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予“小博士”活动听着好像有些滑稽，却是另一项极富实验小学特色的活动。每年十二月前后，实验小学都会在各个年级举办一场大型奥数考试，而各年级的前几名都会被授予“小博士”的称号并奖励丰厚奖品。奖品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那顶庄严的博士帽。想象着，博士帽戴在头上，一缕金黄色的流苏从耳边垂下。手中的奖状在颁奖舞台的聚光灯下格外耀眼。再看台下一群面带崇拜眼神的同龄人，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
可惜事与愿违。所谓颁奖，就是把考进前十名的一帮孩子集中到一起，往每个人头上扣一只红纸壳一样的锅盖状物件，再往每个人手里塞一打色彩缤纷的本子，合张影然后拍屁股走人。这种待遇，我在实验小学享受了四次之多。
二年级初来乍到，一头雾水，结果首次参加“考博”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还好根基在，实力在，一番努力之后，那些“幻方”、“鸡兔同笼”等还没上学就开始钻研的知识立即就派上了用场。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成功跻身前十，拿到了第一顶博士帽。
不过就在同一年里，我斩获了一件与纸糊的博士帽相比，分量不可同日而语的荣誉：一块金牌。
那次竞赛被称为“四国国际学术评估”，光听名字就像香港那边传来的东西，事后证明果然不假。赛事具体背景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依稀记得是一次同时在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国展开的小学生水平测试。试卷分英语、数学等不同科目，而我报考的是数学。拿到试卷才发现，该考试虽然名头唬人，但难度却不高，与同年级的“小博士”测试相比还要逊上一筹。然而考过试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越简单的考试越难从人群中拔尖。近几年来，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初中开始，我就常常在全班重大的考试中屡屡冒头，却在各种天真无邪的基础测验里落马，实在像极了金庸小说里的“独孤九剑”，当真是敌强我强，敌弱我弱。还好，九岁时的我尚未具有以上的不足，于是在填写“评估”时成功迈过了无数陷阱，看穿了试题中的骗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以满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也成为该考试历史上唯一一位数学满分的三年级学生。与“小博士”奖的几个笔记本相比，“评估”委员会真可以算得上慷慨，从香港空运而来的奖品包括一只鹅蛋大小的金牌和五百元港币。金牌固然手感好，固然美丽，但与现金相比就少了那种魅力四射的气质。发来的信封里装着一张500 港币的钞票，这是我短短九年人生当中的头一笔收入啊。我拿在手里一动不动地欣赏着，生怕稍有不慎一切就会突然消失，空留闹钟的巨响在耳边轰鸣。凝视中，只见港币上，一只威风的雄狮面带微笑望向远方，仿佛在对我低语：我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那一刻的我，想必眼神中会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贪婪……
事实上，在这次带来巨大收益的考试中，数学的气氛并不是很浓。相比之下，我倒是长了很多见识。比如第一次用机读卡作答；比如第一次出现答题时间不够的危机等等。刚考完时我还心有余悸地感叹，心想再也不会遇到这种让人答题时间不足的奇怪现象，孰不知仅短短3年之后，它们就再次“粉墨登场”，成为我中学生活的家常便饭。
突飞猛进（3）
到了四年级时，我身边的数学气氛骤然浓郁了起来，其源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华校。
我初二那年，人大附中举世闻名的华罗庚学校改称“仁华学校”。然而，只要现在的初高中同学提起彼此小时候每个周六赶往的那个共同目的地时，都还是会沿用老称呼：华校。
华罗庚学校有一个门槛很高的统一考试，一场考试下来就能刷掉相当数量的候选人。而即使对考取的学生，校方也并非一视同仁，他们会根据分数档次把各个年级分为1至11 班，成绩越高者进入班级的数字也就越小。不同班级享受不同水平的师资和不同难度的课程。在日后小学升初中的各项指标衡量中，学生在班级的学习履历也会成为重要参考。人大附中无处不在的精英制度，从这个选拔“预备队”的过程中可见一斑。
四年级的我，被分到了11 班。不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也不是因为我实力不足。这个尴尬的分班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毕竟，我在四年级压根就没有参加入学考试；毕竟，考试的当天我人正在香港参加一场英语剧大赛。
总之，第一次面对华校的课堂就是坐在“最差”的班里，在很多人看来恐怕要用“开门黑”形容了。好在我的性格和经历都让我对所谓“最差”没有任何抵触，也好在教我们11 班的数学老师，跟“差”这个字简直完全无缘。
