，内斗很厉害。而当时的渣滓洞白公馆也关押了不少地下党成员，在49年年初的时候，重庆再度展开了一次地毯式的搜查，这次又抓获了不少地下党员。而这次搜查中，唐子成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再度被捕。国民党看唐子成的家眷是个傻瓜，还生下了孩子，也就没有管他们。而唐子成算得上是自打那次死里逃生后，没有再参与地下情报工作，所以他对国民党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价值。1949年6月的时候，吴老听说渣滓洞集中营枪决了一批囚犯，而一打听，发现唐子成就在其中。
而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很多当官都在疯狂搜刮，为撤退台湾做好准备，当初吴老徇私放走唐子成这件事，也就没人来查，他也算是因此躲过一劫，否则通敌在国民党里可是死罪。而他也再也没有去过傻瓜的家里，一直到今天。
吴老问那个男人说，刚才我说我是吴春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为什么要说是我告发的？那个男人说，因为重庆解放以后，给当时牺牲的烈士们查勘生平，在来奶奶家里挂烈属牌的时候，军方的人说的。说当时爷爷在狱中的时候实在受不了逼供，就说了很多自己知道的情况，还托人带话出来，说是知道自己藏身地方的人，只有吴春生，而吴春生是个国民党军官。遗憾的是，他甚至丝毫没有怀疑是自己的同志出卖了他。所以从这个男人的父辈开始，就一直笃定的认为是吴春生告发，而那个老婆婆，自从唐子成被捕后，依旧每天按时按点去那个池塘边等着，期待着每一次和爱人的初见，却从此再也没能等到。
吴老听后，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运弄人啊，我和唐子成假若任何一方不在阵营里，这个悲剧也就不可能发生了。吴老转头对我说，这次拜托你来，就是想要你把我的这番话告诉给唐子成听，他虽然与我一辈子都没说过几句话，但是我们彼此心里是把对方当作挚友的。我也知道你要把这些消息带给他的话，需要一点老东西，我这里是没有，但是我们跟着那个老婆婆，是因为她的身上有，几十年都没取下来过。
我说是她脖子上的那个金属哨子吗？他说是的，原来你发现了。因为傻瓜不会说话，所以当年唐子成为她做了一个哨子，有事就吹哨子，他就会立刻赶到她的身边。吴老对那个男人说，年轻人，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请你帮我去你奶奶屋里，把那个哨子拿来吗？男人犹豫了一会，点头答应。我说我也跟着去吧，如果哨子上没有灵异反应的话，这件事咱们也做不了。于是我跟着男人下楼，男人走到门前，拿出钥匙打开门进去，看样子这么多年以来，他身强力壮却还住在这么个危房里，就是为了就近照顾自己的奶奶，不由得我也一阵钦佩。在小木门边上的窗户那，我看到窗后就是一张小床，那个老奶奶正面朝窗户侧身睡着了，手却是合十状，压在头下面，我想她虽然是个傻瓜，但是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有一个爱她的男人，肯为了她每天重复一次初次见面的心动，肯为了她做一个随叫随到的哨子，儿孙也孝顺，就算过得苦，却依旧每天去等待自己的爱人，等不到回了家，却很快又忘记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找到她，她却压根不知道我们曾经来过，她甚至不知道她这么一个傻瓜身上，发生了这么多让人动容的故事。
我看见男人悄悄取下她脖子上的那个小哨子，然后悄悄转身出门，我摸出罗盘，开盘后测了测，发现上面并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我心想，唐子成牺牲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有记挂的，而这种强烈的记挂肯定会让他不会离开的，只不过在当下的这个地方，我找不到唐子成的痕迹。
我对男人说，没用的，你还是把哨子还回去吧，剩下的我再来想办法。回身上楼，把情况告诉了吴老。吴老很是失望，但是我跟他说，假若我有一天找到了唐子成，我一定把你的话告诉他。就算我实在是找不到，我也会请人走阴帮你带话的，你就放心好了。如此一来，虽然满怀遗憾，吴老还是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好在我感觉到那个男人是相信了吴老的话的，这么说来，这段恩怨，算是了结了。
吴老临走前留下了一些钱给那个男人，就像当年他放走唐子成的时候，给他一笔钱一样。我亲自送吴老和他的孙女第二天去了机场，重庆当时没有直飞台北的航线，得转机，所以我也不必在国际厅面对那些因为字母发愁。而在送走他们以后，我花了点时间去打听唐子成的下落，依旧无果，直到2008年，我才托黄婆婆把话给带给了他。
而2008年的时候，那位老前辈也去世了。
猎鬼人长篇 第一百四十章 训斥
假如一个普通人，每天奔波在街头巷尾，那么这一天下来，他大概能够遇到1000张完全陌生的脸孔。这1000个人，每个人都和他檫肩而过，不再有交集，甚至不需要在人潮中多留意一眼，哪怕对方是个美女。这么算下来，假设这个人能够活到80岁的话，他总共会邂逅到2900万个陌生人，只不过彼此不知道对付的存在罢了。所以我一直很强调缘分这件事，尽管说起来特别俗气，但是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每两个细微的生命相逢都算是一种缘分。试想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大的亚洲，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大的省份，这么大的城市，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会因为某些事情而相互认识，怎能不说是一种秒到极致的缘分呢？
所以，带着这种对缘分的向往，和无限的尊敬，我要介绍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姓江，论辈分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一辈的，而我总共跟这位江师傅见过两面，值得庆幸的是，他竟然还记得我。
第一次见到江师傅的时候，我18岁。那是1999年的秋天，因为具体月份我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段日子里，我在昆明跟着师傅正在为前不久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而忿忿不平。我甚至曾经幼稚的要求师傅说，师傅啊，你说你都牛逼成这样了，克林顿那熊孩子是个外国人啊，年初不是还闹性丑闻要被弹劾吗，咱们就不能弄他一下吗？师傅虽然也气愤，但是师傅告诉我说，首先来说这么做是绝对错误的，即便今天被炸死的不是许杏虎而是我，也绝对不能用玄术去做一些害人的事情，当然，那小子是挺混蛋的。其次，虽然新闻上没播，但是自从马可波罗把中国的神奇告诉了西方人以后，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开始研究中国的玄术，尤其是祖宗留下的易经。所以你看似那些总统啊什么的，身边跟着的是保镖，可是真正的高人是根本就不用一路随行就能够保护他们。所以相比之下，那些刺杀的狙击手威胁更大。我点头说，师傅说得是，否则当年日本鬼子就打不进来了，直接让中国的师傅们一起咒死他们的天皇不就完了吗？师傅当时跟我说，所以你必须明白，我们这种人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少，中国的玄学不仅包含了祖宗的智慧和实践，还包含了中国人的忍耐和谦逊，为什么科学界会把我们界定为“迷信”？那是因为科学的态度是严谨的，他们会通过无数有理有据的步骤去论证一个结果，而我们玄学则是通过一些来自于经验的手法，去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所以科学和玄学本质上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科学能够说出每一个步骤的理由，却往往忽略或一厢情愿的认为那个结果是对的。而玄学则是知道这个结果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办法解释理由。
当时岁数还小，师傅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