我们的数学老师，人很年轻，又瘦又高，鼻梁上一副清秀的眼镜更衬托出一身的书生气质。来教室的第一天，就见他两手空空，只有兜里揣着一本华校的“思维”教材，即数学课本。走上讲台后，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获得过数学国际奥林匹克金牌的身份。当然那个时候我对IMO（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a ）连个理性的认识都还没有，不过一听说是世界性的奥赛金牌，那比这再高就要冲出地球了，看来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心里对这位老师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敬佩。“眼镜男”也不含糊，上来就用一道让人吐血的试题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敬畏：1234567×1234567=？
当几个带了计算器的同学陆续发现计算结果超出了机器屏幕所能显示的范围之后，全班陷入了一片绝望的安静之中。“眼镜男”扫视了一遍台下束手无策的弟子，撩起袖子背过身，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只见他动笔如飞，眼神飘逸，瞬间便作出了几个等式。15 秒之后，他侧过身，在黑板上一处显眼的地方开始书写了一大串数字。他写完后，回过身，低下头扶了扶眼镜，淡淡地说：“看看对不对？”
当时所有人都被这魔术一般的表演所震撼，整体一副“老师我们崇拜您”的茫然表情，直勾勾盯着老师。也没有人考虑到那句“看看对不对”是多么的不合理，都只顾一个劲寻问速算的诀窍。老师也不避讳，当下便坦白自己在速算方面有着一技之长，于是从速算开始，第一堂课进入了正题。
顺带一提，那个算式的答案是1524155677489 。“眼镜男”用15 秒算出的答案没有任何错误。
就这样，带着对老师的敬仰，我顺利读完了四年级的华校。在“小博士”荣誉的战场上，我凭借从人大附中带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松拿下了第二顶博士帽，并在当时名列年级第三。此时此刻，数学俨然能以“特长”的身份出现在我的简历中了。
突飞猛进（4）
之后一年，就有点一帆风顺的味道了。五年级那个暑假，我考完华校分班测试便和父母一起前往江南游玩。沐浴在吴越水土芬芳而滋润的气息中，不禁有种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的依恋之感。仅此一遭，江南水乡的情结便已深埋我心。行将至末，母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等她讲完话，放下手机后，突然转头看着我，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文文，你进一班了！”
当时我也非常开心，庆幸自己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相应的成功。而且事后得知居然是以华校第十的名次考取了一班，看来自己的确有点实力。不过话又说回来，母亲的开心是不是有点过了头啊？看她摩拳擦掌的兴奋劲儿，简直就像自己考上了一班一样。我当时真是不能理解，大人为什么总是为自己儿女一丁点儿的成就会变得异常激动啊。
可怜的我，虽然也已经11 岁了，却仍对很多事情无比迟钝。现在我终于有些明白了，母亲的一脸幸福不是出自感同身受的快乐，而是因为她看到了我的未来，看到了我更大的成功。五年级的博士帽我也顺利地戴在了头顶。这一次，是以年级并列第一的身份。“小博士”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类似儿童节的仪式存在着：每年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挑战一套益智有趣的题目，而且不像华校的测验那般至关重要，这一天考好考坏都不会对我人生造成什么重大影响，只是考好以后，还会有奖品可拿。
如果说五年级是“顺”，那么六年级用一个字概括恐怕是“背”。首先要从那次军训说起。
据我所知，六年级一开始就组织军训的小学即使在北京也是凤毛麟角。
军训那次，溃疡从我下嘴唇内侧和舌根两处各挖走了一大坨肉，其疼痛可想而知。但万幸的是，我的伤痛刚一加重，军训就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到了尾声。紧接着是睡梦中度过的几个小时的车程，再醒来时，我又一次站在了实验小学门口，只觉得面目曾经无比可憎的学校，如今每一道裂缝、每一片树叶，都显得无比亲切。
随后的夜晚实在让人不愿回忆。回到家先痛快地洗了个澡，接着又吃了两粒牛黄解毒丸。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水，却依旧无法冲淡那钻心的疼痛。疼痛让我无法入睡，12 年的经历在我眼前一一闪过。被褥中我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恨不得把嘴里的器官一个不剩地拆卸下来。想必脱离了母体之后，那些伤口便不会再纠缠不休……
几乎是彻夜未眠的我，带着乌黑的眼圈和浮肿的两腮，硬着头皮奔向了华校。
果不其然，hp 不足30％ 、攻击力和力量均已大幅度下降的我刚考完便觉发挥失常。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被分到了二班。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有悲剧色彩了，怎料祸不单行，在“迎春杯”数学竞赛中，我又一次落马了。
“迎春杯”对于学习奥数的小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作为小学数学竞赛的顶尖赛事，“迎春杯”之于小学的我就如同中高考之于中学生。在申请优秀的初中时，一个实实在在的“迎春杯”一等奖要抵过无数零零散散的奖状和证书。为此，我兢兢业业地学习着奥数。无论在华校、在家里还是在实验小学，心里都念念不忘一件事：必须拿下“迎春杯”一等奖。
当时人大附中的盛名已在京城传开。三年来，每周一次在附中的校园生活我都过得兴高采烈，离开得难舍难分。再加上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中心花园、图书馆，以及那足足有三层楼高、从大锅菜、小炒到马兰拉面和小卖部无所不包的食堂，人大附中在我心目中神一般的地位早早便奠定了下来。直到六年级，我才发现华校成绩＋ “迎春杯”一等奖＋入学考试，其实是敲开神殿大门的标准流程。
然而，也许正是知道“迎春杯”对我未来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之后，我原本一直保持的心如止水的心态就此平添了一层患得患失的顾虑。也没准正是这种顾虑，让我在考试当天只一门心思想着试题，早餐也没注意吃了些什么东西。临考前五分钟，肚子突然发难。我一路小跑去厕所，潦草地解决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考场。然而此时，宝贵的20 分钟已经从身边溜走了。整个比赛也不过个把小时而已。面对着电脑屏幕我一脸茫然，眼看着周围所有人正聚精会神地在草稿纸上飞速演算着，“沙沙”声充斥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无奈，我只好拿起笔，迎接又一个悲剧。
悲剧如期而至。
到这里，小学的数学历程便可告一段落。
执意离开（1）
写一件在我中学六年，乃至目前十八年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高二那年，作为学习英语优秀的学生，我和学校的其他一些同学经常被要求担任翻译、导游，为来访人大附中的外籍教育人员提供语言帮助。而在这些来宾与校领导洽谈重要事宜的场合，我们这些随行学生往往也可以落座旁听，既为应变特殊情况做准备，也可以增长见识。我曾亲身经历了附中与麻省州立大学合作，创立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的历史一刻；我还见到过英国伊顿公学等众多私立名校来宾，对附中赞不绝口的场景；我甚至与来自布什总统母校、美国著名的Philips Andover 私立中学代表团聊过近一个小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这里的学生真不简单”的印象。
上面说到的全都不是“那件事情”。接下来才要进入正题。
有一天我很正常地上着课，突然被一位认识不久的英语老师叫到办公室。我知道这位老师经常在升旗仪式上执行翻译工作，当时就预感“任务来了”。果然没错，老师因为自己有别的工作而分身乏术，灵机一动邀我顶替她为校领导作一阵子翻译。她告诉了我时间和地点，然后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鼓励。我也跃跃欲试，毕竟类似的有趣事件已经有一阵子没经历了。每次我在接触外国友人时不单能满足好奇心，更能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体验。不知这次来的又是何方神圣。
找到“组织”的过程还真是一波三折。在指定地点苦等多时，却一直等不来我要接待的代表团队。我接着找遍了艺术宫、综合楼、图书馆、实验楼等一系列来访外宾常被带去参观的地方，依然连个人影也找寻不到。回到高中楼才听门卫说明真相，原来我走后不久，几位校领导便偕同一伙中西夹杂的陌生人奔电梯而去了。不是我错过了他们出楼的时机，而是他们晚了近半个小时！我连忙赶向七层会议厅。到了地方，立刻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看来不仅来宾不凡，负责与之对话的校领导也是重量级的。我在屋外敲敲门，不久便有一位副校长开门，也没多听我解释原委就将我带进了敞亮的会议室。一张长桌两边分坐着五六个人，其中一方明显是国外来访的宾客，而另一方附中的团队里，竟然包括在学校堪称中流砥柱的书记。大家面前的茶水还都热气腾腾的，看来落座也没有太久。身边的副校长悄悄告诉我，说来访者是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成员，而中间白发飘飘精神抖擞的老者，就是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主席。我愣了一下，心里盘算着美国大学理事会究竟是个啥。接着我在脑子里把每个词翻译了一下，却得到许多诸如University mittee 之类完全引不起记忆的名称，迫于情形，也不容多想了。
接着，书记缓缓开口。我一边听着，一边慢慢明白了这次会议的宗旨，也逐渐意识到这次谈话的分量。附中在企划一场“世界高中名校长论坛”。为了举办顺利，希望从这个“美国大学理事会”得到一些筹备上的帮助，因为据附中所知，“贵组织有一份完整的美国高中名单以及他们的详细资料”。我暗暗想，这理事会真是厉害啊，连如此庞大繁杂的数据都能掌握，果然是值得书记亲自出马与之交谈了。
书记讲完，合上文件夹抬头看着对方，头轻轻一点。那位白发老者会意，微微倾身开始讲话：“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proposal； as you know； the board can offer…”
执意离开（2）
听到这里，我脑子停了一下。Board？What board ？这个停顿持续了秒左右，随后而来的便是如潮水般涌入的恍然大悟。什么美国大学理事会，莫非就是College Board？
明白College Board 为何物的同志就不需要我赘述了；不了解的朋友只需知道，College Board 是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必须使用的一个平台，旗下有一个考试，叫做SAT 。
我强忍激动，把老者的话逐句翻译给书记和副校长。两人看上去颇为满意，于是按照事